王安石与曾巩的散文创作

一、王安石的“补世”、“适用”说与散文创作

(一)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王安石(1021—1086),北宋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人。少而好学,16岁开始随父王益游历南北各地,接触社会现实。他博闻强识、好思多问,注重实际。“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答曾子固书》)。他通晓儒、道、法等诸家文化,尤以儒、法为宗。他不迷信前人旧说,有独立见解和批判精神。他敢于言利,强调理财,认为天道自然,“新故相除”,有唯物主义的思想。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中进士后,在浙江等地任州县官吏,嘉祐三年(1058)自常州移提点江东刑狱,面对北宋积弱积贫的局面,“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提出变法图强的主张,仁宗没有采纳,但王安石的声望由此增高。神宗熙宁二年(1069)由翰林学士升任参知政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开始推行变法主张。从熙宁三年(1070)起,两次做宰相共六年,相继推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均税等法,改革科举,兴办学校,号为“新法”,志在理财、整军、富国、强兵,抑制大地主、大商人的兼并,缓和地主和农民的矛盾,发展生产,增加朝廷收入,加强国防力量,抵制辽夏的侵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所以列宁称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但因新法损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加之用人和新法本身的弊病,形成了变法与反变法、新党与旧党之间长期的激烈斗争。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再次罢相。元祐元年(1086),宋哲宗即位,旧党司马光做宰相,新法完全废除,新党遭受迫害。同年四月,王安石病逝。著有《临川先生文集》等。

(二)“有补于世”、“以适用为本”的散文观

王安石既是政治家,又是著名的文学家,在散文上有突出的成就。他强调文艺服务于社会,注意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他在《上人书》中明确地指出:

且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而已。不适用,非所以为器也。不为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容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

要求文章必须“有补于世”、“以适用为本”,比起韩柳的“志道”、“明道”之说,要明确得多。

对韩柳的文道主张,王安石是不同意的,他说:“韩子尝语人以文矣,曰云云,子厚亦曰云云。疑二子者徒语人以其辞耳,作文之本意,不如是其已也。”只告诉人们注意文辞和技巧,作文的本意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古书上说的“言之不文,行之不远”也不是圣人作文的本来意义。他“尝谓文者,礼教、治政云耳”。认为文章就是推行礼教、政治的工具罢了,特别强调文章的社会作用。

他把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看作器物和外部花纹图案装饰的关系,“以适用为本,以刻镂为容而已”。装饰是要的,但不能摆在前头,“勿先之,其可也”。王安石的文艺主张是积极的,文章内容和社会作用的关系,与他作为一个政治改革家,要把文章作为推行政治改革的工具,是密切相关的。但他把文章等同于礼教、政治的倾向,使文章局限于狭小的适用范围,又主张“不为之容”,有轻视艺术的倾向,就容易使文章成为枯燥说教的政治条文。虽然他的实际创作并不是这样,但作为一种文艺主张是有偏颇的。

(三)议论决断,雄健畅达的散文创作

王安石的散文深受曾巩、欧阳修的影响。他和曾巩是同学,交往密切,感情深挚。他中进士后,曾巩多次上书欧阳修,称道王安石的文章。曾巩在《与王介甫第一书》中说,至金陵见欧阳先生,“欧公悉见足下之文,爱叹诵写,不胜其勤”,“欧公甚欲一见足下,能作一来计否?”当时王安石正学习仿效孟子和韩愈的文章,曾巩在信中又转达欧阳修的意见:“欧公更欲足下少开廓其文,勿用造语及模拟前人,请相度示及。欧云:‘孟、韩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此后,欧阳修对王安石多次奖掖提拔。王安石对这些前辈也是衷心仰慕,曾在《上欧阳永叔书》中说:“某以不肖,愿趋走于先生长者之门久矣。初以疵贱不能自通,阁下亲屈势位之尊,忘名德之可以加人,而乐与之为善”。“蒙恩不弃,知遇特深”。“推奖存抚,甚非后进所当得于先生大人之门,以愧以恐,何可以言也”。自以为“非欧公无足以知我者”(曾巩《上欧阳舍人书》)。因此,他的文章自然受到欧阳修和曾巩的影响。但是,他一方面效法韩文,另一方面又学习爱慕扬雄的文章,“千古雄文造圣真,眇然幽思入无伦”(《咏扬雄》)。刘熙载又说他:“介甫文似兼荀、扬。荀,好为其矫;扬,好为其难”(《艺概·文概》)。因此,王安石文章兼有韩、欧、荀、扬的特点,曲折畅达而又刚劲廉悍,或称之为“笔力简而健”,“瘦硬通神”(《艺概·文概》)。

1.政论

王安石的散文,以政论文成就最大,且都是为他的变法斗争服务的,有强烈的现实性。作为一个政治改革家,对当时社会问题有深入的了解,见识高超,深信变法事业的正确性和必要性,态度坚定、敢说敢做、无所畏惧,因而说理透辟、明达条畅、议论决断、气势雄健。嘉祐五年(1060)写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就是表达其变法主张的典范作品。文章一开始就指出,当今天下财力困穷,风俗衰坏,志士忧心,恐天下不能长治久安,其根源“患不在法度”。要“改易更革”天下的政治,使它合乎先王治国的精神,又患在“天下人才之不足”。于是文章集中论述培养人才是实现变法的关键。“当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又说,人才之不足,是“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怎样培养造就人才?作者提出“教之、养之、取之、任之”都必须有正确的方针。后文分别一一论述,引证历史和当今对比,多用反诘句引起转折,抨击时弊与改革主张贯穿在一起,善于从复杂的现象中抓住主要问题,结合实际,综合分析,论述精辟,语言简洁,有很强的说服力。

“万言书”未被宋仁宗采纳。宋神宗即位,改元熙宁,不满国势衰弱的现状,颇有振作之意。早闻王安石盛名,四月下诏命王安石越次入对,王安石上《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分析形势,指陈时弊,说明变法的必要。第二年,王安石由翰林学士升任参知政事,开始变法。这篇文章,前半篇就宋朝百年无事的历史,不免照例的歌功颂德,后半篇才是文章的中心所在,对造成社会危机的弊端进行揭露分析,指出宋朝“累世循末俗之弊”,无亲友大臣议论批评,君主不能像古代大有为之君,与学士大夫论先王之法,“一切因此任自然之理势”不予关心:

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名资历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于考绩,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

接下来又从农民、士兵、宫廷警卫、皇帝宗室,以及财政管理诸方面揭露社会的衰病和严重危机,说明“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变法之急,迫于眉睫。分析深刻,切中时弊,文中多用对偶排比,骈散并用,平易疏畅而又有气势。神宗即位的第二年(1068),王安石又写了一篇《进戒疏》,劝勉神宗节制耳目声色之欲,“自爱以成德,而自强以赴功”,立志政治改革,挽救国家的颓势,表现出王安石锐意变法的满腔热忱及对宋神宗的殷切希望。这篇文章先从正面说理:

盖以谓不淫耳目于声色玩好之物,然后能精于用志。能精于用志,然后能明于见理;能明于见理,然后能知人。能知人,然后佞人可得而远,忠臣良士与有道之君子,类进于时,有以自竭,则法度之行,风俗之成,甚易也。

接着又从反面说,人主若不能趁早节制耳目的嗜欲,“至于过差以乱其心之所思,则用志不精。用志不精,则见理不明。见理不明,则邪说波行,必窥间乘殆而作。”这都是运用顶真的连锁句式,层层深入、铿锵有力、一气贯注,与荀子的许多政论散文的语言风格极为相似。刘熙载说王安石的文章像荀子,除了常引三代明君、古圣先贤之典故作论据展开论证,说理绵密之外,其语言风格由此可见。

2.书信

王安石在神宗的支持下,努力改革政治,推行新法,引起了大官僚大地主保守派的强烈反对。熙宁三年(1070),右谏议大夫司马光写了一篇长达3000多字的《与王介甫书》,对新法进行诋毁指责。王安石针锋相对,写了《答司马谏议书》,一一进行驳斥。

在这篇有名的书信体政论文中,王安石对司马光数千言的书信着重于名实,抓住攻击的要害,概括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用叙事和驳论相结合的手法,逐一加以反击:

受命于人主,议法度而修之于朝廷,以授之于有司,不为侵官;举先王之政,以兴利除弊,不为生事;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辟邪说,难壬人,不为拒谏。

以高度的概括力,只用几十个字,就回答了数千言的指责,说理充分、理直气壮、无懈可击,充分显示出王安石政论文简洁有力、廉悍刚劲的特色。刘熙载说:“半山文善用揭过法,只下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是何简贵!”(《艺概·文概》)评论非常中肯。说到“怨诽之多”,用“则固前知其如此也”一句稍加顿挫,然后又以“人习于苟且非一日”,又加提起,指出:“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为善。上乃欲变此,而某不量敌之众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则众何为而不汹汹然?”言辞激切,表现出王安石对变法坚定不移、勇敢无畏的气概!

3.杂感

政论文之外,王安石还写了一些杂感短文,如《读孟尝君传》、《读柳宗元传》、《书刺客传后》和《孔子世家议》等,而以《读孟尝君传》最为人称诵。这是读《史记·孟尝君列传》的读后感,独出己见,一反“孟尝君能得士”的定论。首句交代事实,揭出敌论:“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士以故归之,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然后加以辩驳,“嗟呼!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岂足以言得士?”以慨叹之笔从根本上指出,孟尝君不过是鸡鸣狗盗的首领,谈不上得士,突破一般世俗对孟尝君的看法。再使用“擅齐之强,得一士焉”的假设论证,先交代两个假设条件,然后推论结果,“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从反面说明,充实首句的论断。接着笔锋一转,写“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此士之所以不至也”。说明孟尝君不能得士的原因,彻底否定“得士”的定论。全文90个字,除去揭示论题的文字,只有3句,60多个字就把千古的定论彻底推翻,表现出王安石不同凡俗的高超见解。文章转折变化,简洁有力。这篇短文,看起来是在论史,实际上是阐明政治家王安石对士的看法和要求标准。所谓士,必须要能有经邦治世、富国强兵之才,作者正是以此自负的,这与他的变法主张造就人才、选择人才,是相联系的。

王安石还有一篇短文《伤仲永》,影响颇大。此文通过“神童”方仲永5岁能诗,邑人奇之,“以钱币乞之”。其父“利其然”,“日扳仲永环谒于邑人,不使学”,最后成为庸才的事例,说明先天的聪明禀赋不可久恃,关键在于后天教育、勤学、培养。从一小事引出一个带有普遍教育意义的哲理。劝学之意,婉转切至;精深之议,发人省思。

4.游记

在王安石的杂记文中,《游褒禅山记》是一篇独具特色的文章。名曰游记,并不重在记事、记游,更不在于描写景物,而是通过游记的形式,发表议论,寄寓自己的哲理思考。作者首先把华山后洞的景物和自己游历的实际感受,加以高度概括:“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然后,以此为依据,把记游和进行推理结合起来,阐述自己的感慨和见解:“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要到达“险远”之地去领略“非常之观”,只有具备“志”、“力”、“物”三方面的条件,而又能“尽吾志”以赴的人才能做到。主客观结合,特别强调主观努力的重要性。最后又就“仆碑”,古书不存,世传其谬,提出“深见而慎取之”的主张。王安石的这番理论主张具有辩证法的思想,无论治学、从政和做其他任何事情,都具有普遍的意义。他的立身行事,实践了这些理论主张,研究学问态度严谨,不盲从旧说敢于创新;主持变法,不恤人言、不怕反对,不顾个人得失,坚定不移。文章记叙和议论结合,记叙为议论服务,记叙的选材和详略紧紧围绕议论中心,笔法简洁、婉转有力。

5.碑志

王安石的碑志有100多篇,态度严肃认真,不作谀墓之文。他曾撰《永安县太君蒋氏墓志铭》,如实称述钱公辅之母。钱公辅对其母的志文不满意,写信给王安石,要求增加以下内容:他“得甲科为通判,通判之署,有池台竹林之胜”,母有七孙等。王安石即致书答复:“鄙文自有意义,不可改也。”如不合意,“宜以见还,而求能如足下意者为之耳”,即另请高明。可见,王安石守道不阿,不迎合世俗,性情耿介而自有识见。从文章来说,也可看出他对文章是讲求简峻和法度的。这同欧阳修的思想作风是一致的。欧阳修主张“事信言文”,不虚美,不隐恶,所写墓志,重在为人大节,意深言简。如他写的《尹师鲁墓志》,有人不懂,妄加非议,欧阳修就写了一篇《论尹师鲁墓志》论述自己的写作意图,给批评者以反驳。

“文如其人”。王安石的散文体现出刚劲峭拔、雄健奇崛的风格,这同他的个性特征,以及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思想作风是紧紧相连的,所以有人称他的文章是“政治家之文”。

二、曾巩的“先道后文”说与散文创作

(一)家世为儒,以儒学为宗

曾巩(1019—1083),北宋散文家。字子固,建昌南丰(今江西南丰)人,世称南丰先生。出身于世代官宦之家,他“家世为儒”,从小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自幼聪敏过人,12岁为文,援笔立就,“未冠,名动四方”,十六七岁,“窥六经之言与古今文章”。18岁赴京考试不得,从此师事欧阳修,立身行事,治学为文,都以之为榜样。但他功名困顿,仕途上很不得意,直到39岁始中进士,步入仕途。熙宁二年(1069),50岁的曾巩,请求外放,做地方官十年,关心民生,政绩卓著。此后,修编国史,擢中书舍人,65岁病逝于江宁,谥号“文定”,世称“曾文定公”。

曾巩早年,奔走四方,操劳公事,又料理繁重的家务,在“力疲意耗,而又多疾”的情况下,“得些闲时,挟书以学”。对于文章,以不能“追古今之作者为并”,很不满足。他一方面“劳心困形,以役于事”,另一方面又安处“卑巷穷庐,冗衣砻饭,芑苋之羹”的生活(《学舍记》),孜孜不倦地学习追求,他终于在文学上取得杰出的成就。

曾巩以儒家思想为立身行事的根本,“得其时则行,守深山长谷而不出者,非也;不得其时,则正仆仆然求行其道者,亦非也”(《南轩记》)。这就是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思想抱负。因此,他讲求道德修养,关心天下大事,以“经世致用”为己任。对于当时宋王朝积贫积弱的状况,有清醒的认识。他曾多次上书朝廷,指陈时弊。如他在《熙宁转对疏》中说:“今之天下,则风俗日以薄恶,纪纲日以弛坏,百司庶务,一切文具而已。内外之任,则不足于人材;公私之计,则不足于食货;近则不能不以盗贼为虑,远则不能不以夷狄为忧。海内智谋之士,常恐天下之势不得以久安也。”这些看法与王安石基本相同。早年,他上书欧阳修言当世之急;王安石变法,他“推行有方,民用不扰”(曾肇《行状》)。他的治国的政治理论,强调“先王之道”,但又要随时适变,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使不乎失先王之意而已”(《战国策目录序》),这与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开头所说的,当今之弊“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谓当法其意而已”,“变更天下之弊法,以趋先王之意”的观点亦基本一致。

元丰六年(1083)四月,曾巩卒于江宁府(今南京一带)。著有《元丰类稿》等。

(二)“先道后文”的散文观

曾巩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很深,特别重视儒家的道统。他认为文章既要顺应时代变化,又要用“道”来确立基本原则。他仰慕欧阳修,但在文学上比欧阳修更强调“道”的作用:“道者,所以立本也”,“蓄道德而能文章”(《寄欧阳舍人书》)。他在《答李沿书》中又提出:

夫道之大归非他,欲其得诸心,充诸身,扩而被之国家天下而已,非汲汲乎辞也。其所以不已乎辞者,非得已也。

即“道”是作者“得”之于心,充实于身,而扩大到对“天下国家”大事的思考与关怀,不在乎文辞的妍媸上。他讲的“道”,偏重儒家的“本原六经”,自然偏重道德修养。他在《与王向书》中,说他喜爱吕黄公、黄曦的文章,是因为他们“惟强于自立,使可爱者,非特文词而已”。在《回傅权书》中说:“足下之材,可谓特出,自强不已,则道德之归,其孰可御?”更强调了作家思想品德之重要。

欧阳修在《代人为王枢密求先人集序》中提出了“事信,载大,言文”的主张,曾巩则从史传文学的角度加以发挥:“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南齐书>目录序》)意谓“道”要“适天下之用”,其“智”才能“通难知之意”,其“文”才能“发难显之情”,“道”先而“文”后,文章才能“可得而称”。正是这种“先道德而后辞章”的观点,曾巩与唐宋八大家的其他七位相比,更重“道”而不很讲求文采,这是他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结果。

(三)纡徐不繁、简奥不晦的散文创作

在散文创作上,曾巩继承了欧阳修“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与张秀才第二书》)的主张,他虽不讲求文采,文章却写得纡徐委备,自然淳朴,自成一家。

1.杂记

《墨池记》是他的代表性作品。此文通过记述王羲之苦练书法的传统故事,以勉励学生努力学习,“深造道德”。王羲之临池学书的墨池,除临川一处,传说还有浙江会稽、永嘉,江西庐山等地,因此文章介绍临川池的地理位置之后,就用疑问句式顿住:“此为其故迹,岂信然邪?”接着说王羲之不能勉强做官的时候,曾遍游名山大川,寄情山水之间,然后将笔一转:“岂有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邪?”对王羲之纵情游浪中是否曾来临川休息过,又用一疑问句表示出商询的口吻,言有余意,让人们去思考。再由叙事转入议论,是本文的中心所在。王羲之的书法到晚年之所以达到精妙的程度,“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是用毕生精力取得的,不是天然生成的。后世不能赶上他的人,“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一句一个转折,一唱三叹,而殷勤之意令人深思。最后,推述杭州州学教授王盛请他作《墨池记》的用意,“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如何哉?”又用三个疑问句式,委婉曲折地就王盛请他作记的用意再深入议论,进一步勉励学生勤读苦学,学习“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流芳后世。全文以师长口气说出,含蓄简洁、层层转折、连连设问、纡徐委备,同欧阳修的文风完全一样。

2.书序

《寄欧阳舍人书》是曾巩对欧阳修表示感谢的一封书信,感谢他为其曾祖父曾致尧撰墓志铭文。文章不作一般的浮泛颂扬,而是从墓志铭文的“警劝之道”为议论中心,先说写铭文的意义,“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接着说后世写铭文的坏风气,不分善恶,一味褒扬,从反面说明请托铭文作者的重要,“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然后又正面说最适合的铭文作者是文德兼备的人,“非蓄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而这样的人世所少有,也许几十年,一二百年才有一个,可见碑铭流传的困难。到此,转入对欧阳修表示谢忱,推崇其文章道德“固所谓数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说明欧阳修所写的这篇墓志公正,将以流传后世,劝诫子孙,并表示出深切的感激与报答之情。此文写得实实在在、层层推进、千回百转、情真意切。刘熙载说:“昌黎文意思来得硬直,欧、曾来得柔婉。硬直见本领,柔婉正复见涵养也。”(《艺概·文概》)沈德潜说:“逐层牵引,如春蚕吐丝,春山吐云,不使人览而易尽。”(《评注唐宋八家古文》)

曾巩比欧阳修更重视儒道,他的文章学术原本于六经,因此他的文章在纡徐委备之外,还另有一种温文尔雅、雍容醇厚的风格。论事说理没有韩文的气盛言壮,没有欧文的激切言词,也没有王安石的斩钉截铁,而是从容不迫、冲淡平和地阐明自己的见解和主张。例如《战国策目录序》对刘向《战国策序》中论及该书和谋士的观点,提出批评的意见。文章先引出刘向的观点:“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谋诈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欲抑先扬,肯定“其说既美矣”,说他有高明见解。然后笔锋一转,对他所说的“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提出批评,说他“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以下,作者从儒家的道德出发,着重对“笃于自信”进行具体阐述,认为孔孟“独明先王之道”,能根据自己生活的时代和形势变化,制定政治制度,“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他“可谓不惑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而战国游士就不是这样,“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给后代造成大祸,“而俗犹莫之悟也”,即“不笃于自信”。这里,曾巩表面上说孔孟,说游士,实际上是批评刘向对战国谋士的看法。同时,他认为“禁邪说”不能采取“灭其籍”的办法,应该“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和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从”与“不可为”,然后再加以禁止,引为鉴戒。最后特别指出《战国策》一书上接《春秋》,下止于楚汉建立,在前后250年之内,记载了战国纵横家的行踪和事迹,实在是不应废弃。可以看出,曾巩虽然以儒家之道为治国根本原则,但又主张治国的具体措施的“法”可以“因时适变,不必尽同”,“道以立本,不可不一”。虽然尊重儒道,但又不主张废弃记纵横之说的《战国策》,而肯定它的历史价值。全文分析说理,委婉曲折、简约峻洁而又温雅平正。

3.叙事

曾巩的叙事文还有一个特点:周详完备。如《越州赵公救灾记》,记赵林在杭州、越州做地方官时的救灾情况,实是一篇救灾经验总结。文章写得琐细。赵公到吴、越救灾,先向下层了解灾情:“灾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者几人?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指令各县按照这个详细调查提纲,分别用书面上报。然后根据调查,采取救灾的具体措施,如发救济粮、平价售粮、以工代赈等。又记粮从何来,富人所输和僧道士之余羡者多少,又记发放粮食的办法,官员担任救灾事务的安排,设置机构、处理疾病医药,以及安葬死者,等等。本文所记救灾事情,琐细复杂,数据又多,却写得详而不乱、有主有次、重点突出、大小相宜、井井有条,不仅表现了赵公精明干练的政治才能,爱民仁德,而且记载详赡,可以给人以真实感,总结的救灾经验便于推广。

曾巩的散文,“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宋史·曾巩传》),对明清的古文作家影响很大。明代唐宋派代表作家王慎中,“为文初主秦汉,谓东京下无可取。已悟欧、曾作文之法,乃尽焚旧作,一意师仿,尤得力于曾巩”(《明史·文苑传》)。归有光也是“远宗乎司马,近迹乎欧曾”。清代桐城派的方苞乃“摹仿欧曾,明于呼应顿挫之法,以空议相演。又叙事贵简,或本末不具,舍事实而就空文,桐城文士多宗之”。他们以曾巩文章为学习的榜样,一是因为曾文明白晓畅,易学易行,通过学曾可以进而学习欧阳修和唐初诸大家;二是曾巩文章原本于六经,强调儒家之道,符合他们“文以贯道”的要求。欧阳修的“事信言文”,曾巩发挥而为“蓄道德而能文章”,又是桐城派方苞“义法”说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