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创造以来，哲学家无不在追求绝对自由的人生观。从逍遥游到道德经、从庄周蝴蝶到鲲鹏之大。庄子自己独特的思维模式潜移默化的教导我们改变生活、学习无用的技能。把身体向着生命还原、把生命向着自然还原。让空无来为、让空无在自然中活化。
无用之为无用，乃是以无为用，是让无来用，去打开空隙与空间，保持“之间”的间隔，并且梦想一种虚托邦的可能性；无用之为无用，乃是让自己被用，也是备用—准备着被某种未知的力量所用，这个力量来自于自然性的激活，是让自然来为。
只有彻底把自己变得“无用”，才可能走向“大用”，但这个“大用”并非辩证法的简单反转，从而成为计谋和策略的狡计，中国文化并没有摆脱这个狡猾的支配，无论从军事辩证法还是政治历史，本文的写作以及重新解读对此构成内在的艰难解构。
“无用的解释学”并非走向有用，而是保持在无用之中，让那“不可能”的余地还有着“可能”发生的余地。
研究庄子，就是回到庄子对生命的原初经验，中国人最初如何经验生命和世界之间的关系，生命本身是如何得到经验的，只要是人就有生老病死的经验，但是庄子面对的是生命的“元—现象”，或者说“本根”，归根意义上的元-现象，这是庄子对生命的疾病，不完全，以及与自然关系的独特经验。庄子以三言书写的元-语言，不是超越语言的语言，而是以最为贴切的方式贴近那个原初生命的经验，比如老子为何以道和德，根与静，恍惚与玄之又玄等等来言说生命和世界，为何是如此的语词，以及“道生一，一生二”等等的句法？为何是“生”而不是西方的“存在”？元-语言以什么方式为生命经验打开一个可能的异域空间，寻求拯救或者救治等等的可能性？
庄子是如何打开一个异质空间的？这是逍遥游和无何有之所指向的“虚托邦”，而非仅仅是“异托邦”，这个虚化在于打开庖丁解牛中那个余地的空隙，都有待于通过庖丁解牛的具体解释来指明其“无用性”：这些有待于打开的空隙事先并不存在，而是有待于在未来打开，不可能被现在所用，一直保持为无用，保持为“虚待”；“无用的解释学”在虚托邦的意义上，也是“虚待的解释学”与“虚化的解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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