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无前例”的岁月

忽如一夜突来的暴风骤雨，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席卷了全国各地。作为一名跟随党历经千辛万苦的磨难、一路走来的老战士、老党员，对此，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更没有想到的是，这竟是我人生历程中所经历的又一次“史无前例”的历练。

上世纪60年代的全家福

“文化大革命”是由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他的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当时看，他的动机是好的，那时又正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变质了，叫作“修正主义”，是赫鲁晓夫搞的那一套。我记得毛泽东同志曾说：“苏联出了个赫鲁晓夫，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

多少年来，我们这些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党员，一直对党、对毛主席是无限忠诚的，从来都是只有服从，未有任何怀疑。

基于这种思想，我们对上级的指示是坚决执行的。何况，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个人也是无能为力的。如“三反五反”的扩大化，“反右斗争”的扩大化，当时都是非常明显的，在这两个运动中要订指标，规定每个单位一定要有××个“大老虎、中老虎、小老虎”，百分之几的大右派，这本身就是非常错误的，完全脱离实际的。还有农村的“四清”、城市的“五反”，一直到党支部都要批判，而且提出，主要批判一把手——党委书记。

共产党员按党章办事，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这在当时，是党的最高纪律。话又说回来，你就是百分之百地看得非常正确的问题，提出来后，不但得不到支持，相反自己还要受到批判以致处分。

尽管这样，“文革”一开始我还是坚决拥护的。原因有这么几点：一是参加革命34年来，对党、对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是坚信不疑的；二是看到苏联社会主义的变质，看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颠覆活动，内心深处有着一种危机感；三是看到一些党员干部的腐败现象，觉得国家确实是有变质的危险性的。所以坚决拥护，认真执行。

1966年7-8月，全国各文教团体、机关、事业单位，特别是所有的大、中、小学校全部停课，当时叫“停课闹革命”。

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

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决定停止陆定一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撤销彭真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职务，撤销陆定一中宣部部长职务，并重新设立了“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后来，这个“文革小组”，实际上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代表机构，一切重大行动的命令和指示，都是以“中央文革小组”名义发布的。

此后，全国范围内无政府主义开始泛滥：机关工作基本瘫痪，基层党组织和党员也停止了活动；“造反派”随便抄家，打、砸、抢现象处处不禁不止；工厂也停工不生产了，特别是高等院校，党、政领导干部和教师，不少人受到批斗。

“踢开党委闹革命”成为那个时期的形象写照。

南京首先从南京大学开始，校长、书记几乎全部被打倒，有的还被抓去关押，进行批斗。我在1966年11月前，还比较平静。原因有三：一是我平时与学生、青年教职工的交流与沟通多，关系较好；二是从工作到生活方面，没有犯过什么错误；三是作为一名经历过红军长征的老同志，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人们的尊重。所以，一些试图“造反”的人，找不到什么理由来批斗我。

从1966年3-4月起批“三家村”，再到批“海瑞罢官”，起初，学校只是少数人写些批判文章，而教学和其他工作都还能正常进行。那时，我还单纯地认为，这场运动对学校而言，只是组织开展批判学术界、文艺界出现的错误，我们大家则是通过文件的学习，提高认识而已。

可是，到了8-9月，情况发生了变化，“红卫兵”组织遍及全国并到处串连。这时，我院也出现了大批的大字报，批党委对运动领导不力，提出要揪斗干部和教师。

斗争的矛头首先指向了学院政治部副主任魏瑞芳同志。这时，院党委实际已经瘫痪，无法开展工作了。“造反派”们对我个人还较客气，没有批判，但已开始在找岔子了。如要我下命令，叫魏瑞芳“劳动改造”。这时，我还是理直气壮地讲法制：“劳动改造属刑事犯罪，要经过法院宣判后才能做的。你们随便乱斗是违法的……”

“红卫兵”组织的头头们说：“什么法律不法律，过去‘一切权力归农会’，现在，一切权力归红卫兵。”我说：“内战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农民起来闹革命，成立农民协会，是毛主席提出的‘一切权力归农会’。那时，农会在农村是属于政权性质的。红卫兵不是政权组织，而是群众组织，如果一切权力归红卫兵，那把人民政府和党的组织放在什么位置？”

对于这些道理，他们根本听不进去，其中有几个人说：“不要和他啰嗦，他不管，我们自己干。”

当天下午，一部分红卫兵就把魏瑞芳带出去，并且在脖子上挂了两只鞋子，在校区内游街示众。第二天，就强迫魏瑞芳连续数天“劳动改造”。

不久，从北京邮电学院来了十几名学生，提出要“请党委书记开座谈会”，组织围攻我。他们在办公楼二楼的一个小房里，围着质问我：“你为什么不叫魏瑞芳劳动改造？”

这时，我院的教职员工和青年学生中，因为对问题的不同看法，开始形成了两个派别。除了起来“造反”的一派外，另一派是反对乱批斗干部、乱“打砸抢”的，这部分人数比较多。当时，就有几个人站出来批评他们说：“你们是北京邮电学院的，没有任何权利来干涉我院的‘文化大革命’，请你们立即离开，否则就不客气！”

那十几个人看到情况对他们不利，当晚就离开南京，转到了重庆邮电学院，批斗重邮的党委副书记方刚同志。谁知，方刚同志因受不了侮辱，第二天就从二楼跳下，当场死亡。

这段时间，学校虽已全部自动停课，党政各级组织都已停止工作，但“造反派”们对我还找不到理由批斗。到了11-12月间，全国各地出现了抢档案的风潮，除国务院本部、党中央机关极少数单位外，各级机关、基层单位的机密档案都被抄抢。

为确保国家机密文件的安全，我们组织几位同志把党中央、邮电部、省委文件以及学院的人事档案材料紧急送到南京空军司令部保管，认为解放军较安全。

动乱的年代1

不料，少数几个别有用心的“造反派”却借此机会闹了起来。他们组织人员，一是要砸开党委的机密保险柜，二是要抢走存放在空军司令部的档案材料。一时间，学院内贴满大字报，说我是盗窃国家机密的“现行反革命”，逼着我命令机要室管机密保险柜的同志交出钥匙。就这样，一直围攻了我两天三夜，被我拒绝。

面对这种越来越无法控制的局面，一部分反对这种打、砸、抢，乱抄家等不法行为的教师、干部、职工和学生们站了出来，他们也自发地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因他们当时佩戴的袖章是在红布上印着黑色字体，故被称作“黑字兵”。

应该说，这部分教职工和同学们，是真正维护党中央、国务院的威信，因他们觉察到，党和国家的机密一旦被抢走，造成的损失将是无法估量的。

一天晚上约12时，有十几个人把我推到档案室门口，用大铁锤砸门，企图将责任嫁祸于我。这时，那些老师、职工和同学们担心混在“造反派”中的坏人对我下毒手，便派出几十个人，冲上楼来把我抢走。

记得那天晚上天下着大雨，几位普通的工人，如金玉良、陆殿良、吴起亮、杨金根、赵兴平等都是水电工、炊事员，也赶到了现场。我平时和这些工人同志的关系比较密切，他们对我也很关心。他们一方面发动部分教师、干部、学生和那些砸档案室的“造反派”们进行辩论，同时，组织人把我和学院另一位领导设法带出南京，准备前去上海华东局，请求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和帮助。

当晚，我们从市区步行走到栖霞山，后又冒着倾盆大雨由栖霞前往镇江，几经周折到了上海。这时，华东局负责人早已被“造反派”软禁，接待站也已被“造反派”抢占，组织是找不到了。没办法，只好找了个最小的、最偏僻的旅馆住下，一个房间只能住两个人，白天不能出门，在那住了约一个星期，什么消息也不知。

有一天，王绍南同志（是个青年教师）说：“你们在此等着，千万不要出门，以防意外。我先回南京了解一下情况再来。”哪知，他一回到南京，就被“造反派”抓住了。没办法，他只好如实说，但要求他们保证不伤害我，就告诉他们我的住处。当时“造反派”们答应得很好。

有一天半夜，忽然听楼下传来一阵阵砸门声，我觉得不对劲，起来坐在床上。这时，冲进来五六个人，他们把我从床上揪起来，押到了火车站。

动乱的年代2

回到南京下关火车站，一下火车，就有十几个人拿出一块写着“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的黑板，挂在我的脖子上。一进学院，就在小礼堂开批斗大会。小礼堂里里外外全是人，批斗完后，随即就把我关在办公楼三楼他们私设的“监狱”里。

在这个关押的地方，我每晚上只能在一张长条桌子上睡觉，周围有十来个人围着，楼上、楼下每一道门都有两个戴红袖章的“造反派”把守，上厕所都得随身跟两个“造反派”。白天批斗，晚上要我交待，吃饭由他们从食堂送来，一关就是八个多月，每天至少批斗八九次，每次一个小时左右，在批斗的过程中，一直被压弯着腰，甚至下跪。

当时，我母亲已是96岁高龄的老人。我是独子，自从参加红军长征后，就与家里失去了联系。在那样艰苦的年代里，她老人家以为我死了，每逢过年、过节都烧香，非常疼爱我。这八个月里，她看不见我，日夜想念我，我老伴又不敢把真实情况告诉她，怕老人家承受不了，只好说我在外开会，工作很忙，等等。

夺权席卷各地，我们学院也无法幸免，就连食堂管伙食的管理员都被夺了权，十几个正式共产党员被他们宣布“开除党籍”。大部分教师、中层以上的党员干部也受到批斗，说他们是黑帮，我是他们的总后台。

运动很快也波及到了我的家庭。“造反派”们对我的夫人和子女也不放过，称为“黑五类”。我的夫人王炳因身体原因，早在60年代初就已经正式办理了离职手续在家休养，这时也被关押起来，挂牌批斗；大儿子被逼得无法在家待，逃至山西农村的姥姥家住了几个月；小儿子半夜外出在校园内寻找我时，竟被造反派围住打耳光辱骂；就连当时还在上小学的二女儿和小女儿，也被打骂得不敢走出家门。

就在我承受着无端的精神与肉体上的折磨与屈辱时，又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由于北京邮电学院的“造反派”在查抄邮电部档案室的过程中，发现了我在1961年3月的全国邮电教育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便说我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急先锋。

事情经过是这样的：1961年3月，邮电部在北京小西天召开全国邮电教育工作会议，我是会议的小组长。会议起草了一份《会议记要》发往各院校，作为本年的工作计划安排。那时发的会议记要，一般有个前言，这个前言文稿的开头讲，“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

在小组会上，我对此提法深感不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也没敢讲是错误的。我的原话说：“提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不妥，因毛泽东思想还要发展的。毛主席不是发展了马列主义么？如果说到了顶峰，那就不能再发展了。”当时，我还举例说，我们的登山队上到喜马拉雅山最高峰把国旗一插，就不能再上去了，因到了顶了，就要往回走。

我的意思是，写毛泽东思想是当代伟大的马列主义比较好。这些话，当时会议的记录都全文记下了。

那时各种正式会议记录文件都要存入档案室的。这个《会议纪要》被抄出后，一小部分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不明真相、不懂革命历史的青年，借机煽动，一夜之间，全院铺天盖地贴满了大字报：什么“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急先锋”“大叛徒”“现行反革命”“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推行者”“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总后台”“假党员”等等。

就这样，从1966年12月起，连续数月，造反派们采取轮换“战术”对我进行折磨。每天早晨7点，就命令我参加“劳改”，而批斗会则常常一直持续到深夜12点，才让休息。

开始一段时间，我很不习惯。尤其是被强制连续弯腰、甚至下跪一个多小时后，双手、两腿都发麻，走路都困难，每天至少要被批斗十一二场，也就是十一二个小时，几天下来，手指、脚都发肿。思想不通，抵触情绪也很大，叫弯腰不弯，叫下跪硬是不跪，并当场顶撞说：“我是共产党员，从来不向敌人低头的。”几个人就用双手在我脑袋后拼死命地往下按压，用脚踢我的腰。就是这样，我还是死不弯腰。开始我讲没有罪，后来想，这样硬顶也不是办法，向毛主席低头请罪不是向你们一伙坏蛋低头。

这段时期，社会上已经有不少老同志因受不了这种屈辱而自杀。当时，“造反派”既怕我自杀又怕我逃跑，所以，看守得特别严，每次批斗会前后，至少有四个人专门看押我。

动乱的年代3

一段时间下来，我的心里反倒坦然起来。心想，参加革命30多年来，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次过草地等等，无论在什么样艰难困苦的场合，我始终是忠于党和忠于人民的，对毛主席是无限崇拜的，没有做过任何亏心事。

当然，在工作中有缺点是难免的，但我工作是积极认真负责的，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我立过功，得过奖，受过表扬。同时，也想到我96岁高龄、最可爱的老母亲，我的老伴和六个都还在上中、小学的孩子们。而且，我绝对相信毛主席，相信党。35年来，我对党，对人民是问心无愧的，我怕什么，所以我倒要看看，这个“文化大革命”以后到底是怎么一种结果。

当时，我看出来，这个运动在短时期内是停不下来了，长期下去，没有一个健壮的身体是很难支撑的。所以，决心想办法锻炼身体。

看守我的都是青年学生，他们一般都在夜间12时左右睡觉，早晨八九点钟才醒过来。楼内所有的门都有人把守，我想出门到外面去锻炼，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只能趁着天刚亮他们还在睡觉的时候起床，独自在楼内行走，来回跑步，打太极拳等。

有天早上，一个“造反派”不知怎么突然早醒了，一看我不在房间里，以为我逃跑了，立刻就大声喊叫起来：“大家快起来，‘反革命分子’秦××逃跑了！”

他们听到喊叫声后跑出来一看，我正在走廊里打太极拳，上来就是几个耳光，边打边骂说：“你他妈的嚣张！”我说：“干革命要有个健康的身体，不锻炼怎么行呢？”他们对我又是几个耳光，说：“你他妈的反革命，还要锻炼身体？”紧跟着，两个“造反派”上来就把我的双手反背后举起，逼着我低着头弯着腰（当时这种姿势叫“坐喷气式飞机”）押回房间，硬卡着我的头跪下，大声吼叫：“你他妈的想干什么？”我说：“没有别的什么，就是锻炼锻炼身体，因平时每天锻炼习惯了。”

看着眼前这些年轻的孩子们已经被扭曲了的人性，我心里很难过，也很着急。又过了五六天，我真诚地出于爱护青年的目的，对看押我的几位同学说：“同学们，我们谈谈心好么？”

回答说：“你他妈的反革命分子，大叛徒，有什么资格和我们谈心。”我说：“毛主席、周总理都亲自和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将领谈话，还亲自听取他们的意见，许多高级将官还被请到我们的军事学院任教员，我们之间怎么不可以谈谈心？”

说起这些，他们不理睬我，有的抽香烟，有的闭眼睡觉。我继续说：“我完全理解你们的心情。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那个年代，人们在任何场合发言、作报告前，都要先背上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才能开始讲别的）‘遇事都要问个为什么’。我的领会是，不管遇着什么问题都要分析，为什么会这样或那样，不要盲目，人云亦云。”

这时，有个学生站起来大叫：“你他妈的反革命分子还来教训我们？”我很冷静地说：“你冷静点，这句话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的。”这么一讲，他们都不乱叫了。

我接着对他们说，这么大的群众运动，对一些问题一定要冷静分析，要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不能随便听人说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样，容易出错。

比如，对机要档案，我们党中央和国务院历来非常重视保密，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他们千方百计使用各种手段要窃取我们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干部人事档案，所以，党中央专门成立了保密委员会，各级党委、政府都有这样的组织，就连基层党支部都设有保密委员。过去，泄密的，轻者受党纪处分，重者是要开除公职或判刑的。现在据说全国各地都把机要档案、军队的调动部署公布于世，这不正是美帝国主义想要得到的吗？这样做，对党和国家、对人民是极大的犯罪呀！

说到这些后，大多数人都不出声了，既不反对，也不表态。实际上，大部分同学暗地里开始接受了我的意见，但表面上还要装着无所谓的样子。

我接着说，同学们对我这样关心和保护，我非常感谢。同学们一是怕我自杀，二是怕我逃跑。这点，请你们一万个放心，这两件事，就是你们枪毙我，我也不会干的。一是我上有96岁的老母亲，下有六个还在上中、小学的孩子，还有经过战争年代一起走过来的妻子，我要自杀了，他们还怎么生活？二是现在全国各地都在进行“文化大革命”，我能往哪里逃？

这时，有一名学生说：“你可以跑到美国去么，你不是和美国有联系吗？”

我不知这话从何说起。我一个大老粗，怎么可能与美国有什么联系？他们拿出一份英文翻译出来的电报说：“这不是美国发给你的电报吗？”我猛然一愣，这怎么可能。我说：“不可能。”他们说，是从档案室抄出来的，还能有假？

我这才想起来，是1959年美国一个电信器材公司来推销他们的产品，发给我的一份纯属广告性的电报。当时我是由国务院周恩来总理签署命令任命为南邮院长的，此任命在人民日报上刊登过。因我不识英语，院办公室收到电报后，就请外语老师翻译出来。这是份广告电报，提出如我院需购买电信器材，可与他们公司联系。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我院根本不可能购买美国的产品，所以，也就没有理睬他们，办公室把电报存入了档案室。从此，也没有人过问过此事。

他们接着又说：“你没有直接和美国联系，是不是通过张国焘取得联系的，一定要老实交待。”

就这样一些今天看来极其幼稚的问题，当时却被年轻的学生们用来整整批斗了我两个多月，硬逼着我承认这是一条里通外国的罪行。我只能很耐心地向他们解释：对方电报上除了要求购买他们的产品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内容，难道这里还有什么政治问题吗？

渐渐地，他们早上睡大觉也不管我了。但他们的头头发现了，不大放心，就每三天换一次班，这样一来，反倒便于我与学生们沟通，争取群众了。

结果，当时负责看守我的一些青年学生，到了1967年的5-6月间，大部分转了过来，不再跟着一起去乱批斗干部，甚至又专门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组织，取名为“大方向”。意思是说，他们坚决反对“打砸抢”，乱批斗干部，这个大方向是正确的。

“文革”期间，作者（前排右二）及夫人王炳（前排右一）与部分教师、同学在家中合影

尤其令我感动的是，这些年轻的同学和教师们，在“文革”最为混乱的时期，一直在暗中设法保护着我。每逢夜晚“造反派”的喇叭突然响起，勒令我前往什么地方接受批斗的时候，总有一些同学自发地悄悄隐藏在校园内一些比较偏僻的路口桥边，暗中保护着我，直到我返回家后，他们才撤离。这些事情，当时我并不知道，直到后来才听说。

当时，还有一些参加了“造反派”组织的同学，平时，表面上以非常严厉的态度训斥我和其他一些被批斗的干部、教师，但却从不动手打人，也不进行肉体折磨，他们实际上是以这种变相的方式对我和一些干部、教师们进行保护。

这些感情和正义的举动，令我始终在内心深处充满着感激之情，我深深感激着这些可爱、正直的年轻人。

1967年6月左右，“造反派”们终于放我回家去住了。但每天早上7点钟左右，就用高音喇叭高声广播，勒令我到指定地点集中。他们用十几张大报纸糊起一面约有两米高的纸旗，上写着“牛鬼蛇神劳改大队”，我成了大队长，参加“劳动改造”的共有90多人，这其中有干部、有教师，甚至还有普通工人。排队时，我在排头撑着纸旗，到大操场铲草。

那年夏天，天气特别热，每天都是39℃——40℃。中午饭后1点就开始劳动，中间不让休息。不过，因当时天太热，五六天后也就松了，监视我们的“造反派”们怕热，都跑到体育馆里睡觉去了。当然，我们也就坐在树荫下休息。

晚上挨批斗，经常一斗就得跪在地上两三个小时，或者站立着，弯下腰双手快触地，每天如此。不过，时间一长，慢慢也就习惯了，如有时一两天不开批斗会了，反倒觉得挺奇怪的了。

那时，对我进行批斗时，每次都有两个人把我双手反到背后举起，硬压着我低头弯腰，在两边，还各有一人看守，天天如此。开始一个月，我心情很不愉快，心想，我跟党35年了，经过长征（三过草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曾三次差点没了命。有两次最危险的时候，别的同志都跑了，我拼命把机器保护出来，无数次在最艰难、危险的时刻，我都坚持完成通信任务，因此立过功，得过奖。革命一辈子，现在倒成了“反革命”，还要打倒我，实在想不通！但后来时间一长，也就无所谓了。

从此，我就开始在心中思考，觉得这里有问题，并逐渐对“文革”运动产生了怀疑。

有一次，几个“造反派”把我叫去，问我对“文化大革命”有什么想法？那时，我当然不敢讲“文革”是错的，只是讲“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是为了使我们党更加纯洁，把一切修正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清除出去。

“造反派”问我属于哪一类，我说，我完全相信毛主席、相信党，我要看看“文化大革命”的结果怎么样？一是我自己没有问题，二是那么多老同志绝对不可能都是坏的，所有的党组织、干部都打倒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谁来贯彻执行。

谁知，这句话被他们抓住了，说我要“秋后算账”。一个晚上，全院贴满“打倒秦××秋后算账”的大字报，接着，就批斗了两个多月。

整个“文革”期间，除了最初被批斗的那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心里想不通，心情很不愉快以外，一直到粉碎“四人帮”，我始终是很乐观的。

在“劳动改造”中，我经常和一起参加“劳改”的人开玩笑说，我觉得自己现在比当院长、党委书记时还要神气呢。大家很奇怪，问我为什么。我说，你们看，我一是还当着官——“劳改大队大队长”，二是每次上主席台，还有两个警卫员扶着，在台上两边还各有一警卫员保护。批斗会开完后，“造反派”说“把×××押下去”，让我先走，其实就是让首长先走，这在过去，还从未享受过这样高规格的待遇呢。一席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就这样，每天不是斗，就是在地里体力劳动，不分晴天还是下雨，天天都如此。

说来也怪，这两年来，我的身体反倒不生病了。尤其是在1967年12月至1968年的一二月，天下大雪，气温降到零下10℃——12℃，在南京来说，那是最冷的时候了。“造反派”故意整人。当时，“红卫兵”大串联，各单位都设接待站，特别是高校，因有教室可住大量的人。我院也有接待站，每天约有五六百人从外地来到南邮，吃住等不收任何费用。

当时，有几千条棉被要我们的“劳改队”洗。而且，冬天下着大雪也不许用热水，一律用冷水洗，又是在金川河旁，大风吹来特别冷。

记得抗战时期在太行山区时，冬天气温降到零下20℃——30℃，我的手都从未冻裂过，可这时，双手的手背全部冻裂流血，疼痛难忍。那时，不生病，“造反派”是根本不准休息的，连续六七天下来，实在受不了。有个星期天，我请假去鼓楼医院，想找外科黄医生帮着开个病假条，休息一下。

黄医生对我全身进行检查后，开玩笑地说“老首长，您什么病也没有，我们每天开病假条，‘造反派’都要来查，尤其像您这样的‘走资派’，查得更严，‘造反派’之间他们互相都有联系，若查出来无病开假条，不但您要受大苦，我们这些老百姓也都要受包庇‘走资派’罪挨批斗，怎么办？”

我不能连累他，结果，假条没开成就走了。

又过了几天，到了三九天，连续下了五六天的大雪，地面上全都结成冰冻，走路稍有不慎就摔倒。这样，我们每天一大早还得去食堂走道内洗被子，脚手全冻得开裂，流血。心里就总想着，有什么办法能休息几天？

那时，我住学院家属区的八幢三楼。一天晚上约12时，等孩子们、老母亲和夫人都睡熟了，我悄悄起身，来到卫生间，在洗澡池内放满自来水，然后躺在里面泡了半个多小时，就觉得浑身发冷，起来后，也不用毛巾擦干，赤裸着身体站在阳台上，迎着纷纷飘落的大雪吹冷风，直冻得全身发抖。心想，明天就能感冒了，一定会发高烧的，这样，不用医生开假条，也可请假休息几天了。

谁知，连续四天，不但没有发高烧，就连感冒也没有。

第五天晚上，我又悄悄在自来水池里泡凉水。心想，时间长一些可能会有效果，就浸泡了将近一个半小时后，全身带着水珠来到阳台上。还是那样大的雪，我坐在那让风吹了一个多小时后，全身上下抖得无法控制，上下牙齿直哆嗦。心想，这次一定会感冒的，结果，还是什么病也没有。

从那时起，我就坚持一年四季（尤其是冬季）每日早起，个人卫生清洁完后，就用冷水冲头冲澡。结果，多少年来都没有感冒过，别人患上了感冒也传染不上我。

无意间锻炼出了一副好身板，这竟然是“文化大革命”带给我个人的第一个意外收获和成果。

大约是在1968年的夏季，由工人、解放军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军宣队”）进驻学院。“军宣队”派来的任学院的第一把手，“工宣队”派来的任学院的第二把手。

第一批进驻我院的“工宣队”是714厂的，“军宣队”来自南京军区政治部。这批宣传队比较正派。他们一进院就宣布，不准武斗，也不准乱斗干部、教师。同时宣布，解散“牛鬼蛇神劳动改造大队”，成员都分配到各“红卫兵”连队，一起参加学习和劳动。

这样，我被编到二营四连。营长是当时二系的一位学生，名叫刘洳林。这个学生对我很尊重，也很关心。在组织参加修建南京长江大桥的劳动中，如抬石头、拉大板车的重活，都不让我干，还专门编成一个小组，安排几个学生照顾我，分配我每天就只在工地上捡石头子。后来，又让我在大厅的台阶上贴磁砖。晚上开会也不要我参加，目的是要我好好休息。

修建南京长江大桥的劳动结束后，学院除留了大约30人在家看守外，其余人全部下放到距南京市区数十公里外的汤泉镇。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到农村去斗、批、改”。

那年，我已56岁了。我们住在汤泉中学，吃水要用板车到五里以外的地方去拉，尤其到下大雪的时候，上坡路滑，有时板车前面七八个人拉，后面要七八个人推，也很难拉上坡；到了天晴化雪时，烂泥很深，大车轮陷下去就没有办法拉上来。而类似这样的一些活，刘洳林同学都不要我参加。所以，至今我都很感激这位同学。

自从“军、工宣队”驻院后，乱批斗干部、教师，打砸抢的现象基本停止了。后来，我们又从汤泉镇转移至六合县的水家湾镇。

我是1970年4月30日在汤泉镇中学礼堂召开的全院大会上，被正式宣布“解放”的，对这个日子，我记忆深刻。

我被宣布所谓“解放”后，还要继续在农村接受“再教育”。

由一名工人带领我们几个人，其中有教师，还有四个学生，下放到苏北大丰县的丰富公社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帮公社修有线广播喇叭、收音机，前后三个多月，除了劳动外，每天还可以到水田里去摸鱼虾什么的，生活不错，心情也挺愉快。

回院后，接到通知，要求所谓被“解放”了的干部，集体参加继续革命学习班。当时，在宁高校的正副书记、院长，还有文艺界的一部分干部约120多人，集中住在南京艺术学院学习。不久，又从艺术学院转移到龙潭镇的一个大山沟里，过着完全军事化的生活。

学习班里编号叫队、排、班。生活完全是学生自己动手，如有炊事班，有司务长，烧饭用的柴木是到十多千米外的山上砍来的，用水得去河里挑。住在村大队的粮食仓库里，12个人一个大地铺，垫的是稻草。

行动完全是军事化，每天都要出早操、晚点名。那个年代叫“早请示、晚汇报”。就是在毛主席像前排队，集体念上一段《毛主席语录》。每晚，还要面对着毛主席像跳忠字舞，舞曲全是歌唱毛主席的，约两个多月，日子过得也很快乐，倒真像回到抗战时期八路军的样子了。大家都是老同志，在一起相处得很好，一天到晚有说有笑，高兴极了。

一段时间后，学习班从龙潭转回市内，在棉毛纺织厂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就在这个过程中，工厂听说学习班里有位老红军，就一定要请我给青年工人们讲长征的故事，进行传统教育。后来，市女子一中学听说后，也来请我。

当时，未经“工宣队”和学习班领导批准，我是不能出去讲的。后经批准，我到棉毛纺织厂为青工们作了两场报告，又给女子第一中学作了三场报告，反映很好。

学习班结束后，各院校的返回原单位。那时，我院教职员工还在农村六合县一个叫水家湾的地方，住在一所中学校里，搞所谓的“斗、批、改”和“清理阶级队伍”。结果，一下子就关起了20多人，天天批斗。这一切完全“由工、军宣队”直接领导，谁知，搞了几个月，一个“反革命”“特务”也没有查出来。

到了1972年的2月，我被“结合”了，恢复工作职务。

当时叫“革命委员会”（简称“革委会”）。省委决定我任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院长），要召开各种大小会议，代表学院当面向受到错误批斗的教师、干部们道歉，并宣布平反。

这些教师、干部都是很好的同志，虽然受了那样大的委屈，1972年开展招生工作的时候，大家的积极性还都很高，没有任何怨言。当然，广大群众也完全清楚，“文革”中让他们遭受委屈的责任不在我，那时我同他们一起挨批被斗，所以，他们常对我说：“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吃过那么多苦，流过血，都无缘无故地受批斗，并无怨言，我们这算什么？”

由此，我更进一步地认识到：中国的知识分子，除极少数几个败类外，绝大多数都是非常好的，我在心里深深地敬重着他们。

1970年4月30日，我刚被宣布“解放”后，就由一名“工宣队”员带领我们几个人（其中有教师、学生）去农村搞教育革命，作调查研究，而后，又带着我赴北京、天津、济南等地参观。

首先，我们到了北京邮电学院，在那里停留一个星期，重点了解北邮的招生准备工作。因我曾在北邮工作过，熟人不少，在北邮的高级知识分子、干部、学生中的群众关系比较好。对于这些，“工宣队”是知道的，因此，离开南京之前，“工宣队”员专门向我宣布纪律说，“你到了那里后，不要乱说话，没有我们的同意，不能随便接触人，离开我们时，一定要给我说一声，不要一个人随便出去乱走”等等。

我们到了北邮，住在学院招待所。当时，北邮的书记、院长都没“解放”，还在“劳动改造”，副院长还被关押着。到了那里后，很多教授、干部，还有我在北邮工作时毕业留校的一些学生知道我到了北邮，非常高兴。他们也都知道我曾被关押、批斗了好几年，都要求来看望我，好几个同志还邀请我到他们家里去吃饭。但我跟“工宣队”反映后，“工宣队”坚决不同意，说：“你还没有‘结合’，问题尚未完全搞清，有些问题还需进一步查清，这次带你出来也是对你的一个考验”等等。

北邮的同志们知道“工宣队”这样对待我后，他们联络了60多人给“工宣队”写了一张便条说：“秦华礼原在北邮工作，是党委第二书记，他对这里的干部情况很了解，我们正在审查我院原来的几个领导干部，需要找秦华礼作些调查。本来准备去南邮找他的，正好他来了，我们一定要他给我们写些有关方面的情况。”

这样一来，“工宣队”就不好阻拦了，表示同意我去，但一再交待，要求我去了后不要乱讲话，问什么，就如实说什么，不问的，就不要乱讲，早点回招待所。

当时，我还真有点摸不透北邮这些同志是什么意思。因为，对北邮几位领导的历史情况，我并不太了解。

当天下午，我按照要求于5点30分来到约定的教室。

进去一看，一个可以容纳100多人的大教室座无虚席，在座的人也故意装得十分严肃的样子。见此情景，我心想，是不是又有什么人在搞啥名堂。因在1968年时，北邮曾有七八个“造反派”专门来南邮批斗过我。不过，经过三年多的批斗，我也有对付的经验了。所以，我很沉着地大步向教室里走去。

谁知，我刚一走进教室门，全场100多人“呼”地一下全体起立，对我热烈鼓掌，表示欢迎，并招呼我坐下。我刚坐下，就一下子围上来几十个老师和同学，大家纷纷说："12年未见我们的好书记，前几年您挨批斗的情况我们听说了，您受苦了，大家都很想念您，听说您来了，所有的同志都想见见您，但时间太紧，好多人来不及通知。”

他们拿出糖果及各种点心请我吃。大家围坐在一起，动情地回顾起1956-1958年以来，他们入学时，我在车站接他们时的情景，尤其是回顾“八一”团在十三陵水库工地劳动时的欢乐情景，谈得特别多。不知不觉一看手表，已经是晚上21点30分了，我们在一起整整谈了四个多小时。我说，该回招待所了，太晚回去，“工宣队”会有意见的，他们齐声讲：“怕什么，待会儿我们送您回去。”

结果，我们一直谈到晚上23点30多，大家这才依依不舍地结束，派了六个同学送我返回招待所。

进门后，“工宣队”同志就问，怎么这么晚才回来，送我的几个同学告诉“工宣队”的同志说，还没谈完呢，以后还要找他的。

这次活动，对我本人的启发和教育很深。最主要的，就是在日常工作中要尽可能地多接触群众，多关心他们的生活，和他们多交流谈心，这样，自然地就能得到群众的信任和尊重，并在工作中得到支持。所以，我在南邮工作的25年期间，同教师、工人、学生和干部的关系是很好的，我经常抽时间到教研室、学生宿舍及班级了解情况，与大家谈心交流，尤其是星期日和节假日，还常带着青年团员们去野外过团组织生活，每年清明节带领学生去雨花台烈士陵园扫墓。

在日常工作中，我没有脱离过群众，总是和广大群众在一起。

1971年上半年，国家电信总局军管会向江苏省革委会发来电报称，“南京邮电学院撤销，改办工厂”，并派军区通信团进院作接收房产工作。而当时学院教职员工600多人，经他们审查，只留下60名“政治完全可靠”的人，其余的人，包括我在内都送农村处理。

在这一过程中，驻校“军宣队”为配合撤校，强行要求查阅人事档案，为挑选和处理学校人员作准备。这一情况被陈文喜同志发现后，他立即向当时学校革委会的领导房庆新、刘洪均等几位同志反映，并对“军宣队”的这种做法进行了坚决抵制。

为了挽救学院，坚持办学，大家商量，必须派人去北京电信总局打官司。

那时，国务院严格规定，凡去北京的，都要有省革委会开具的介绍信，才能购买前往北京的火车票。没有介绍信，即便就是到了北京，也不安排住宿。

而那个时候，我还没被安排工作，正接受“工、军宣队”的“管制”，在六合的水家湾参加劳动改造。考虑到国家电总军管会的几位副主任张凯、马克绍等，都曾是我的战友和部下，房庆新、刘洪均、陈文喜等商量后认为，由我出面到北京，有利于问题的解决。于是，做出分工：我和房、刘俩人直接上北京，到国家电信总局“打官司”，陈文喜留守后方（学院），负责与省高教局及在北京的我们三人联系。

我们到了北京后，电信总局接待室的值班人员指着挂在墙上的“中央文革”通知说，没有省革委会的介绍信一律不予接待。

刘洪均同志能说善辩，他当即上前说：“我们老首长、老红军秦华礼同志前来找你们军管会的负责人张凯、马克绍，有要事相商，秦过去是他们的老领导。”

正说着，张凯同志从外面进来。一见是我，立刻请我们先到会议室坐下，并把马克绍、钟夫翔（原副部长）、刘澄清等同志都叫来了。钟、刘在“文革”期间都挨了批斗，因此，叫他们先出来工作，分管通信工业生产。

特殊年代的特殊时期，老同志们见面特别亲热。

相互询问近况后，刘洪均同志就将来意向他们简略说清，并说：“我们这次来，没有省革委会的介绍信，我们是避开省革委会来的，因学院‘工（军）宣队’不准我们来北京。所以，住宿问题也无法解决。”

张凯接着说：“没有问题，老领导来了，怎么也得设法安排吃住。”随即，叫人与国务院第二招待所联系，由国家电信总局出具介绍信，并派车送我们到达招待所。

当时，招待所有规定，外来人员住房时间不得超过十天。到了第八天，黑板上就会提前登出告示：××号房间客人于明天办理离所手续等。

我们三人住到了第八天，也未见有要我们离所的通知。我们想，可能一是我们三人每天早、晚把房间打扫得非常干净；二是每天有人开着小车来看我们；三是每天晚上都与南京通长途电话，他们摸不清我到底是个什么来头。

所以，我们主动去问，他们答说：“如果你们还有事没有办完，可办个续住手续。”问怎么办，所长说：“这样吧，你们把介绍信交给我去办，接待室盖个续住的章就行了。有了续住的章，随你们住多久，也没人管了。”

结果，这一住就是25天，食宿费用全都由电信总局结账，每天有一位专职联系人和我们联系。而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求电总军管会把学院改办工厂的命令撤销，改为恢复办学。

当时，国家电总军管会的主要负责人是总参通信兵部的副主任（大校）、老红军，十几天来，一直不和我们见面。当然，越是这样，我们的决心就越大，不解决问题，即不恢复办学，我们誓不罢休。

经过近20天的数次交涉，他们既不见面，也不愿改变原有的决定。

我们三人一商量，决定写份大字报，一式三份，同时报国务院、通信兵部和国家经委各一份。根据毛主席“大学还是要办的”指示精神，申诉他们违背毛主席的指示。

大字报由我和房庆新口述，刘洪均执笔，经过两天三夜的反复斟酌，大字报草稿已写好。

有一天，联络员来了，我们把大字报交给他详细看过后，请他如实向电总军管会主要负责人反映，并说明，如果两天内再不见我们，我们就将大字报贴出后返回南京，一切后果由他负全部责任。

经联络员反映后，第三天，来了一小车，接我们三人到通信兵部会议室面谈。一见面，都很客气，那位负责人先找了因工作太忙等等的一些客观原因，解释一直未与我们见面的理由，接下来问我们具体意见是什么。

我当时一听就有点火气，说我们专程来京，就是为了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大学还是要办的”英明指示的，你们却去电报，要撤销学校办工厂，并已派通信团的一位参谋长带人进驻学校，具体执行了。

当即，我们取出中央文件读给他听，并说解放军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好、用得最活，对“大学还是要办的”这样重要的指示，为什么就不执行呢？还要撤销学校改办工厂，这明明是在公开违背毛主席的指示嘛。我们的具体意见就是，立即改变办工厂的决定，保留学校。

那位负责人听了我们的话后说：“如果情况有了变化，恢复办学校也可以。”我接着说：“什么情况变化，原本就是学校，而你们却给省革委会去电报，并派解放军进驻学院，要撤掉学校办工厂。毛主席1969年就明确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怎么是情况有变化呢？”说得他哑口无言。

过了一会儿，那位负责人说：“这样吧，你们先回去，我们给他们讲一下，还是办学校。”我坚持说：“一、不是什么还是办学校，是恢复，因它原本就是学校。二、不是你口头给他们讲一下就行的，要写个正式文件，或给省革委会正式写封信，撤销原办工厂的电报，撤走进驻的解放军人员，否则空口无凭，我们没法向全体师生员工交待。”

最后，那位负责人说：“我们给省革委会发一电报，取消先前的办工厂的电报，恢复学校，再写封信你们带回去。你们在此20多天了，早点回去吧。”我说：“你早这样明确，我们早就走了，明天就乘火车回南京。”

由于连续数日研究大字报内容，未能很好的休息，就在与陈谈话后的第二天，我的美尼尔氏综合征发作，不能动也不能起床，稍一动就呕吐，头晕眼黑，只得把已经订好的返程火车票退了，在床上躺了四天四夜才恢复。

就在这四天中，北京一位名叫胡正先（外号叫“小毛铁”）的老战友夫妇前来招待所看望我。这是一位自从长征走出草地后，整整34年未取得联系的老战友。这次，他听说我来到了北京，就与夫人一同前来看我。

当时，我躺在床上不能动，只能侧身卧着说话。

老战友分别30多年了，第一次见面，总是相互问问过去一些其他老同志的情况，因胡正先和夫人来时都已是满头白发，我一下没认出来，当问到“小毛铁”现在哪里时，他的夫人笑着说：“在总参三部，您想见他吗？”我说：“真想去看看他啊，但一来现不能动，二来我还在挨批斗，也不便去，以免给他带来麻烦。”当时，他夫人就笑了起来说：“您睁开眼看看，与您说话的是胡正先，他就是‘小毛铁’！”

老胡叫我去他家玩几天，他说不怕什么麻烦。他还告诉我，曾有两三批“红卫兵”去找过他，调查我在1936年东渡黄河后的情况。并有两批人要老胡编造说我过了黄河后没有归队的情况。

老胡说，他当即就很不客气地讲：“你们向我调查，我只能实事求是地讲真实情况。1936年，我们还在草地长征途中，你们为什么硬要我说假话呢？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干？这不是陷害人吗？”结果，那几个人灰溜溜地走了。

2015年10月，我去北京参加北京邮电大学的校庆活动，再次见到了胡正先。80多年了，老战友见面格外激动。只是，当年长征路上我们红军通信学校那些一路同行的50多位教师和学员，现在就只剩下了我们俩人，心里什么时候想起来，都特别难过。我深深地怀念着那些战友们。

经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学校终于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这在当时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是非常不容易的，在全国一些高校、尤其是邮电系统的高校中造成了很大影响。

因为，就在同一时期，全国不少同类院校被一纸文件强行解散，大批教师改行，大量教学设备流失，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当时武邮、西邮、重邮几所院校的遭遇，都充分证实了这个问题。

在为保留学校、坚持办学而努力抗争的过程中，陈文喜、房庆新、刘洪均三位同志在全院广大教职员工的强烈要求和大力支持下，坚决斗争，不懈努力，发挥了积极的重要作用；省高教局的军代表余同志局长大力支持，曾下令说：“邮电学院的一件设备、一间房屋、一个人，没有高教局的命令，谁也不能动！”国家计划委员会也支持说：“办一所高校不容易，撤掉，一句话就可以。”

对于这些人和事，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

回想起来，我在“文革”期间遇到的军代表中，像高教局的余同志局长、教卫组的孙曼同志都是十分正派的好同志，他们没有私心，对党、对同志都是真诚的，在重要的关键时刻，都能果断而正确地解决问题，一切都是按党的政策执行的，没有偏心眼，至今我仍敬佩他们。

经过不懈的努力，学校终于保留下来了。这时，进驻学院的“工（军）宣队”也换了人。

对于我的工作，新任的“军宣队”领导一直坚持说我的问题还没查清，所以，尽管省革委会多次指示，要按照“三结合”的原则，“结合”我出来工作，但他们就不写报告。

当时，新任“军宣队”的队长是60军通信处的一位副处长（副团职），出于自己想转业后留在学院担任院长的私欲，他一再坚持，秦华礼的问题尚未完全查清，而不写“结合”报告。

1971年9月30日下午，省机要局派交通员专程来学院，给我送来一张10月1日在鼓楼广场观礼台的国庆观礼票，票上专门注明观礼人为“秦华礼”三个字。这样，别人是无法替代的。

因当时我还没有被“结合”，参加各类活动都要向“工宣队”请假。我拿着票去问“工宣队”队长，当时，“工宣队”已改由734厂派来的，队长是厂保卫科科长。他见此情形后说：“很好，这是你的光荣，也是我们大家的光荣。明天我们派车送你去。”

我说，为了节约不用车，我步行去。

第二天，我7点钟就赶到了国庆观礼主席台。

在主席台上见到许多老同志，大都是自“文革”以来第一次见面，感到特别亲切，相互问好。因大家在“文革”期间全是挨批斗、被打倒，而到现在都还未恢复工作，所以，能在这样的场合见面，都特别高兴。

我在观礼台上的位置是第二排正中，被安排在时任江苏省革委会主任许世友司令员的正背后。当时，正好是由我院研制出的黑白电视发射台安装在鼓楼食品商店楼上，向全省（市）转播庆祝大会实况，学院绝大多数教职员工都观看了大会的现场实况转播。

当大家在屏幕上看到我站在许司令员的背后时，都非常高兴。当日下午，全院师生员工自发地贴出大字报，要求“结合”我出来工作。一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纷纷向“军宣队”提出质问：“为何不‘结合’秦华礼？”有的大字报就直接问：“不‘结合’秦华礼，是不是你想留在学院当院长？”措辞很强烈，要求立即“结合”秦华礼的呼声传遍全院。还有的干部、教师和学生自发地跑到省委，提出“撤走‘军宣队’，‘结合’秦华礼”的要求。

省委虽然在1970年就提出要“结合”我，但在那个年代不好直接命令，要由基层先写出报告，这样，就避免了极少数人找省委的麻烦。但“军宣队”也无权自行决定领导干部的任免。所以，那时，学院只有两个副职，正职一直空着。

1971年下半年，国务院决定全国各高校恢复招生，学制为四年（“文革”前是五年，医科为六年）。学生是在职的工、农、兵（不是高中毕业生），入学方法为本人自愿报名，单位推荐，学校审查录取。毕业后，哪里来回到哪里去。

1972年1月，上级发出通知，明确我院于当年5月正式开学，招生名额为400名。当时的学院，由于“文革”肆虐，校内遭到严重破坏，房屋漏水，绝大部分课桌椅和学生宿舍都无法使用，所有教室内的四周、天花板上全是大字报，外墙贴满了各种颜色的标语、口号，实在不像个学校，需要用很大力气去清洗、粉刷、修补，等于彻底维修翻新。

时间紧，工作量大，任务十分繁重。而那时，学校又没钱，完全要靠自己动手，所以，省委也急了。这时，省委要召开扩大会议，布置全省各项工作。政治部主任陈德先（老红军、工程兵政委、少将）亲自电话通知我和“军宣队”长去他那里接受任务。

我们到他办公室坐下后，他开门见山就说：“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全省高校都要招生，5月开学。省常委决定，各高校第一把手出席扩大会（“文革”前一直都是这样）。”当即明确由我参加会议，“军宣队”长在家抓紧做招生的各项准备工作。

当时，因还没正式宣布我工作，回来后我什么也没讲。而“军宣队”长本来想转业留在学院当第一把手的，听到陈德先主任这一讲，知道没什么希望了，所以，他不将陈主任交待的任务向两位副主任和其他干部传达。

第二天，我就去江苏饭店报到参加会议。会议连续开了十天，接着，高教局又专门开了一天会议，部署招生任务。会议结束回来后才知道，省委已经正式任命我担任学院“革委会”主任（院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党委书记）。“军宣队”长任副主任、副组长，薛凤鸣和房庆新两位同志任副主任。

有了省委的正式任命，我就可以大胆开展工作了。

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我就召开中层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传达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精神和高教局招生工作会议的决定。

会议召开前，我先与“军宣队”长、薛、房商量，根据省委常委扩大会精神及高教局会议决定，自己对1972年工作的设想和意见，提出要立即动员师生员工积极行动起来，迎接新任务。薛、房均表示同意，但“军宣队”长不发言，事后，还在背后向我发难。

摄于1972年

我们动员全院师生员工紧急行动起来，自己动手清除教室、办公楼、学生宿舍的大字报，内外粉刷。这样大的工作量，重要的就是要精心计划、精密组织、加强领导。

组织领导方面，首先将各级已被“文革”打乱的组织及机关的各部、处、系全部恢复，干部都按原职务工作，各单位的党、团员成立临时支部，由院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指定负责人。各党、团支部分别召开大会表决心。接着，召开全院迎接新任务誓师大会。

就此，一场维修、粉刷校园和恢复学院正常工作秩序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开始了。当时，群众的情绪特别高涨，一些年老体弱的教师、干部，要求他们不用参加，但他们坚决不同意。有的自己出钱买工具，有些参加劳动的同志，连中午都不肯休息。

二三月的南京，天气还很冷。无线大楼外墙的粉刷很困难，群众就自己设计吊梯，在楼顶端固定两根粗绳，用十几厘米宽、六十多厘米长的厚木板固定两绳头，在腰间套上保险绳吊在墙外操作。当时，天气很冷，不少人患上了感冒，但就是不肯休息，坚持带病参加劳动，那个场面，十分壮观、也非常动人。

这些劳动在当时，全都是无偿的，很多单位夜间还开着灯干活。

参加建校劳动

经过一个多月紧张而艰苦的劳动，在没有外请一个人、也没花学校一分钱的情况下，学院无线、有线两幢教学楼和两幢办公楼以及学生宿舍焕然一新。

紧接着，各系抓紧实验室设备的安装，各专业课教师分头赴上海、北京、天津、杭州等地邮电局收集资料，编写教材。后勤部门抓紧维修课桌椅，人事部门加紧招生的准备工作。

本届招收的本科生，根据教育部决定，学制为四年，全部招收工、农、兵入学，不需要考试，由各企、事业单位及部队保送上学。

但是，工、农、兵学生最大的问题是文化水平悬殊太大，除极少数人是高中生外，绝大多数人初中都没毕业。由于是单位保送，有些单位就把各方面表现很差，但在本单位又无法处理的人送到学校来。这些人来到学校后，不但不认真学习，还在学校乱搞男女关系、打群架等等。

本来，按照国务院规定，工、农、兵学生学习期满毕业后，从哪个地方来的还回到哪里去。可是，个别表现特差的学生，如青岛某部队工厂送来的一名学生，白天不上课在宿舍睡大觉；夜间通宵不归，打群架，学校还不能对他提出批评。有次，我们批评他后，他就把自己的父母亲叫到学校来无理取闹，要求学校向他们道歉，并且吃住在学校招待所不走，严重干扰了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像这样的人，单位本来就是甩包袱的，学满四年后送回原单位，单位不接收，当地不安排，户口也不给上，就没有粮食吃。给学校造成很大困难，在社会上影响也很坏，但却无法解决。

1973年3月底，邓小平同志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于是，我决定由分管人事的副院长龚惠山同志执笔，以我和他的名义，直接给邓小平同志写信，说明这类情况已导致学校无法开展正常教学。

后来听说邓小平同志阅后，将信批转到教育部，并以国务院名义直接发文给各省、市、区及部队和企业、院校，明确提出，有关此类问题，可由学校退回原单位，地方公安部门要给安排户口。这样，才给学校解决了困难，并把三个一年多来既不学习、又严重违法乱纪的学生退回到原单位。

就在大家为恢复教学而欢欣，集中精力开展工作的时候，作为“军宣队”的负责人却总是在处处制造麻烦，使得许多工作无法顺利开展。这段时期虽然只有三年多，但却超过了我参加革命工作40多年来的锻炼。因此，在工作中，要特别学会讲策略，有些对全局工作影响不太大，而又能把工作抓起来的，就暂时迁就一下；但在一些大的原则问题上，就决不能随便迁就。

记得，当时有这么几个突出的问题：

（1）组织机构设置和干部安排。从确定2月招生、4月开学的工作安排后，一直到了3月底，距离新生入学不到十天的时间，学院的组织机构还未确定下来，干部无法到位。

为此，我提出原处、系、部的干部都恢复原职，立即到位工作。学生仍恢复一、二、三个系。但军宣队长坚决不同意说：“干部问题还未作结论，除个别可恢复原职工作外，大部分处级、系级干部还要经过审查结论后，才能安排工作。”“不能恢复系教学组织，要组成大队、中队的军队组织，基础课教师要分到各大队、中队去”等等。

在那种情况下，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只有少数，如房庆新同志支持我的意见，因他长期在学院工作，熟悉情况。还有少数同志不表态。时间非常紧迫，没有办法，我直接去高教局请示余同志局长。他果断地答复：“①原处、系、科级干部，有无问题，你秦华礼同志最了解，由你决定，宣布恢复原职工作。②教学组织仍按地方院校叫系，不能按军队大队、中队，地方就是地方，军队就是军队，怎么能混为一谈呢？③机关、机构的设置，以工作方便为原则，不要搞重叠，必须要的组织可恢复。总之，以便于开展工作为原则。以上几点，你就说，是高教局的决定。”“离开学的时间只有几天了，怎么能还为此事扯皮？”

有了高教局的明确支持就好办了。因时间太紧急了，回来后，我也不召开“革委会”核心小组会，直接通知原各部、处正副部长、正副处长、系主任等中层以上干部开会，也不讨论，就直接宣布各部、处、系的部长、处长、系主任的任命，并要求大家各就各位，立即开展工作。同时提出了“把迎接新生的工作抓紧、抓好，各系立即安排好各门课的主讲教师，总务部门一定安排好学生的住宿、伙食”等具体工作要求。

（2）恢复正常教学秩序。我们提出要理顺正常教学秩序，因当时“文革”还未结束，每周三下午安排半天搞运动。“军宣队”长却“上纲上线”地说：“这是以教学压革命，每周要有一半时间，即三天搞大批判。”为此，争论不休，无法正常教学。

接着，他又找了几个“文革”中的“造反派”头头，提出要召开“双委会”，即革委会、核心小组扩大会，还要“停课闹革命”，白天晚上都开会，根本不让人们有时间抓工作。实际上，还是“文革”中那一套。

紧接着，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一些人再次提出了那些无中生有的问题，如：“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问题”“反对毛泽东思想问题”“反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工、军宣队）问题”等等，学校里铺天盖地地贴满了大字报。每次开会，都要提出一些无理要求，要你立即在会上答复，并且直接提出“×××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秦华礼是总后台”，提出现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开始，等等。

在这过程中，又开始批判“走后门”，即有的孩子参军，没有经过正式手续入伍的。省委也专门召开县、处级以上干部大会，强迫每个干部当场表态。

当时，各高校的第一把手集中在西康路礼堂开会。会上，南京航空学院党委书记首先自我批评，接着各院第一把手发言，表示儿子参军是开“后门”的。其实，我儿子参军是经过正式手续的。这时，有个别人趁机编造谎言煽动群众。有人写了一张小字报交给“军宣队”长，内容说，她曾亲自听到秦华礼在家给老战友打电话，解决小儿子参军的事。

因我头天晚上在全院师生员工大会上明确表态，从没找过任何人“开后门”。事实也是如此。可是第二天上午上班时，突然发现从学生宿舍到食堂，再到办公楼贴满了大字报：“秦华礼给×××老战友打电话开后门”，批判“秦华礼不老实、欺骗群众”等等。实际上，是一些人在煽动和欺骗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

我当即贴出质问大字报：①说听到我给老战友打电话的，是何时、何地，怎样听到的？②我三个孩子参军，二儿子是1965年初中毕业后，考上江西上饶通信兵学校的。小儿子、二女儿是1970年由学校推荐报名参军的。而这个时候，我正在农村六合县水家湾镇的“红卫兵”2营4连受“管制”、挨批斗。再说，“文革”开始后，家里的电话已被“造反派”强行拆走，那时，怎么会有电话给我打？

我要求写大字报说这事的人公开答复。因他们拿不出任何的证据来，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从这些事里，大部分群众看出了他们的阴谋，原来支持他们的人群中，大部分人反过来贴出大字报，批判他们搞阴谋活动，干扰教学秩序。

（3）提高教学质量。有次，我召开各系主任、教务处长会议，研究如何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的问题。当三系主任潘锡圭教授提出提高教学质量的一些办法时，“军宣队”长当场提出质问：“你说的是什么教学质量？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我看你所讲的质量，仍然是‘修正主义’的那一套。”还说：“业务课要大减，政治课要增加时间。”

“文革”期间南邮学生的红专辩论会

此时，会上争论很激烈，绝大部分同志坚持，业务课时不能再减了，中央教育部规定每周48小时课时，业务课要占44小时。但“军宣队”长仍然坚持他的意见。最后，我决定举手表决，结果，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通过按原计划及课表执行。

1975年下半年，突然来了个“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就这一下子，我们学院也闹腾起来了。

“工（军）宣队”和学院中的少数人联合起来，宣传什么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对这个说法，我当时是有些相信的。因毛泽东同志曾不只一次地讲过“七八年再来一次”，而这时正好是八年多。

在这次运动中，他们的一些做法与“文革”前期和中期基本一样，除了没有搞打砸抢外，其余的，全是先前的那一套。一时间，全院铺天盖地地贴满了“大字报”，内容全是“文革”中的重复，如什么”196个人是×××的黑干将”“×××是总后台”等等。

教师们自己动手平整篮球场

因当时我们自己动手劳动，修建了两个水泥篮球场和西院家属区一段200多米的水泥路，在教学方面，提出了一些提高教学质量的措施等，结果，都被说成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回潮，加以大批特批。一些学生、教职工在他们的煽动下，组织了各种批判“小分队”，实际上就是“文革”中的“战斗队”。

这样一来，完全扰乱了学校正常的教学和工作秩序，以致有些人再次提出“停课闹革命”的错误主张。院主要领导干部几乎24小时分别参加各“小分队”的座谈会，实际就是批判会。在这样的会上，总是有人会提出一些无理的要求要你答复。

这期间，我们不但没法工作，连休息吃饭的时间都不给。常常中午、晚上刚参加完某个“座谈会”结束回到家，饭碗刚端在手上，还没有来得及吃一口饭，就有四五个人来，要我去参加他们的会，如要是说我工作离不开时，他们就大喊大叫“秦华礼抵制‘批右倾翻案风’”“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等等，大帽子就扣了过来。这完全就是“文革”中那种车轮战术的批判，只是还没有采取“坐喷气式飞机”或者要你低头、下跪就是了。

常常晚上十一二点钟时，我刚躺上床准备休息，这时就来几个人敲门说：“我们班正开会，请你去回答问题。”我若是不去，他们就大喊“秦华礼抵制‘批邓的群众运动’”等等。总之，就是不让你工作和休息。

我从1972年2月被“结合”重新开始工作起，一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前的近四年时间中，由于种种阻力，想开展正常有序的工作根本不可能，内心很郁闷，也有些灰心了，实在没法工作。1975年11月，我向省委常委写了一份书面报告，说身体不好，需请假住院治疗。

报告送上去的第三天，省高教局宋局长代表省委来看望我。我猜想主要是来察看，我是否真病了，因为他们完全清楚我和“军宣队”之间尖锐的矛盾，我工作的难度特别大。

说来也真巧了，当时，我正好呼吸道严重感染，发烧咳嗽，咳出的是大块浓痰。宋局长表态说：“徐书记让我代表他们来看望你，省委很关心你的身体，同意你住院治疗。你看你住院治疗期间，学院工作由谁来负责好？”我说：“我已考虑好了，我住院后，由核心小组副组长负全责，党、政都由他统管。”宋局长说：“你们的情况省委全完了解。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回去向常委汇报，你就安心治疗吧，希望早日恢复健康。”

当日，我召开党的核心小组会议，把宋局长的意见向到会同志传达，并通知各单位，我住院后，党、政工作由核心小组副组长全面负责。

后来，经南京军区通信团季团长的安排，我住进了部队的125医院，除我家人和办公室机要秘书宋玉亮同志知道我住在哪里外，其他任何人也不知我住在哪个医院。

125医院的大门有警卫，高干病房楼前还设有卫兵，一般人是进不去的。所以，“造反派”们跑到铁医、工人医院、鼓楼医院以及省、市中医院，到处找，也找不到我，他们又怀疑我住到北京的邮电医院去了。但那时，北京一般人进不去，所以，他们无法找到我。

1976年1月8日，伟大的马克恩列宁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周恩来总理逝世。

这时，正逢我临时出院回家。1月8日晚上约10时左右，院团委书记陈文喜来到我家，要我第二天在悼念周总理大会上读悼词，没有稿子就读《人民日报》上的讣告，我当即同意，并做好了准备。

谁知，第二天天刚亮时，就来人通知追悼会不开了。

当时，我内心特别悲愤，就说，毛主席讲过：“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为什么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心中都有着极其崇高威望的总理逝世后，不让开追悼会？”

就在这个时期，我院师生自发地组织了上千人去雨花台悼念，并在火车站宣传悼念活动，用柏油在从上海开往北京的火车上写下“不靠神仙和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的大字标语。火车一到北京就不得了了，中央的报纸、广播报道，内部又发文件，要在全国开展抓反革命的大行动。

在南京地区，报纸、电台不停地宣传，上级专门召开会议，布置在党内外层层清查“反革命”。结果，我院在火车上书写标语的张夏阳（中共党员）等三位同学被作为“现行反革命”抓起来，关进娃娃桥监狱。

江苏省委在五台山体育馆召开大会，逼着我院当时主持全面工作的负责同志在大会上介绍经验，而《新华日报》则以大篇幅刊登了所谓南京邮电学院抓“反革命”的经验。

此外，对学院一部分干部和职工采取各种手段，要他们交待“反革命”罪行，学生中有160多人被逼承认参与了“反革命”活动，实际上，这些学生是跑到火车站看热闹的，有的写了十几次书面检讨才算过了关。

当时，我正在125医院病房休息。当我从广播中听到我院在五台山大会上介绍抓“反革命”的经验发言时，感到特别震惊和担心，这样搞下去，学校又会大乱了，怎么得了？而那个时候，被关在娃娃桥监狱的我院三个学生中的张夏阳，已被判决处以死刑，并剃成了光头，街道居民、单位参加宣判大会的入场票均已下发到参会者手中。

就在此时，毛泽东主席逝世，不久，“四人帮”反党集团被一举粉碎。据说过去有规定，领袖人物逝世一个月内，不得对犯人执行死刑，因而张夏阳得于幸免。但就这样，仍被关在监狱里不放出来。由于广大群众强烈呼吁要求放人，在强大的压力下，江苏省委才决定放人，但不准单位或群众欢迎，并说：“当时抓人是对的，现在放人也是对的。”根本不承认是错误的。

这样一来，更激起了全院师生员工的极大愤慨。

于是，我一方面亲自去省委请示，提出对南京事件平反的意见；另一方面，着手准备在学院召开群众大会，宣布给三位被关押的学生恢复名誉、给予奖励。同时还要求《新华日报》发表文章，撤销5月份发表的有关这方面的错误报道，公开在报上恢复三位被抓学生的名誉。但是，当时省里分管教育的副省长请示省委书记许家屯后，许不同意召开平反大会，并答复说：“当时抓人是对的，现在放人也是对的。”

我非常气愤地说：“你们一错再错！当时抓人根本就是错误的，现在又不准平反，就是错上加错！”

当时，因许家屯在北京开会，那位副省长说：“这样吧，你们先作准备，我再请示。”我说：“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你们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我们下午就召开全校大会，如果错了我负全部责任。”

到了下午1点，还未得到正式答复。因上午已发出通知，下午2点准时开大会，此时，有参加常委会的同志提出说：“省委没有正式批准，还是等一等，再请示一下再开。”而大多数人同意开。我当即表示，已请示过三次，并已通知了开会时间，我们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就是省委不同意，我们也要按原决定进行。倘若错了，我一人承担，常委会有详细记录可查，同志们不用担心。

当天下午，学院准时召开大会，将张夏阳、张勇山、毕春根等三位同学请到主席台就坐。大会宣布党委决定，表彰三位同学为模范共产党员，每人奖《毛泽东选集》一套。原被批判时所写的书面检讨材料，一律当场销毁。当时，全场群众热烈欢呼“共产党万岁！”三位学生也激动得热泪盈眶。

正在这时，南京大学听说南邮已召开平反大会，他们也急了，来电话询问我们情况，是否经过省委谁批准的？我告诉他们说，请示过三次至今未批，但我们认为平反是正确的，虽然省委不批准，我们这么做绝对不会错。他们说，他们也马上召开大会。

第二天，《新华日报》大篇幅刊登南京大学召开平反大会的详情。我们南邮首先三次请示省委均不批准，而我们根据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政策，首先召开平反大会，并一再要求《新华日报》撤销1976年5月刊登的《邮电学院抓反革命的经验》及公开承认错抓三位学生的姓名，《新华日报》不但不采纳，对我们首先提出召开平反大会的情况也只字不提。全体师生员工都非常气愤，并提出质问。当时，我也很气愤，就打电话直接质问该报负责人，得到回答是，根据省委的指示刊登的。

我从1975年11月起，一直到1976年5月间，都在住院休息。5月份出医院后，邮电部钟夫翔部长来电话，让我去北京的邮电医院疗养。在那里，我住到7月，遇唐山大地震，连续数天倾盆大雨，国务院动员各医院、疗养院的休养人员全出院，医院主要任务是接受地震中的伤残人员。

这时，我老伴带着长孙来北京看我。当时的飞机、火车、汽车等一切交通工具，全部用来运送唐山地震中的伤员去各省、市抢救，我们只好先到邮电部大院的临时帐篷里暂住。那个时候，因地震造成的影响，人们根本不敢住在屋内，而市内几乎所有大小店铺也都关了门，除邮电部食堂每天每人供应两个玉米面窝窝头外，其他任何东西都买不到。

就这样，一直持续了约六七天后，才买到返回南京的火车票。一到南京，全市也都是防震棚，而且全部是搭建在街上的。正在此时，有一位在汉中工作的老战友叫常纹，前往上海看他的儿子，因我们有30多年未见面，他就想在南京停留两天，来看看我。

我从北京回来后的当天晚上，接到他的电话，说是已经买了站票，准备第二天一大早从上海乘火车来南京。可谁知，刚到南京的当晚，他就接到家里电话，说汉中也地震了，要他立即回去。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走了。至此以后，常纹再也没有来过南京，至今还感到遗憾。

（1）在“文革”初期，中央曾发了个“五一六”通知，主要精神就是说，在党内、政府里、文化、教育界有一批资产阶级当权派，这部分人要全部清除出去。后来，有些青少年就借用这个通知的发布时间，在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名叫“‘五一六’兵团”的群众组织，其中，大部分成员是一些高干子女，另外，还有些就是被“打倒”的老干部，而这些老同志由于在一起交流过对“文革”或当前形势的看法，被定名为“老人串联会”。

据我的记忆，当时这些组织好像是反对“造反派”的打砸抢行为的，可到了后来，不知怎么又把“五一六”说成是“反革命组织”。因此，全国又来了个清查“‘五一六’反革命”的运动，把一些高干子女如陈毅的儿子、贺龙的儿子等，还有原来一些保护老干部的人都作为“‘五一六’分子”进行清查。

开始，有人调查说，南邮有个姓秦的是“老串会”成员。因我院有两个姓秦的院领导，检举的人就想当然地说成是秦华礼，可经过几个月的调查，没有任何根据。当时学院主持清查“五一六”的，是“工宣队”和“军宣队”。学院当时的领导机构叫“革委会”，学院被结合进革委会的干部是薛凤鸣和房庆新两位同志，分别担任“革委会”副主任，但一切工作的决策权都在“工（军）宣队”。

“工（军）宣队”领导找我谈话，说是要考验我是不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要我参加清查“五一六”工作。我当即表态说：“我不能参加。”理由一是现有人怀疑我是“老串会”的；二是在“文革”期间，整个运动中我是被批斗的对象；三是对任何情况都不了解。

“工宣队长”说：“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有意考验你，你是学院原来的第一把手，对人员情况都了解，你是老同志又是老领导，威信很高，他们听你的话，好做工作，你去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有力量”等。

无奈之下，我答应参加做工作，但声明：①决不担任何职务，就是一般工作人员。②跟谁谈话，请你们指定，并一定要有“工（军）宣队员”带我一同去。

他们答应了我的要求。所以，每次跟当时的审查对象谈话时，都有一名“工宣队员”陪同着我，并且，一见面就先介绍说：“×××，你看，你的老领导都非常关心你，亲自来跟你谈话，应该老实交待”等等。

在整个清理“五一六”期间，大约关押了20人左右，其中，有五六个人被关了半年才放出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被关押的同志，都是原来“造反派”组织里的主要负责人。还有被关的，本来是当作积极分子使用，安排他们担任看守的，可后来，又把这部分同志也搞成“五一六分子”，说他们里通外国——给“五一六分子”通风报信。这些同志想不开，其中一个人还成了精神病人，至今未痊愈。当时，也有人跳楼自杀。

我跟几个同志谈话时的内容，按照“工（军）宣队”的要求，主要是说“党和群众相信你们过去做错了，只要坦白交待，转变立场，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和‘五一六’划清界线，党和群众是欢迎的，顽固是没有出路的”。

所有谈话主要是开导式的，别的，也没有多话可说。因我那时还没有“结合”，是在考验中，所以，任何时候讲话都持谨慎态度。“四人帮”被粉碎后，上级党组织宣布，清查“五一六”是错误的，要给予平反。

(2)“清理阶级队伍”。“文革”后期，又在全国范围内搞了个“清理阶级队伍”。对凡是历史上、特别是在国民党地区工作过的，或家庭出身不好的，如地主、富农、资本家出身的，在海外工作或学习过的人，都要进行审查。同清查“五一六”一样，仍然是扩大化。

我院当然也不例外，除对原在国民党地区工作过的一些干部、教师实行人人过关外，还接到从北京传来一个国民党的“特务网”，受此牵连，我院有六七个人被审查。当时，审查的做法与清查“五一六”时一样，私设公堂，关、押与逼供拷打，而且，还创造了一套花样，用黑布把被审人的眼睛蒙上，用汽车从六合县水家湾拉回南京，关在黑暗的房间里，要他们交待“反革命”罪行。

结果，与清查“五一六”的情况一样，一个反革命、特务也没有抓出来。

1972年2月，江苏省委决定恢复我原来的职务，正式工作，主持学院党、政全面工作。

开始工作后，我面临两大紧急任务：一是准备招生工作；二是平反工作。两项大任务都要限期完成，第二项任务更急，因涉及到的这部分人，大都是教师，还有一些干部，不把他们解放出来，学院的招生工作就无法正常进行。

但是，这项工作的难度很大。主要是一些干部和党员的思想工作难做，特别是当时对那些错误做法就持坚决反对意见的一些同志，工作就更难做。

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明确要求，本次的平反工作（指清查“五一六”和“清理阶级队伍”）不管原来是谁做的，完全由现任的主要负责人向被平反的（指错被审查的）同志公开承认错误，赔礼道歉。

对此，开始我也想不通。在省委扩大会的小组会上我发言说：“我们当时都在被批斗，以至于被关监狱。那时的‘工（军）宣队’决定一切，他们要批斗谁，就批斗谁。现在，他们抬起屁股走了，反倒要我来替他们去承认错误，我何错之有？”

因出席会议的同志大都是在“文革”中挨批斗的，所以，大家也在会上有很大火气。有的提出，应该把“工（军）宣队”揪回来，要他们公开承认错误。不仅要向被平反的同志道歉，还应该向我们道歉呢。我们都是有着四五十年党龄的老党员，也都是较高级的干部，“文革”中虽受到很大的冲击、委屈，但对党、对毛主席是无限忠诚的，是有一定的马列主义水平的，遇事都能从大局、从维护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出发。

经过学习讨论，我反复思考，作为一名有着近50年党龄的老党员，国家正在危难之时，一切都应从大局出发，从维护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信出发，从为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出发，尽管自“文革”以来的六七年中，我自己受到了无中生有的打骂、关押、批斗等等，但这些都是个人之事。今天，党组织需要我出来主持全面工作，这是党对自己的信任。被平反的同志和广大师生员工都非常清楚，今天我出来主动承担责任，向原先被批斗错了的同志们公开承认错误并道歉，这正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充分说明我本人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也同时充分说明，共产党员是经得起任何挫折与考验的，一切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要能够忍辱负重。

我当即决定，一切按照党的政策原则办，加紧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在两天之内，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正式宣布平反。

对于我的这个决定，核心小组扩大会成员绝大多数同志都坚决支持这样做，有两个同志提出保留个人意见，认为，“军宣队”的主要负责人做了那么多错事，而且还迫害死了一名教师和一名学生，导致一位教师和一位学生终身精神病。造成这样的恶果，他什么事也没有，反而要我们这些人来替他承认错误，想不通。

从组织原则来说，保留个人意见是允许的。平反工作组已将所有材料准备好，第三天正式召开全院大会。

我原打算在开大会前，先分别和每位被平反的同志谈谈心，交流一下思想。但考虑时间紧，不个别谈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宣布后，他们有问题提出来再谈也可以的。

大会开始，我首先代表学院党委向大会宣布平反决定，之后，向被平反的同志作检讨。主要内容：由于我们领导上政策水平低，执行了错误路线，错误地把一些同志搞成“五一六”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进行逼供、关押、拷打等，极其严重地违反了党的政策，使你们受到了极大的痛苦和委屈，很对不起你们。今天，我在此向你们作检讨，赔礼道歉，并三鞠躬。

这时，全场长时间热烈鼓掌，大家齐声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很多被平反的同志热泪盈眶，有一位女教师当场哭出声来。有一位教授主动跑上台来讲话，高呼“感谢党、感谢毛主席、感谢学院党委，今后一定要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去。”讲话时泪流满面，激动得嘴唇发抖。

散会后，我们将所有被平反的同志集中起来，一起来到水池旁，工作组将每个人的材料一一整齐摆好，我请他们亲自详细查看材料，如有遗漏或疑问的马上提出。大家都一致表示，完全相信院党委和工作组的同志，不看了。随即，泼上汽油当场全部烧毁，从此，这一重大工作顺利结束。

1977年11月18日，作者（前排右五）与正式撤出院的“工宣队”合影

此后，连续将近七八个晚上，每晚总有六七个同志来到我家，表示对党的感谢。有的还提出，要求参加党组织。后来，经过一段时间考察，有几名教授被吸收入党。教师们都纷纷写报告，要求到企业去，在实践中编写新教材，有的坚决要求参加教室课桌椅的维修工作。广大教职员工的工作积极性真正充分调动了起来。在维修被“文革”中损坏的课桌椅工作中，全部是由教职工们无偿劳动所完成的。

这一工作使我自己受益匪浅，至今，有几个教授一谈起那时的情景都说：“老院长、老书记，您真了不起，不愧是老同志，在‘文革’中，您同我们一起无缘无故挨批斗、被打骂、关押，受那么大的屈辱，别人犯的错误，您来向我们作检讨，赔礼道歉，鞠躬认错，使我们受到了很大的教育。”“而且，您为保留学校，冒着极大风险去北京告状，使南邮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得到了扩大发展。要是没有您冒着风险去斗争，南邮绝对不可能有今天。那我们这些人也不知要到何处去了。”“在南邮，我还入了党，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永远也忘不了您的功劳”等等。

平反工作进行完后，整个“文革”运动算是基本结束了，学校也开始进入了正常的教学、科研工作。这些工作虽很累，但我从中受到很大教育，会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