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出生地，是位于川陕交界处的四川省通江县大巴山脚下一个极为穷困的小山沟，名叫“秦家碥”。家庭出身贫雇农。
深山密林之中的故乡——陈河乡
当时的家庭经济情况在我的记忆里，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那样“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约八九岁之前，家中只有母亲和我二人。在我上面有三个姐姐，但都因家穷，很小就卖给别人作童养媳，没有任何土地、房屋。
据母亲讲，在我不满周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全靠母亲给别人做针线活维持生活。
我的二姐、三姐最苦。二姐的丈夫是个天生的残疾，双腿不能伸直，完全靠两只手用两个木棍撑在地上走路。三姐经常遭公婆的残酷打骂，有时一连四五天在山上树林藏着不敢回家，仅以山上的野菜、野果度日。红军入川之前，我三姐已逃到三甲里（保甲制分一、二、三保甲）道各里一位姓陈的地主家当长工。后来，和大姐一起都参加了地方苏维埃政府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查无音信，估计都早已牺牲了。
慈母秦刘氏
在旧社会，由于军阀割地自肥、连年混战，恶霸地主乡间横行，他们向来不顾人民死活，特别是在川北和川西一带地区，尽管自然条件有利于男耕女织、自给自足，但人民群众的生活却依然苦不堪言。无论县城还是乡村，男女老少大多是“打精巴子”（没有衣裤穿），衣不遮体、面黄肌瘦，十七八岁的大姑娘也没有裤子穿，大多数贫雇农家夫妻共穿一条裤子，平时在家都是围着块棕毛遮身。加之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压得老百姓透不过气来。我的那个家乡属军阀田颂尧的占领地，仅田农税一项，已经预征到了30年以后。
山坡平坝的大片土地均被勒令种植鸦片烟，供大小军阀、官吏吸食和贩卖，而农民们却还要负担着沉重的鸦片烟税。当时的情景，真可谓“十室之邑必有烟馆；三人行，必有瘾者”。当时，不光是县城，就是一个只有五六十户人家的小集镇，至少也开有六七家大烟馆。很多人由于吸食大烟，弄得土地、房屋、家具都卖光了，甚至还有卖老婆、卖儿女的。
那个年代，四川在军阀大地主的统治下，成了兵匪为患、烟毒遍地、民不聊生的人间地狱。苛捐杂税之多，地主剥削之残酷，用文字都难以表达。
大约是在1925年，我的家乡遭遇了多年未见的大旱，一连七八个月未下雨，庄稼颗粒无收，树木杂草全都枯死光了，到处是饿死的人，老百姓连树皮、草根都吃光了，最后只得靠吃白土充饥。这种白土，那时叫“神仙土”，也有的地方叫“观音土”，我自己就吃过多次，吃下去后，肚子又胀又痛，排便不畅，非常痛苦。还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人吃人，此事确实有。所以说，形容老百姓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那是千真万确的。
观音土
记得在我七八岁左右，母亲给人家做针线活，这样生活能勉强过下去。我就在当地上了私塾。开始是读《三字经》《百家姓》，后来又念《大学》《中庸》《孟子》等。一年半的时间里，先后学了一套四书，一套诗经，大雅、小雅和国风、正风等。
我从小就很羡慕读书人，所以上学时非常用功。私塾的同学中，除我之外，都是富农还有中农家的子弟，每年每个学生要交四块现大洋的学费。此外，如遇到孔夫子节、端午节、重阳节和过年，还要给先生送厚礼。
那个时候，有钱的人家都送肉、酒、蛋，此外还要请先生到家里吃饭。我家送不起这些，更请不起先生吃饭，最多每个节日时送五六个鸡蛋，就已经是费了很大力的。所以，有钱人家的子弟无论背书、写字都可马虎过去，而我如背错一个字，先生手举起来就打板子。记得有次写错了一个字，先生把我手打得肿了好几天。
私塾课本
在私塾念了一年半学后，因实在交不起学费，又送不起礼而经常遭到先生的打板子，我失学了。失学后就在家种地。在给地主家种田的那一年多时间里最苦了，每天天未亮，就得赶着两头水牛上山，中午还要割一背篓青草回来。地主稍有不满，就对我一顿毒打，平时的一般打骂那是司空见惯的。
大约在八九岁时，我的家里遭过一次火灾。当时，我们住的是一大间草房，做饭睡觉都在一个大间里。那年开春后的一天半夜，家里突然起了火，当时，我是光着身子从屋里跑出来的，结果，一把大火把家里烧的什么也没剩下。后来，还是邻居们（有点亲戚关系）给了我们母子俩一点粮食、衣服，才能够勉强度日。
后来我大病了一场。母亲求来的算命先生相面说，我不能在家，要出去学一门手艺，才可免除病灾。于是，母亲就送我出去学裁缝。
那个年代，做衣服从未见过机器，完全是靠手工缝制。按照当时的生活水平，老百姓穿衣喜爱简单，一般几个小时就可以学会做的，但学徒规定，要学满三年才能出师。
我的师傅吸大烟。裁剪时，他从不让我看，面料裁好后，一切都是徒弟的事。每日从早上约七八点左右开始上工，直到晚上十一二点，一件完全用手工制作的长袍大褂才能完成。
那个时候，每缝制一件衣服的工钱是子钱三串，一个现大洋兑三串子钱。正常情况下，店里一个月可以有30个现大洋的收入。那时没有星期天，成天干活，但一个月30个现大洋，师傅只给我一个，并且当徒弟的，还经常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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