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 翻译家
中欧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已有40载，但中欧学术界的交流远不止40年。94岁的何兆武老先生带我们一起去回顾20世纪40年代的交往，从中不难发现中欧学术交流的源远流长。
那时候中国有个传统，叫“中学西学”，从孔夫子传下来的是中学，在国外的都是西学，可是有些学问和中西没有关系。学问应该知彼知己，学问是不分国界的，应该充分地交流。
时光倒退到何老的大学时代，那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毕业于当时中国最好的大学——西南联大，何兆武老先生对思想史有着浓厚的兴趣。战争环境并没有阻碍何老追求自由的想法，大学时代那段自由的学术氛围对何老影响深远。
一个人总得做点事情吧，最开始翻译了四五本苏联通俗的小册子，讲自然科学的。后来我想那也不是事儿，因为我不想终生搞这个。我是想搞思想史的，后来几年都翻译有关思想史的作品。
在何老翻译的职业生涯中，他不曾踏入过这片土地。尽管这样，60多年来他译成了无数欧洲著作，语言也涉及英文、德文和法文。
学语言很容易，看小说、诗歌。学英文最容易是看电影。你比如说我们看《蓝色多瑙河》，它有个歌就是《蓝色多瑙河》，我们都会唱，你连歌都会唱了，当然歌词就背下来了。那个学得最快了。
2006年何兆武推出口述史《上学记》。这部浓缩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灵史的随笔，让当下人嗅到了西南联大时期自由的空气。
一个年轻的学生，他来找我，他想知道我们做学生的时候生活的情形。我也没有事，就跟他谈天，后来他就写了这么一本书。我最喜欢自由散漫，西南联大的作风我最欣赏，它给你最大的自由，所以你的潜力可以充分发挥。
在何兆武老先生的家中，他的著作和各种中外文书籍整齐地摆放着。一生酷爱历史、崇尚自由的何先生很喜欢帕斯卡尔的一句话，这是何老一生所追求的境界，也是对这位耄耋老人一生最好的诠释：“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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