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尔德的时代位置

第四节　蔡尔德的时代位置

一、压力团体研究的第二代

就这样，蔡尔德在接受了A·F·本特莱以及C·A·比尔德等人提起的问题，进而不断发展位于政治过程当中的有关集团的意义以及机能的实证研究方面，所占据的应是把压力团体作为主要课题的第二代研究的中心位置^[47]。并且，想在后来的压力团体研究者的压力团体观当中寻找到蔡尔德的观点，完全可以说不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

就像已经言及到的那样，V·O·凯虽然发现了把压力团体的机能之一是作为对传统代表制进行补充作用这一点，但是这一见地恰与前述的第三点，即已经触及的蔡尔德的视点明显相似。虽然V·O·凯自己对这一关联完全没有行加涉及，但基于同为芝加哥学派的这一归属上的原因，认为位于蔡尔德之后，且进而使压力团体研究不断朝前发展的V·O·凯在与蔡尔德全无关系可言的情况下同样可以达到同一程度的见地，确实是极难想像的。

另外，对于蔡尔德而言，在政治研究这一领域里值得其行加注目的还包括了作为压力团体影响力的有效化条件之一的，即把注意力集中在“集团内部的凝集”程度上的这一内容，虽然论说该“凝集”与本特莱的“强度”在基于词义方面所持的是堪称婉拒的态度，但此一论点在突出为D·B·特鲁曼理论特色的，即以“凝集的问题对于政治的利益团体而言，确实是极其重大的问题。其他的诸因素对于社会内部的其他集团以及制度而言，虽然于成功的背后亦包含了与其在主张自己的要求时的能力的关系，然而集团内部的统一程度在完全对应于决定该团体享受其自己成功的程度方面，恐怕应视之是最基本和首要的内容”^[48]为核心的特鲁曼理论之中，不管想证明这一理论的明确根据是否存有欠缺，但其理论上的朝向却可清新明了地从中品味出来。

恰是基于了类似这样的文脉，其兴味至深之处则更完全地结聚在被称为“压力团体”（pressuregroup）这一用语在政治学中固定其位置之际，由蔡尔德在这一过渡期间所发挥的作用。

围绕着有关“压力团体”这一用语被导入到政治学领域里去的情况，虽然在进入到本书第Ⅲ-6章行加剖析，然而在此还是要指出此一用语早在1920年代结束之际，就已经被美国的政治学者开始使用了，进而到了1930年代中期，这一用语在美国的政治学里权可称宛若已经获得了“公民权”一样的权利，而被公开广泛地使用了。在这之中，仅以蔡尔德在1930年代发行的《位于全美政治中的劳动和资本》这部著作为例，即已经广泛地使用了类似“组织的集团”、“特殊利益团体”（special-interest group）这些专门用语^[49]，并且在1936年的论文“压力团体和宣传”里面，进而对这一用语做了更换，正式采用了“压力团体”，并且长此以往，在把这一用语作为分析上的专用语而延续至今方面倾注了精力。所言的这一插曲事实上是可以作为属于压力团体研究的第二代，即蔡尔德所处的那一代的象征物，从而确定其在政治学发展轨迹之中的位置的。

后来，蔡尔德进一步指出说，“关于对集团技术批判的分析和实际采用方法方面的研究，不仅使现存的倾向变得明了起来，同时亦被作为商会以及劳联这样的非正式机关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之中发挥显而易见的作用，并进而置身于明亮的光环之中而变得一目了然起来。”其实，事实上还不仅如此，在做了类似如下这样的论述之际，在相关与自身所处时代的作用方面，首先要指出的是蔡尔德的认识不仅从未与时代偏离，进而始终保持的恰也正是其理论自身在与时代尽相贴切的性质方面所具的先导性格。

被期待的是，本书在推广过程中，或是愈加被完全证明，或是被反驳，像这样性质的研究反而更会被推进。其实不仅只是在美国，即使是在外国，组织分析型的研究同样得到了发展。类似这样的研究，假使仅只根据对特定集团的比较研究来得到补充，应该说也已经足够了^[50]。

【注释】

[1]H·L·蔡尔德（1898～1972）曾历任威利阿姆·安德·马里大学的准教授（1925～1928年）、帕克奈尔大学教授（1928～1931年），并于1931年就任为普林斯顿大学的准教授，于1947年晋升为教授直至1966年从该一教职上引退。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ed.，Biographical Directory，5th ed.，1968，p.85 ＆Herbert S.Bailey，Stanley Keller，Arthur S.Link，and Alpheus T.Mason，“Harwood L.Childs，”PS，Vol.VI，No.1，1973，p.96。

[2]Harwood L.Childs，“The First Editor Looks Back，”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Vol.XXI，No.1，1957，pp.7-9.

[3]H.S.Bailey et al.，op.cit.，p.97.

[4]H.S.Bailey et al.，op.cit.，p.96.

[5]Albert Somit and Joseph Tanenhaus，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From Burgess to Behavioralism，1967，pp.132-133.

[6]Harmon Zeigler，Interst Groups in American Societly，1964，pp.11-12，114，115.

[7]A.G.Jordan and J.J.Richardson，Government and Pressure groups in Britain，1987，pp.43-51，293-306.

[8]David B.Truman，The Government Process：Political Interests and Public Opimion，1951，p.46.

[9]James K.Pollock，“Foreword，”in Henry W.Ehrmann，ed.，Interest Groups on Four Continents，1958，p.v.

[10]H.L.Childs，Public Opinion：Nature，Formation，and Role，1965，p.33.

[11]H.L.Childs，“The First Editor Looks Back，”op.cit.，p.9.

[12]Charles E.Merriam，“Preface，”in H.L.Childs，Labor and Capital in National Politics，1930，p.viii.

[13]H.L.Childs，Labor and Capital in National Politics，1930，p.2.

[14]Samuel J.Eldersveld，“American Interest Groups：A Survey of Research and Some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and Method”in H.W.Ehrmann，ed.，op.cit.，pp.175-177.

[15]H.L.Childs“Pressure Groups and Propaganda，”in Edward B.Logan，ed.，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ene，1936，p.206.

[16]顺便说一下，蔡尔德对院外活动担当者和宣传是分别作如下定义的，即“所谓院外活动就是由立法部和执行部所构成的，为了对公众给予影响而由压力团体一方所做的尝试”，而“宣传则是指为了左右在数量上较通常更为众多的公众的意识而进行的尝试”。Ibid.，p.226.

[17]Bertram M.Gross，The Legislative Struggle，1953，pp.3-4.

[18]David H.Everson，Public Opinion and Interest Groups in American Politics，1982，p.25.

[19]请参照Stanley Rothman，“Systematic Political Theory：Observations on the Group Approach，”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LIV.No.1，p.15以及S.J.Eldersneld，op.cit.，p.175。

[20]Charles A.Beard，Politics，1908，p.26.

[21]Ibid.，p.33.

[22]H.L.Childs“Pressure Groups and Propaganda，”op.cit.，pp.205，206，208，210-213，215，239-240.

[23]Ibid.，p.205.

[24]Arthur F.Bentley，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A Study of Social Pressures，1908，p.204.

[25]H.L.Childs，op.cit.，pp.212-213.

[26]A.F.Bentley，op.cit.，p.216.

[27]H.L.Childs，An Introduction to Public Opinion，1940，p.37.

[28]Gabriel Tarde，L’Opinion et la Foule，1901.

[29]Graham Wallas，Human Nature in Politics，1908.

[30]Albert V.Dicey，Lecture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Law and Public Opinion in England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1905.

[31]H.L.Childs，Public Opinion：Nature，Formation，and Role，1965，p.31.

[32]A.F.Bentley，op.cit.，p.163.

[33]Ibid.，p.223.

[34]H.L.Childs，Labor and Capital in National Politics.

[35]H.L.Childs，Public Opinion，p.243.

[36]芝加哥学派的主要成员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号取得之年（括号内）如下所示，哈罗德·F·高兹奈尔（1922年）、路易斯·奥巴拉卡（1924年）、哈罗德·D·拉斯威尔（1926年）、哈伍德·L·蔡尔德（1926年）、V·O·凯（1934年）、C·哈曼·布里切德（1937年）、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1938年）、戴维·B·特鲁曼（1939年）、挨依巴里·拉依萨松（1941年）。

[37]V.O.Key，Jr.，Politics，Parties，and Pressure Groups，4th ed.，159-159.

[38]David B.Truman，The Governmental Process：Political Interests and Public Opinion，1951，p.520.另外，关于压力团体肯定论的动向，请参照拙著《美国压力团体的研究》，1980年，第148～151页。

[39]H.L.Childs，Labor and Capital in National Politics，p.Ⅸ.

[40]C.E.Merriam，The American Party System，1922，p.304.

[41]Ibid.

[42]H.L.Childs，Labor and Capital in National Politics，pp.245-247.

[43]Ibid.，p.248.

[44]Ibid.

[45]H.L.Childs，Labor and Capital in National Politics.

[46]Ibid.，pp.250-251.

[47]请参照本书第Ⅲ-6章。

[48]D.B.Truman，op.cit.，p.167.

[49]H.L.Childs，Labor and Capital in National Politics，pp.1，238.

[50]H.L.Childs，Labor and Capital in National Politics，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