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国家的解放》(“die Befreiung der Nationen”)(1917)一书中，考茨基虽未将“民主”作为其论述重心，但他把民主作为人的自然属性，并由此提出了“原初民主”的思想。
考茨基以人的社会性为切入点引出民主概念，认为“民主”是人应当具有的一种属性。考茨基分析道，“人类在本质上不仅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具有民主的本质，甚至以民主为基础进行活动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他们的社会性的本质，即他从其动物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特性”。[1]人是社会中的个体(德文译作“der/die Einzelne”)，人的社会性在本质上体现为以民主为基础进行的交往活动。在考茨基看来，每个个体的存在和发展都直接依赖于他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社会与个体、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相互制约、共同发展。一方面，社会作为包含了最高级别的普遍性而存在，也就是说，社会是包含了所有社会个体(在最初状态下主要是成年男子)的集合，在某种程度上社会的普遍性强于个体的特殊性，因而个体必然要依赖于社会、依赖于普遍性而生活;另一方面，由于个体之间存在生理和精神上的自然差别，因而每个个体为了最有效地满足自身的需求必然要参与到社会事务中，从而对社会产生影响。换句话说，个体只要生存就无法逃脱社会的管辖，就要参与社会生活。因此，问题就在于个体该如何参与社会生活，如何建立自身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积极地还是消极地参与共同体生活。根据考茨基的人的社会性的观念，对此问题的回答毫无疑问在于“民主式”地参与，因为“民主”本来就是人应当具有的一种属性。考茨基认为，人在继承其动物性祖先的相关特点基础上所具有的社会性本质在一定程度上就表现为“民主”，民主是内在于人的属性。既然人具有社会性，人要参与社会活动，通过同其他人之间的社会交往满足自身的需要、实现自身的愿望，那么，从社会的层面而言，社会中的任何个体就都应当具有“民主”的性质，即作为社会的成员参与社会事务。
显然，将民主作为人应当具有的属性体现了考茨基民主理论的与众不同之处，但不可否认，他的这一观点带有人类学色彩，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考茨基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过程中对马克思民主理论的偏离。德国学者贝阿特曾明确说道，尽管考茨基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原则的必然假设，但其对马克思民主观念的扩展，即关于民主作为人应当具有的属性的理解反映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达尔文主义观点对他的影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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