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持续的美国复苏与全球经济衰退

经济学家不该忘记，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新经济”繁荣是建立在可疑的泡沫基础上的。早在70年代，当全球制造业部门面临着利润率下降的窘境时，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投资机会日益枯竭的巨大压力，美国的商业银行就转向了向新兴工业化国家大量发放贷款，最终陷入了80年代初那场灾难性的欠发达国家的债务危机。以后，由于里根的《加恩－圣·杰曼法案》大大放松了金融管制，增加了储蓄机构的经营范围，银行又将原本可以投资在实体经济生产上的数千亿美元尽数投资在了垃圾债券、高尔夫度假中心和购物中心上，引发了80年代末的储贷危机，是联邦政府施以高达1500亿～200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才将美国经济拉出了衰退泥潭。可是，当金融管制继续放松、金融权力持续扩大、投机性赢利远远超过生产领域的投资赢利时，又如何能够保证“新经济”不制造出另一堆更大的泡沫呢？

1985年的《广场协议》成为美国经济迅速复苏的一针强心剂。在80年代的“反胀”期间，美国实施了紧缩的货币政策，美联储连续三次提高了联邦基金利率（达到两位数），高利率吸引了大量海外资金流入美国。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而是实行了自由浮动汇率，故美元大幅度升值，进而导致美国的巨额贸易赤字危机，美国不得不于1985年在纽约广场饭店（Plaza Hotel）召集日、德、法、英对外汇市场进行共同干预。《广场协定》约定美元对欧洲和日本主要货币进行主动性贬值。美元的大幅度贬值，加上美国国内工人工资的零增长和里根政府为企业减税等一系列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因素，美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工业品产品出口急剧增长，形成了90年代上半期美国经济的一派强有力的景象。然而在世界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制造业和非农部门的利润率在持续下降。这些国家的汇率快速上升，相对工资的增长，导致它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锐减，而美国市场对出口商品需求的低速增长更让它们雪上加霜。因而，与美国经济复苏相伴而生的是日本、德国和西欧在1991—1995年间纷纷陷入了战后最严重的周期性经济危机。

经济的复苏毫无悬念，会带来企业利润率的恢复，但出于对更高利润的追求，企业的利润并没有全部投资到新技术研发和提高生产效率上，而是很大一部分通过回购股票的形式流入金融领域，尤其在1995年之后。

1995年的《反广场协定》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拐点。依据协约许可，美国、德国、日本的大量资金涌入美国货币市场，用于购买美国国债。东亚地区的政府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对冲基金的投机者们，也紧跟其后。国际金融资本的大举涌入，为本来就已炙热的美国股市烈火烹油。美国股票指数打破了各项纪录：在1871—1996年的125年期间，所有股票的平均价格／收益比（P／E ratio）为14∶1，到90年代末已经接近30∶1；纳斯达克（技术）板块在1999年末更是接近200∶1，10倍于其在1980年的平均值。^[42]在1980—1995年间，尽管股票价格上升显著，但它并没有超过公司利润上升的幅度。但自1995年以后，股票价格的上涨远远超过了公司利润的提高，尤其是当制造业部门利润率停止增长甚至下降的时候。

对美元需求的剧增导致美元再次升值和日元、马克贬值，全球制造业的生产能力过剩危机从日本和德国渐渐转移到美国。于是，美国制造业利润率复苏的势头戛然而止。然而制造业的危机却被炙热的股市暂时掩盖。由于股市的大幅上扬，在股市上涨所带来的巨大的公司与家庭财富效应的驱动下，美国制造业部门的投资仍在加速增长，劳动生产率也在提高，就业率有所上升，就连长期停滞的实际工资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里也有了跳跃式增长，消费支出呈现出急剧攀升的趋势，有利于消化由投资和劳动生产率增长而大量增加的产出。不过，这一建立在“股市财富效应”之上的经济繁荣是脆弱的，它所带来的繁荣注定无法持久。

在1995—2000年间，对于实体经济而言，经济的扩张建立在几乎不费成本的资金供给基础上：除了那些唾手可得的公司融资和投资外，制造业的增长造成出口价格的向下压力和进口额的激增，使得被财富效应激起的国内消费冲动进一步膨胀；消费驱动的行业，如住宅业、零售业、旅馆和餐饮业，以及健康和教育等服务部门，得益于令人吃惊的借债消费和储蓄率的急剧下降。最后，金融部门在“新经济”的全方位培植下，以史无前例的方式“起飞了”，全然不顾实体经济利润率的长期停滞或下降。

美国的“新经济”实际上在1995年之后已经“外强中干”，制造业的发展举步维艰。一方面是美元升值带给外贸出口的压力；另一方面，各国对美国国债需求的增加导致了美元长期利率下降，而为了确保在墨西哥比索危机之后的稳定局面，美联储又降低了短期贷款的利率成本。贷款成本的下降和美元的升值为美国的制造业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而与此同时，全球生产能力过剩的危机始终未能得到解决，而且日趋严峻。

美国经济的“一枝独秀”终难敌自身实体经济利润率持续停滞或下降及全球资本生产能力过剩的压力。而东亚大部分国家因货币与美元挂钩，也难逃厄运。1997—1998年，东亚制造业陷入危机。东亚地区经济需求的枯竭、货币的贬值和它们在国际市场上亏本倾销产品的行为，让美国制造业雪上加霜，也让日本经济再度跌入衰退。各种情况叠加，致使美国制造业部门的利润率在1997—2000年间出现了新一轮的下降，一共下降了16%。^[43]与此同时，东亚、德国、日本的制造业部门也深陷困境，全球经济衰退加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