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日三边对话与北京—东京论坛

2014年9月，在中日关系相当紧张的时候，我先后出席了两场有关中日关系的国际会议。一场是在华盛顿举行的中美日三边对话，另一场是在东京举行的第十届北京-东京论坛。中日关系持续改善是中日两国人民乐于看到的，也是亚洲乃至世界人民乐于看到的。中日关系的改善与发展，不仅有利于两国和亚洲，而且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2014年9月，在中日关系相当紧张的时候，我先后出席了两场有关中日关系的国际会议。一场是在华盛顿举行的中美日三边对话，另一场是在东京举行的第十届北京-东京论坛。外交有一轨和二轨之分，一轨是指政府外交。二轨是得到政府支持的，由前政府官员、学者参与的外交活动。外交就是这样，在两国关系紧张微妙的时候，二轨外交作用凸显，也特别有意思。

中美日三边对话

2014年9月一场别开生面的中美日三边对话在华盛顿举行。这一对话机制是奥巴马第一任期内由常务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发起的。2005年4月，中国各地出现了反日游行，长期平稳发展的中日关系出现了紧张。美国的一些智库认为中日关系紧张对双方不利，对美国也不利。于是他们建议举行一场中美日三边对话，首场在北京举行。美方这个倡议得到中日双方的积极响应，2005年7月20日至22日在北京举行了第一场中美日三边对话。美方的牵头人是斯坦伯格先生，中方的牵头人是我，日方的牵头人是日本前任驻俄罗斯大使渡边幸治。至2008年，这种形式的中美日三边对话一共举行了四次，2008年初那次在北京举行，此前分别在美国和日本举行了一场。四场三边对话是有成效的，三方都向各自政府做了报告。

2014年上半年，我在好几次国际会议上见到了斯坦伯格。他对我说，目前中日关系紧张的程度超过了2005年，这样紧张下去也不行，能否再举行一次中美日三边对话。我表示他这个想法是好的，鉴于当时的形势，这种对话在中国和日本举行都不合适，大概只有在美国举行为好。斯坦伯格同意我的意见，他设法筹集到一笔钱来举办三边对话。我向外交部报告了斯坦伯格的想法，他们很重视，决定同意我和一批学者赴美出席三边对话。这场三边对话于2014年9月8日至9日在华盛顿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举行。

我于9月6日下午飞抵华盛顿，当晚外交部前发言人刘为民公参与我共进晚餐。刘为民说，美方对当时中日关系的紧张感到不安，希望双方能够恢复高级会晤。

刘为民和我都担任过外交部发言人，我们交流了一下当外交部发言人的体会。刘为民认为发言人不能骂人，我赞成他的看法，发言人的本事在于讲道理，讲出的道理站得住脚，人家驳不倒。

9月7日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邀请我共进晚餐。李成1985年赴美留学，长期研究国际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2014年2月被任命为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过去担任该中心主任的都是美国人，如李侃如先生、贝德先生。李成是担任该中心主任的第一位华人。我祝贺李成先生担任中国中心主任这一要职。

李成对我说，近期奥巴马政府外交上焦头烂额。中国不是重点，头疼的是乌克兰、中东、“伊斯兰国”等问题。这些头痛的问题增加了美国重返亚太的难度。

李成还说，中国很多人认为，希拉里对中国态度不好。其实要全面看，2008年希拉里写了一篇关于美国未来外交政策的文章，非常重视中国，引起日本的不快。此外，2010年上海世博会，美国要参展，必须建美国馆。美国馆能建起来，希拉里的贡献极大。因为美国对世博会的一贯做法是，政府不出钱，由民间筹资，如果筹不到资，美国馆就建不起来。

关于中美关系，李成提醒我皮尤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美国29岁以下的青年人对中国意识形态的偏见较少，对中国有好感的人占到了70%。现在美国在华的留学生有68000人，中国对美国青年做工作有很大的余地。

9月8日上午，我去美国国务院会见了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董云裳(Susan Thorton)。这位女士刚回到华盛顿几个月，她曾担任过国务院中国处的副处长，后来到俄罗斯和中亚使馆去工作了一段时间。

董云裳认为美中关系总体上是好的，不赞成有人说双方关系出了大问题，关系跌入低谷。两国之间虽然有些摩擦，但是两军来往是2014年美中关系的一大亮点。领导人的会晤对双边关系有巨大的推动作用。2014年上半年，双方摩擦较多，但是7月在北京举行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习近平主席会见美方人士，肯定了美中关系过去35年的大发展，这就对两国关系有稳定作用。董云裳还强调，美中双方在阿富汗，反对“伊斯兰国”，朝核、伊朗核等问题上，均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关于中日关系，董云裳希望双方关系能得以改善。2013年12月26日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美方也很恼火。2013年11月拜登副总统访问日本时，曾当面表示希望安倍不要去参拜靖国神社。

我告诉董云裳:2013年12月20日程永华大使会见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双方谈得很好，中方准备了一系列改善双边关系的措施。但是未等这些措施出台，12月26日安倍就去参拜了靖国神社。2006年安倍对中国实行“破冰之旅”之前曾允诺中方，作为首相不会去参拜靖国神社。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的行动，导致了两国关系急剧恶化。

我还指出，当前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伊斯兰国”等问题导致国际形势的紧张。东亚这块地方虽然有紧张，但是没有打仗。东亚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全世界都需要东亚的经济增长。因此，我希望美方能做做日方的工作。

晚上，我和部分学者去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总部会见了美国前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部高级主任格林和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中国问题负责人张克斯，对方说，日本方面非常希望安倍在2014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北京会议期间能够会见习近平主席。中方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要安倍允诺不再参拜靖国神社;二是承认钓鱼岛的争议。美方通过与日方的接触，感到日方难以公开满足这两个条件，不知中日双方能否达成某种妥协，实现两国的首脑会晤。

我表示，中日关系的紧张和恶化，不是中方挑起的，也不是中方愿意看到的。解铃还须系铃人，希望美方做一做日方的工作。

9月8日晚，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举行晚餐会，邀请三方代表出席。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专程赶来参加，与我进行了较长时间的交谈。我希望福田前首相在改善两国关系中继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福田表示愿意促进两国关系改善，但称改善的速度很慢。他认为靖国神社涉及日本的内政，解决起来需要时间、需要耐心。要走出目前的困境，不能让一方在公众眼中是失败者，另一方是胜利者，找出一个大家都不失面子的办法可能是唯一的出路。在晚餐会上，福田在讲话中表示特别希望美国朋友多发挥作用。

斯坦伯格与我进行了长谈，他说中方提出的两个条件是合理的，但是日方不可能接受。因此，中方的思路要换一换，也许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

我表示当前中日关系的紧张是日方一手挑起的。日方如果愿意改善关系，完全可以采取主动，美方在这方面是能够有所作为的。

晚餐会上我还会见了我的老朋友贝德，他在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时担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部高级主任。我们认识快30年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贝德在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我和施燕华当时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我们经常见面。

贝德告诉我，最近他与李侃如合写了一篇关于南海问题的文章，已经发表，认为南海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在处理南海问题上还是应该一碗水端平，避免损害美中关系。我对贝德这个态度表示赞赏。我说美国当前外交上要忙的事情太多了，何必在南海问题上惹是生非。

贝德还希望在中国举办的APEC峰会上中国能表现出大国风范，因为媒体去报道APEC峰会时喜欢突出分歧，对此中国需要警惕。即便会议十分成功，但如果媒体的报道不好，那也会给公众造成会议失败的印象。

这次晚餐会给三方提供了接触的机会，使得三方对各自的立场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9月9日，三边对话在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总部举行。对话从上午八点半到下午两点半，中间吃了一顿简单的午餐。美方出席的人员除斯坦伯格外，还有贝德、前任助理国务卿坎贝尔、格林、张克斯、葛莱仪、斯考克罗夫特将军的助手尼勒。日方牵头人是经济团体联合会的日下一正和该联合会主管日中关系的人士，还有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顾问冈本行夫。前首相福田康夫虽然在名单上，但他没有出席。我方出席的除我外，还有王缉思、查道炯、金灿荣、时殷弘、归永涛。

在会议开幕的时候，三方的牵头人斯坦伯格、日下一正和我分别发表了讲话。三方均对这次对话得以进行表示高兴，感谢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作出的周到安排。斯坦伯格希望通过对话，增进三方之间的了解，使三方的关系能够继续沿着合作的道路不断前进，克服目前的困难和障碍。日下一正希望日中双方都能够作出一些正确的，但有的时候公众不太欢迎的决定。我强调这次使我们三方聚会在一起的，是三个因素:一是对话比对抗好;二是中日关系目前的僵持局面持续下去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三是需要通过这次对话和思想的碰撞，产生一些好点子，推动中日关系走出目前的僵局。

三边对话的氛围很好，各方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目前中日关系的现状、出现困难的原因以及如何走出目前的困境，各自谈了自己的看法。对话过程中虽然有交锋，但总体上是心平气和的。

美国前任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讲了一段发人深思的话。他说:“关于美日关系，美国一直自我感觉良好，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败了日本，战后为日本制定了和平宪法，推动日本的和平发展。殊不知，日本的内心深处是对美国有怨气的，因为美国向日本扔了两颗原子弹，也没道过歉。美国对日本长期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美国人对日本人的怨气长期熟视无睹。日美间的这种距离，迟早会表现出来。”

冈本行夫在会上说:“看来安倍不会再去参拜靖国神社了，他对去靖国神社有些后悔。大概今后他对身边极右人士的建议，不会再言听计从了。”

日下一正强调，日中两国经贸合作有很大的潜力。日本的产业结构调整为华为、TCL这样的企业进入日本创造了条件。此外，日本在探索使用氢能源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不是通过电解水来获得氢，而是从煤炭当中提取氢。用氢气作为汽车的燃料，不造成任何污染，续航能力已达到了800公里，在这个领域日中合作有很大的余地。此外，在环境保护、提高能源效率等方面，双边合作均大有可为。

查道炯教授在回顾中国快速发展的历程时，肯定了中日合作发挥的作用。他说特别是在第七、第八、第九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日元贷款使中国获益匪浅。冈本行夫听后感慨地说，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听到今天中方能说这样的话，很是感动。

我在发言中着重谈了以下三点:

(一)世界处在十字路口。40多年的冷战形成了强大的惯性，对一些国家的行为和政策均有巨大的影响。譬如，美国加强同日本的防务联盟，这就是冷战思维的反映。中国方面当然要设法予以应对。冷战思维是建立在零和游戏规则的基础上，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是没有前途的。零和游戏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与零和游戏相对立的，就是正和游戏、合作共赢。正和游戏、合作共赢的道路有着广阔的前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世界上各种现象，本质上可以归纳为零和思维和正和思维的较量。

(二)我们中国人以及其他亚洲国家，对于安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非常反感。其根源，是因为上个世纪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战争，给亚洲国家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军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如果大家在对军国主义的问题上认识一致了，很多问题就好办了。

(三)目前围绕钓鱼岛问题，中日双方的立场尖锐对峙。但是双方也有共同点，双方都不希望这个地方出事，引发一场战争。因此双方需要考虑通过磋商，找到危机管控的办法和机制，这可能是双方都愿意看到的。

我发言之后，葛莱仪立即表示赞成我的看法，主张中国的海监船和日本的海上保安厅要建立热线联系，商谈避免冲突的办法，避免双方在海上和空中擦枪走火，出现不测事件。

三边对话没有结论，但各自都谈出了自己的想法，对增进相互了解很有好处。对话结束后斯坦伯格对我说，这次三边对话效果很好，各方都谈出了一些重要的思想，我们把这些重要的思想归纳起来，对推动中日关系的改善有重要作用。

第十届北京-东京论坛

9月27日，我于当地时间13∶30飞抵东京，使馆的荣鹰公参前来迎接。荣公参见了我很高兴，他说两年来国内没有什么人来访，来一个处长，来一个副司长就算是“重要代表团”了。第十届北京-东京论坛来了九名副部以上的官员，使馆很高兴。

当天晚上，日方作为东道主为本届论坛举行欢迎宴会。日方言论NPO(日本民间非营利组织)负责人工藤泰志致欢迎辞说，第十届北京-东京论坛特别有意义，看来两国政府都在认真改善双边关系。报名参加北京-东京论坛的有700多人。驻东京的国际媒体也很重视本届论坛。希望通过对话来克服日中关系目前面临的困难。

日方理事长明石康致辞，希望通过双方的对话找到克服困难的症结。日中关系出现了一些改善的迹象，让我们看到了一线希望，希望通过对话产生一些好的建议，分别向双方的政府提出，推动日中关系的改善。东京-北京论坛至此已经举行十届了，日中双方达成协议，我们还要再举办十届。在本届论坛上，我们要回顾过去10年的工作并对未来10年进行展望。

中国前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先生和中国日报社总编辑朱灵先后在会上致答词。北京-东京论坛是在2005年由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两国政治关系走入低谷的时候，日方言论NPO负责人工藤泰志到了北京，拜会了时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先生，希望举办这样一个论坛，得到赵启正的大力支持。这样论坛就办起来了。赵启正每届论坛都参加。他在会议上致答词时强调，尽管中日关系中存在着困难，但是相信前途是光明的。论坛通过对话，能够增进相互了解，推动中日关系改善。

中国日报社和日本言论NPO是联合举办北京-东京论坛的主办方。朱灵在致答词时肯定了过去九届北京-东京论坛所取得的成果，强调北京-东京论坛还要再举办十届，这是中方的共识，也是与日方协商后达成的共识。

9月28日上午，论坛全体会议举行开幕式。工藤泰志在会上介绍说，这次民意调查，大家关注的是90%的日本人和80%的中国人对对方的好感度下降，但是大家忽视了另一个调查结果，就是80%的日本人和70%的中国人对目前两国关系的状况感到担心，希望改善。这个调查结果应当让我们看到希望。

明石康在致辞中重申了工藤泰志的看法，认为日中关系正处在十字路口，不能让日中关系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那样，由于局部冲突演变为世界大战。日本国内虽然出现了右倾化的情况，但日本民众坚持和平主义、反对军国主义的立场没有变。面对面的对话是无法取代的，希望本届论坛能够对改善日中关系作出贡献。

蔡名照主任代表中方全面阐述了对中日关系的立场，认为由于日方的原因，中日关系陷入了目前的困境。他强调中日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

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讲话较长，但有几点给我印象很深刻:

一是坚持就是力量。日中友好要坚持下去，尽管两国政府之间的分歧不少，但日中两国人民是要友好的。

二是希望中国注意邻国的感觉。中国发展迅速引起了邻国的忧虑。中国的崛起是否构成威胁，这不能看中国是怎么说的，而是要看邻国的感觉是什么。

三是日本崛起有过惨痛的教训。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发展很快，后来骄傲了，发动了战争，结果是惨痛的。战后，日本改弦易辙，走和平发展道路，1968年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此后经济继续快速发展，日本人又骄傲起来，以为自己能够成为世界第一。到美国去，大量购买标志性建筑，引起美国的反感。后来泡沫经济破灭，日本经济停滞了20多年。日本的经历说明，失败是成功之母，成功是失败之母。

中国经过30多年的大发展特别成功，相信中国不会重蹈日本的覆辙。

四是亚洲有其短板。人们说21世纪是亚洲世纪，亚洲给世界有三种形象:一是经济增长的亚洲。中、日、韩的经济总量加在一起约20万亿美元。二是老龄化的亚洲。日本65岁以上的老人已超过了人口的25%。中国已经接近人口红利的尾声，60岁以上的老人高达1亿5000万人。老龄化问题正在成为亚洲的大问题。三是形势紧张的亚洲。因为东海和南海的紧张，亚洲国家之间对抗情绪在升温。处理不好，又会回到冷战时期。

程永华大使在会上致辞，提出了四点建议:克服两国关系目前的政治障碍(主要是历史问题和钓鱼岛问题);改善舆论环境;要加强在新形势下的互利合作;管控危机，特别肯定9月23日至24日在青岛举行的中日双方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

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前一天深夜刚从纽约赶回来，他在会上致辞，祝贺第十届北京-东京论坛的召开，强调存在着期待改善两国关系的民意，相信双方一定能够找出改善的契机。日中经济协会派遣了两百多人的代表团访问中国，另外两国最近在青岛举行了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日本政府希望借助北京-东京论坛推动日中关系的改善。

岸田文雄发言后，蔡名照主任主动上前与他握手。

赵启正强调，和平友好是中日关系的唯一选择。中日两国也要建立新型的大国关系，化对抗为合作。邻里关系处不好可以搬家，邻国是搬不走的。民间交流是中日关系中的一股暖流。

开幕式结束后举行全体会议，由陈健大使和五百旗头真主持。五百旗头真讲话指出，中国和平崛起对人类有利，军事崛起则可能导致零和博弈。对于当前的日中关系，美国和欧洲都在观望，担心亚洲会爆发战事。

朱成虎将军发言，强调中日不应再战，战的结果是两败俱伤，对双方都不利。

魏建国发言说，中日经贸关系连续两年下滑，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双方都受不了。中日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都不希望中日关系恶化下去。

日本著名企业家长谷川闲史说，2012年9月胡锦涛主席与野田首相见面后，日中间没有再进行首脑会晤。日中的经贸关系应当热起来才行。日中两国经济都处在转型时期，有很强的互补性，建议抓一点大项目，如治理太湖的污染，来促进日中之间的合作。

日本前任驻华大使宫本雄二说，外交上不应分谁胜谁负，也不能让内政来控制外交。

在会议结束时，五百旗头真表示希望两国首脑能在APEC期间会晤。陈健大使则强调，两国首脑会晤问题不取决于对方，而取决于自己。

9月29日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听取武藤敏郎、魏建国、宫本雄二和我的发言。

武藤敏郎主张日中联合起来，共同帮助亚洲发展。根据联合国的统计，2002年到2012年，东亚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是8万亿美元，但到账的实际投资杯水车薪。日中两国还应当加强养老合作。2020年东京要举行东京奥运会，武藤敏郎是秘书长。东京奥运会为中日合作、两国人民增加往来、发展友好关系提供了机遇。

魏建国认为，今后10年至15年是中日经贸关系发展的黄金期，双方合作的领域众多。中、日、韩三国自贸区的谈判应当加速进行，争取2016年签署，中日之间应当合作治理雾霾、治理太湖和开发电动汽车。

宫本雄二在肯定日中关系有所改善的同时，还对日本的自卫队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出现对峙感到忧虑。

我在会上以“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为题发表了讲话:

第十届北京-东京论坛是在中日关系处于困难时召开的，很有意义。一天多来，会议开得很好。我的感受可以概括为三句话: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这是我们中国人碰到一些大难题时，常说的三句话。

有困难

中日关系正处在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最困难的时期。这两天的会议上，人们从不同的角度介绍了中日关系面临的严峻形势:双边贸易额在下滑，日本对华投资在大幅度减少，许多交流停止了，合作的项目受到了影响。这种状况是我们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造成的原因蔡名照主任昨天上午在他的致辞中做了明确的阐述。

昨天下午，在政治分论坛上，有中国留学生在会上发言称:“随着中日关系的恶化，中国留学生获取日本的奖学金越来越困难，有的奖学金干脆被取消了。”在场的地方创生大臣石破茂、众议院议院运营委员长逢泽一郎均表示要进行调查，认为这样的事情不应当发生。

在政治分论坛上，中日双方达成了一项共识:不管中日政府之间出现了什么样的困难，两国交换留学生不应当受到影响。两国人民的交往不应当受到影响。“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人民的往来是两国关系的基础。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中日两国留学生的交流十分重要，周恩来总理就曾经是留日学生，今天我们驻日本的大使程永华先生也是留日学生。

有办法

我们中国人常说:“办法比困难多。”不论出现了什么样的困难，总有办法去解决。我相信中日两个伟大的民族一定有智慧去找到克服目前困难的办法。

思路决定出路，高明的思路是智慧的表现。有些问题，思路变了，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日本方面总是说，举行两国首脑会晤不应当有任何先决条件。当然，说条件很难听。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就不一样了。

2013年12月20日，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拜会了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双方谈得很好，同意两国关系应当回到战略互惠的轨道。中国方面也准备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改善两国关系。我在中国国内听到这条消息十分高兴。然而六天之后，就在2013年12月26日，安倍首相悍然参拜了供有14名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导致两国关系急剧恶化。

今年8月和9月，中日两国外长先后举行了两次会晤。最近日中经济协会派了一个两百多人的日本经济界代表团访问中国，受到汪洋副总理的接见，双方谈得很好。这里，我们正在进行第十届北京-东京论坛。中日关系出现了一些缓和的迹象，我们看到了一线希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2013年12月26日安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事情不能再发生了。与其说这是条件，不如说这是愿望，改善中日关系的愿望，日本方面不是也有同样的愿望吗?

昨天，前首相福田康夫在我们的会议上致辞说，外交交涉上不应当有胜负，不应当有胜利者和失败者。这个话听起来是很有道理的。我们换一个思路想一想，把中日关系放在一个长远的大框架中去考虑，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果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日关系走出了目前的困境，那将会迎来中日关系发展的新局面，中日双方都是胜利者。

前面几位发言者都谈到了中日之间具有巨大潜力的合作领域，诸如治理北京的雾霾。如果中日合作使北京的雾霾减少了，双方都会非常高兴。又如食品安全问题，日本是做得很好的，中国在食品安全方面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如果中日合作使得我们的食品更加安全了，那该多好。再如，中日双方在养老领域的合作存在着巨大的潜力。我有一些企业界的朋友到日本来参观，了解日本在应对老龄化方面的经验，收获很大。目前中国城市里的空巢家庭达到52%，农村里的空巢家庭也高达49%，因为子女都去城市务工了。这两个统计数字后面，可以想象一定有很多悲剧。如果经过中日双方的合作，中国的老人得到更好的照料，悲剧减少了，那是多么可喜的局面啊!走出目前困境，迎来中日关系的大发展，这里没有失败者，大家都是胜利者。

有希望

人总是生活在希望之中的。这次民意调查告诉我们，中日两国民众相互之间的好感度是很低的，但是中日双方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中日关系重要，应当改善。我们从这个调查中就可以看到希望。

周恩来总理曾经这样总结中日两国两千多年的交往，他说:“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抗。”显然，中日交往中和平友好是主流。习近平主席在9月3日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邻邦。在中日两国两千多年的交往中，和平友好是历史主流。保持中日长期和平友好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符合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稳定的需要。中国政府和人民将一如既往致力于发展中日关系，愿意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基础上推动中日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

我相信若干年后，我们再回头看目前两国关系所经历的困难，会发现那只不过是两国关系中的一段插曲。历史总是要前进的，我们应当从中日关系历时两千多年和平友好的主流中，看到希望。

我们还应当从世界的变化中看到希望。20世纪后半叶，世界已经从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进入了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

我搞了一辈子外交，经历的事情不少，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中国和苏联曾经是盟国，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两国关系急剧恶化。苏联在中苏边界大量陈兵，1969年3月两国还在边界上打了一个小仗。两国虽有外交关系，但各种来往基本上中断了。1969年9月2日，越南的胡志明主席去世了。9月9日，越南举行隆重的葬礼，中国和苏联都派了党政代表团出席葬礼。9月8日，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到达了河内，我是代表团的翻译。代表团到达河内后，鉴于中苏关系严重恶化的形势，宣布了一条纪律:“见了苏联人时，实行‘三不’:不握手，不打招呼，不说话。”9月9日，在河内巴亭广场举行了隆重的悼念胡主席的葬礼。李先念和苏联党政代表团团长、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都在主席台上。柯西金是有话要对李先念说的，但李先念不理他。所以他要向中方直接转达的信息转达不过来。葬礼结束后，柯西金通过越南方面向中方转达了如下信息:柯西金要求在回国途中途经北京机场，会见周恩来总理。

李先念立即把这个信息报告了北京，等北京回复同意的信息到了河内时，柯西金的专机已经起飞，飞到了当时苏联的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的首都杜尚别。但柯西金要会见周恩来总理的心情是很急切的，所以他又从杜尚别出发，来到了北京机场。这就是震动世界的1969年9月11日中苏两国总理在北京机场会晤。

比较一下冷战时期的中苏关系和今天的中日关系，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在中苏关系恶化的时候，双方没有来往，没有北京-莫斯科论坛，但今天我们却有北京-东京论坛，这已经是第十届了。在本届论坛上，双方虽然有分歧，但谈得很好，有助于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这二者之间的不同，是世界变化的结果，是时代主题变化带来的结果。中日关系是有希望的。

在本届论坛上，有些发言把今天的中日关系比为“隆冬”。我想起二百多年前，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一句名言: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我讲话结束后，明石康、宫本雄二、日本前任文化厅长官近藤诚一纷纷上来与我握手祝贺。一位在日本工作了三十多年的华人后来对我说:“您29日上午在大会的讲话，日本经济界十分注意。听完讲话后，日本财界的一些人说:‘看来日中关系还有希望。’”

28日晚，日方举行庆祝北京-东京论坛十周年的招待会。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在会上致辞，感叹说9月29日是日中邦交正常化42周年的纪念日，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我们现在还不能共同纪念，希望目前的困难能够早一点过去。日本公民党党首山口那津男和石破茂等先后在会上致辞，希望两国关系能得以改善。中国日报社总编辑朱霖在会上致辞答谢，肯定10年北京-东京论坛对话的成功，希望今后10年办得更好。

2014年11月7日，杨洁篪国务委员会见了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谷内正太郎，宣布中日双方达成了四点共识。11月10日，习近平主席会见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这是两年内中日双方举行的第一次首脑会晤。尽管中日关系还存在着诸多困难，但是最困难的时期看来已经过去了。中日关系持续改善是两国人民乐于看到的，也是亚洲乃至世界人民乐于看到的。中日关系的改善与发展，不仅有利于两国和亚洲，而且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