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大学（日本）

东京大学（日本）

还真没发现世界上哪所大学能像东京大学初创期那样，如同一面明镜，真实地折射出自己的民族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复杂心理及其某些性格特征。

19世纪末，美、英、法等西方列强扣击日本国门，要求开放门户。日本民族处于存亡的峰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先化人，后化物”。日本人认定此理，几竭尽财力致力于高等教育的西化，以曲线救国。此举早已被历史证明是最明智不过的抉择。如此之下，由不得你不叹服日本人具有最敏感的神经、最强的适应能力。日本官办教育的最高设计者，日本第一代文部大臣森有礼在日本所必须摄取西洋文化这一点上，有着到达极点的惊人的彻底性，以至于主张实施日本人种的改变。1886年（明治初年），这位具有极端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勇敢果断的革新主义者一上任，便将旧制的东京大学更名为帝国大学，当时的法律认定它是日本唯一的一所高等学校。帝国大学的创建，最为典型地反映了日本政府富有极强组织性的西化意识和实践。

旧制的东京大学（1877～1886年）与本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的学校毫无瓜葛，而是依据另外一个文化分支——德川时代的“兰学”研究机构不断发展而来的。“兰学”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以翻译为中心的外国语学校。可以说，对外国语的研究，才是该校（旧制东京大学——帝国大学——新制东京大学）的开山事业。当时的帝国大学，建立在这种传统之上，自然是有意深化这种传统。事实也正如此，帝国大学初创期在教学和研究中不但继续选用翻译文化，而且对办学模式也采取移植、模仿的手段。其法学院、工学院、文学院、理学院是模仿美国的模式，医学院则是模仿德国的模式。可以说，帝国大学是以模仿、移植为中心的特殊的日本型大学。

应该承认，森有礼的强烈的西化主张，落实在实践上也还是留了一定余地，和极端主义的西化行为有些微的差异。翻译文化也不完全依靠外国文化。和非洲的大学、印度的大学完全依靠英语、法语来发展外国文化的机构有些不同，帝国大学作为以模仿、翻译为中心的特殊日本型，其主要职能是吸收外国文化。因为在翻译文化的后面，有日本人的好奇心，有再生本国文化的饶有兴味的一个侧面。遗憾的是，处于模仿中的创造性的幼芽，在该校未来的发展中，至少到明治初年，很少得到旺盛成长的机会。森有礼强调说：“只讲事物之理和重视德行，难免脱离社会，这就像读书作文却不付诸实践一样，并不是所谓有才干的人物，总之，欲与今日之外国竞争，如此这般愚昧人物难以适应国家之所需。”这便是以帝国大学为首的“国家大学”的座右铭。摄取外国文化，其内容是注重实用，即使是学术研究，也离不开应用的目的，这就是以东京帝国大学为首的日本“国家大学”自创设期以来的重要特色。当然，也是历史的必然抉择。

帝国大学基本是模仿美国而创建的；和美国不同的，是它和美国大学既独立于政治，又独立于国家之外这一点相反，在财力上依赖国库，在管理上体现国家意志。这正反映了日本政府有计划、有组织地通过西化，追赶列强的意志。另外，和西洋大学在创设期作为探讨真理的殿堂而发展起来的正好相反，帝国大学以应用和实用为学问的生命，在大学职能上和传统大学相去甚远，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日本追赶列强，以求速效的迫切愿望。

东京大学有史以来，一以贯之的，是在日本领先的学科发展水平，以及为本国训练官僚等精良人才的最高机构。

森有礼在创建期的帝国大学中，除建立其他4个分科大学外，还先于欧洲，紧随美国之后，开设了工科大学，进而又附设了研究生院。根据日本政府1917年（大正七年）颁布的“大学令”，帝国大学学系数增加至8个，即在原来法学、工学、医学、理学、文学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农学、经济学、商学。这些学系已基本能够统括当时各学科领域，具备了为社会培养所需人才的学科基础，当时的帝国大学又处于日本高等教育的顶端，是日本国内所有国立、私立大学的典范。国家保证了它作为培养官僚的机关这一重要特权地位，从而使它垄断了为国家现代化培养领导者的全部职能。它通过考试吸引最优秀的人才。日本的行政官僚、司法官僚、立法官僚、高级企业管理人才，以及人文社会科学人才中，帝国大学毕业生都占有绝对优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重建和改革，以及随着大学自治在日本得到原则上的承认，帝国大学的基础和应用研究以及教育在质上、规模上的改观更为明显。1947年日本政府根据美国教育使节团的建议，改革学制，并将帝国大学更名为东京大学。尽管战后日本很贫穷，高等学校又急剧扩张至400余所，但日本政府仍出钱扶持精英教育。东京大学作为日本教育和科研的重要基地，仍然承担着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的重任。它在战后所培养的人才中，一部分是技术、学问型人才，如科学家、研究人员、技术尖子、人文科学工作者；另一类是管理人才，如企业、管理机构的高级领导人才、工会领导等。东京大学自创办以来，不仅培养了夏日濑石、川端康成这样的世界闻名的大文豪，也培养出了成千上万的理、工、农、医各个学科领域中做出突出贡献的科学家，不过，东京大学还特别培养出了如鸠山一郎、吉田茂、福田纠夫、中曾根康弘、稻山嘉宽等政治家和实业家。所以，东京大学被日本人称为“官僚之温床”。据说，在当代日本知名人士中，东京大学的毕业生约占半数以上。东京大学是日本有才智的青年们向往的目标。战后50年来，东京大学的学生衣着一直较朴素甚至寒酸，但皆以就学于该校为骄傲，以优秀的学习成绩为自豪。

东京大学之所以使自己的学生有如此良好的感觉，之所以能培养出如此众多精良人才，其关键是东京大学历来就聚集了众多学识渊博、治学严谨的教授，是他们使这里极富权威。他们不但授予学生以广博的知识，同时也传授给学生先进的研究方法。而且，在人才能力结构上，有着与国情相匹配的考虑。比如，对包括巧妙模仿、改造性人才在内的开发型人才的培养。在施教上，基本是采取启发式教学，尤其是70年代以来，其授课形式基本是：（1）讲授；（2）演习；（3）课堂讨论。后两者在学生研究能力培养上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另外，规定大学生从3年级就参加科研项目，这使学生科研能力及早得到了提高。

进入60年代以来，东京大学就在教学内容现代化上不断努力，设置了许多新兴学科，还把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结合起来，强调综合性教学。在研究院课程中则不少是边缘学科，可以从中明显看到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趋势。

近几十年来，东京大学基础研究的整体水平提高很快。9个附属研究设施中大型计算机中心及5个研究中心是全国共同使用的。东京大学近年所承担的能源、海洋、宇宙、人类科学等综合研究课题，都属国际尖端。

东京大学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也有相当的成就。虽然它以法学部著称，但在人文科学方面，却以研究中国问题著称，最具特色和实力。在我国历史上，曾被称为“复古派”的梁漱冥认为，未来世界之文明，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个底蕴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转引自《走向人格新大陆》，许金声著，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也许为精明的日本人，主要是东京大学学人所深谙，必要深深挖掘，以利安邦强国。东京大学有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机构，除设有中国文学、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考古专业课程以外，还设有东方文化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新闻研究、东京大学史学会、中国哲学、文学会等机构和团体，研究中国各方面的问题。再以东方研究所为例，全所12个部就有9个部研究中国问题。这也是东京大学根据自身历史和条件，集中人力、物力，在某一方面办出特色的尝试。

东京大学，这座100多年前就振起教育、科技双翼，在民族危难之时，驮起日本追赶列强，为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建立了卓越功勋的高等学府，如今仍图改进，正以更加雄健的步伐向21世纪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