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话和北京话

一、普通话和北京话

(一)相互依存的两种语言系统。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北京话,胡明扬(1987)称为“新北京话”,即去掉了土腔土调的北京话,认为这种北京的普通话“比任何其他地区自然形成的‘普通话’更接近标准的普通话”。特别是近20年来出生、长大的一代北京人,由于各种外部因素影响,基本上是“无方言族”,他们获得和使用的语言,除极少数具备特殊家庭语言背景的情况之外,都是相当规范的普通话。总之,迅速向普通话靠拢,是半个世纪以来北京话变化的总趋势。

然而,在同一时期、同一地域使用的语言必然会发生一定的接触、融合,接纳对方意味着自我调整和修订,是一种双向过程。十余年前专家所指出的,普通话有向北京话“靠拢”的倾向,“普遍话也在发生变化……普遍话在不断地悄悄地向北京话靠拢……普遍话在日益向北京话靠拢,这也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胡明扬1987)今天依然存在,而且,和十几年前比起来,由于时代所提倡的语言风格多样化潮流的催生,这种趋向是愈加明显了。

沈炯(2004)指出,“普通话不能简化到只剩1200个音节读音的地步。那种小系统就现代汉语对信息容量的需求而言是不够的。排斥轻声和儿化是不行的。”“小系统”,应该是指普通话的书面语系统。这段话指出了普通话的一个巨大不足及补救方法,即,普通话只有一个书面语系统而缺少口语系统,而北京话能够胜任这个任务。况且,普通话是“以北京音为标准语音”的,北京话不仅不会影响到普通话的通用语地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普通话交际没有到位和难以到位的不足”(施春宏1999)。

一般认为,普通话是跟着书面语走的,而书面语基本上不儿化。论到口语,情形就不一样了,普通话的口语语体离不开北京话的诸多表现要素,即,各种语音修饰成分、表达手段,包括儿化词和儿化形式。可以说,北京话儿化词是普通话口语中不可缺少的生动形式之一,在普通话言语交际当中有重要作用。调查结果表明,在普通话口头用语里,北京话儿化词的价值一再得到认可。在普通话这一汉民族最重要的交际、传播工具中,北京话儿化词在一定层次、一定时空内发挥其特定的交际价值和社会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二)普通话口语形式和儿化词。这正说明了普通话口语形式就是北京话。在有关新闻用语的调查中,我们曾说明,新闻文体中的消息报道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内容和形式协调统一的等级序列:新闻性(真实性、时效性、政策性)愈强,用语的口语化程度愈差;反之,随着新闻性减弱,口语程度就会升高。以CCTV的“本周”栏目的语言为例^[1]:

(女播)看电影啊好多人专爱看马路上追车的镜头,因为它刺激过瘾,可要是哪一天您在下班儿的路上真遇到了这种事儿,恐怕就没那么轻松了。

(女旁白)本周在美国洛杉矶的街头展开了一场急速追捕。这辆正在狂奔的越野车因为劫持人质已经被警察追了一个多小时了。可能是车子出了毛病,在一个十字路口车子停了下来,开车人终于露面了。这位老兄好像是跑得有点儿上瘾,还想找辆车接着跑。没有枪还假装劫持人质,一下子就让警察看出了破绽,一把就把他摁倒了。

(女旁白)鲍伯·莫瑞是一名卡车司机,他不但爱岗而且还很敬业。这天莫瑞正在休斯顿的一个加油站加油,没想到一眨眼的功夫,车让人给开跑了。小伙子一点儿都没犹豫,有啥说的,赶紧把公家的财产追回来。只见他一个健步跃上了卡车。莫瑞不但有勇也有谋,俗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老实说,这功夫这情形,莫瑞也还真没腾出手的空儿了。在这十几分钟的急速之旅中,莫瑞对抢车人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说服教育。不知道是不是莫瑞把偷车人说得有点儿晕,大卡车连撞了6辆汽车以后,老老实实地停在了路边。莫瑞虽然话多说了点儿,可是他的嘴皮子为警察争取了宝贵时间,抢车的人最终被制服了。

(女旁白)本周在上海的徐浦大桥上,一群勇敢的小猪从车上跳了下来。可能是没有策划好跳车的地点,偏偏选择了车又多又快的大桥上,幸好没有受伤。跳的时候还都挺勇敢,可一下来就傻眼了:桥上没有“猪行道”啊。司机也蒙了,没想到小猪敢跳车;大桥的管理员更蒙了,还没见过这高速路上跑猪群的呢。都别愣着啦,赶紧劝小猪们回车上吧。虽然小猪们弃主人而去,还让主人把车本儿给扣了,可主人有情有义,给它们又冲凉又洗澡,希望它们能回心转意。

新闻也可以这样说!而且是在中国中央电视台一套播出的。没有人怀疑现代中国广播电视媒体使用的是标准普通话形式,而以上例子也同时告诉我们,普通话基于一定的传播要求,在内部系统平衡趋势的协调和制约条件下,有时也需要适当地对某个语言要素进而对语言的风格系统作出某种程度的调整,使语言适应和满足不同功能的要求,以充分发挥语言作为最重要的思维、认知和交际工具的作用,而借助北京话或其他语言系统中的某些表达手段和形式,来适应表现内容的需要,最大限度地释放语言表情达意的功能,不失为一种方便快捷的手段。说“借助北京话系统中的某些表达手段和形式”,明显的证据除了部分北京话口语词的频繁出现外,就是儿化词的大量使用了。

我们可以在普通话里看到一大批被接受的北京话儿化词,包括暂时退隐的儿化词。副词“压根儿”是第一个进入普通话的(金受申1965),随后有一些表达生动、表现力强的副词,如“扎堆儿”、“整个儿”等;第二批,我们感觉是量词,《现代汉语八百词》列出的量词有很多来自北京话,在实际使用中大部分是以儿化形式出现的,像“桄(儿)”、“截(儿)”、“沓(儿)”等;第三批是动词和形容词,“遛弯儿”、“不起眼儿”等。陈建民(1984)在谈到普通话常用口语词的时候,曾列举出各种词性的常用口语词八类,共437个,其中有70个儿化词,占总数的16%。

按照语言变异的理论解释,某一语言要素的变动并不是孤立的,虽然我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往往是从个别现象、个别要素入手,但“语言现象、结构要素总是因系统而存在的,价值只能在关系中体现”(施春宏1999)。因此,我们也可以说,普通话系统不断吸收儿化词等带有北京话日常口语特色的词汇,是在持续调整自身系统的过程中实现的:吸收因调节需要而发生,吸收的同时,普通话系统也相应地发生关系与价值的连续变动,整体上是动态的过程。这恰恰说明普通话是以活的语言系统为基础的,是鲜活的、有生命力的动态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