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的组织者，卢森堡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克莱塞在开幕词中称，欧洲的前途充满着不确定因素，欧洲人怀疑自己走的道路，甚至提出欧盟是否会垮台的问题。这个问题乍听起来让人大吃一惊，仔细想一想，也不奇怪。欧洲的知识精英对欧洲面临的问题，做了深入研究，发现这些问题要彻底解决并不容易，所以提出了欧盟是否垮台的问题。
2012年5月17日至18日，我应邀出席在卢森堡举行的“新政策论坛”。该论坛是前苏联国家主席戈尔巴乔夫先生创立的。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在俄罗斯的名声不好，老百姓不喜欢他，但在欧洲却很受欢迎。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的时候，苏联在东德驻有10万大军，但是戈尔巴乔夫没有诉诸武力，而是接受了德国的统一。这一点，德国人很感激他，欧洲人也很赞赏他。可以想象，如果在1989年戈尔巴乔夫下令动武的话，德国统一不会那么顺利，欧洲的紧张局势会骤然升级，欧洲的和平与繁荣会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意大利的一家基金会支持戈尔巴乔夫创办了新政策论坛，其宗旨是就欧洲所面临的一些大问题召开研讨会，集思广益，为欧洲的从政者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这次去卢森堡，勾起了我许多回忆。1994年至1995年，我任中国驻荷兰王国特命全权大使。我的夫人施燕华任驻卢森堡大使，荷兰离卢森堡仅两个多小时的车程，我去卢森堡的机会比较多。卢森堡每年国庆，都举行一次盛大的宴会，邀请各国使节夫妇参加。我作为施燕华的丈夫参加过两次，还同卢森堡首相容克交谈过。1998年11月，我去法国就任中国驻法兰西共和国大使，我的夫人施燕华放弃了再次出任大使的机会，与我一起去了巴黎。她在卢森堡是大使，但到了巴黎，只能是公使衔参赞。施燕华离开卢森堡后，我就再没有机会重返卢森堡。这次新政策论坛在卢森堡举行，给我提供了重返该国的机会。
卢森堡全国面积为2586平方公里，人口只有54万，全国森林覆盖率高达70%，空气质量非常好。我抵达卢森堡时，阳光明媚，春意盎然。我领取了托运的行李，走出机场时，看见接我的司机举着我名字的牌子。我顺利地坐上汽车，从机场来到了下榻的饭店。机场到卢森堡市的距离很短，行车20分钟就到了。
到饭店后，我安顿下来，就与中国驻卢森堡使馆联系。中国驻卢森堡大使曾宪柒，当年是我在法国任大使时的同事，知道我来了非常高兴。我们两人有七八年没有见面了。中午，曾宪柒大使和我一道出席当地华侨领袖朱佩华先生做东的午餐。朱佩华先生是从杭州去的华人，原来是学音乐作曲的。到卢森堡之后，开始时开饭馆，后来做投资，做得很成功。
朱佩华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去海外闯荡成功的新一代华人华侨的代表。他们这一批人与老一代的华侨不一样。老一代的华侨往往都是终生开饭馆，开洗衣店来谋生。他们一般都在华人聚居地生活，整天讲中文。很多老华侨，在海外生活了几十年，但外文讲的是“洋泾浜”。而新的一代华人，往往是青年知识分子，外文好，有知识。他们当中的佼佼者比较快地融入了当地的主流社会。朱佩华就是这样的人。他是开饭馆起家的，今天尽管他生意的重点转向了投资，但饭馆依然由他夫人在经营。他饭馆的中餐做得很地道，从国内请来了一些好厨师。所以他这个餐馆在卢森堡小有名气，卢森堡的首相容克还不时到他这里用餐。
施燕华当年在卢森堡任大使的时候就认识了朱佩华，发现他很有头脑，外文也比较好，鼓励他在欧洲闯出一番事业来，朱佩华很受鼓舞。由于施燕华，朱佩华听说我去卢森堡很开心，当天中午就请我、曾宪柒大使还有使馆的办公室主任聂波共进午餐。聂波也是我当年在驻法使馆的同事，是一位很能干的负责后勤工作的外交官。饭桌上，朱佩华向我介绍，他正在投资抗衰老的生物制药。我看出朱佩华是很有商业头脑的，他从世界的变化中看到了商机。今天，包括中国在内的一批发展中国家在崛起，中产阶级的人数在迅速增长，人的平均寿命在延长，保健的需求在上升。
在谈及欧洲的华人如何进一步发展的问题时，朱佩华明确主张要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有条件的华人，要设法参政。我和曾大使都支持他这个主张。朱佩华向我们介绍了他在卢森堡的情况，他和卢森堡上流社会的人士接触频繁，甚至卢森堡国家元首大公的亲属也愿意和他一起餐叙。
晚上，曾宪柒大使一定要请我吃晚饭，叙叙旧。我们当年在驻法使馆共事，处得很好，工作上相互配合，合作得很愉快。曾大使告诉我，他在驻法使馆任职后，又去非洲布隆迪担任大使。曾大使告诉我，中国和非洲合作的潜力是巨大的。非洲有丰富的资源，大片可耕地未开垦，中非合作发展农业的潜力巨大。
5月18日上午9时，新政策论坛正式开幕，本届论坛的主题是“21世纪欧洲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论坛的正式参加者有四十余名来自西欧、东欧和俄罗斯的前政要、学者，我是唯一应邀出席的中国人。由于论坛的档次很高，许多卢森堡人，包括大学生都来旁听会议。一个几百人的会场，坐得满满的。我们作为会议的参加者，坐在会场的中间。
会议的组织者、卢森堡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克莱塞在开幕词中称，欧洲的前途充满着不确定因素，欧洲人怀疑自己走的道路，甚至提出欧盟是否会垮台的问题。这个问题乍听起来让人大吃一惊，仔细想一想，也不奇怪。欧洲的知识精英对欧洲面临的问题，做了深入研究，发现这些问题要彻底解决并不容易，所以提出了欧盟是否垮台的问题。
新政策论坛的创始人兼论坛主席戈尔巴乔夫发表主旨演说。他这篇演说自然是大家非常注意聆听的。
我第一次见戈尔巴乔夫是在1988年12月纽约联合国大会上。他去联合国，大会为他举行专场会议。当时的戈尔巴乔夫是国际上的大红人，大家都很想见见他。联合国大会的会场挤得满满的，连旁听席上也坐满了人。此时的戈尔巴乔夫踌躇满志，一篇讲话满堂喝彩，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我第二次见戈尔巴乔夫是在1991年5月，江泽民总书记访问莫斯科，与他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会谈。我作为外交部发言人出席会谈，负责撰写新闻稿给记者吹风。那次见到戈尔巴乔夫的感觉是，他的精神头不如1988年12月在联合国大会上那么足了。江泽民总书记请戈尔巴乔夫先讲，他也没有推辞，洋洋洒洒讲了大约40分钟。他先介绍苏联为什么要进行改革，听上去很有道理，也很有说服力。他讲话的第二部分是怎么办，我在旁边认真地听，发现他的思路有些迷茫。我边听边想，突然有一种预感，苏联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苏联的一把手对下一步怎么办思路不清楚，这可是一个不祥之兆啊!预感是预感，但谁也没有想到，七个月之后苏联就垮了，戈尔巴乔夫也就下台了。变化太快了，真有一点迅雷不及掩耳的感觉。
我第三次见戈尔巴乔夫是2002年11月在巴黎，此时五个申办2010年世博会的国家，即中国、俄罗斯、韩国、波兰、墨西哥的竞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俄罗斯申办2010年莫斯科世博会，也使尽了浑身的解数，决心很大，志在必得。俄罗斯政府意识到，戈尔巴乔夫在欧洲很受欢迎，巴黎是国际展览局的总部所在地，各国代表大部分常驻巴黎，于是就派他到巴黎来为2010年莫斯科世博会进行游说。俄罗斯驻法国大使出面，举行盛大的招待会，邀请国际展览局的主席、秘书长和各国驻法国的使节以及国际展览局的各国代表出席这场招待会。中俄关系很好，尽管双方在申办世博会问题上是竞争对手，我还是要出席这场招待会的。我较早地来到俄罗斯招待会的现场，看见戈尔巴乔夫正在与别人说话。俄罗斯驻法国大使很客气，连忙把我带去见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见到我，紧紧地握住我的双手，开门见山讲了几句话，我终身难忘:“中国同志干得真好，我希望你们继续这样干下去!”他讲话的嗓门很大，也很真诚。
我听了戈尔巴乔夫的这几句话，感触良多。1990年苏联的GDP为1.5万亿美元，中国仅为3569亿美元，苏联是中国的4.2倍。2002年俄罗斯的GDP为3451亿美元，而中国上升到1.45万亿美元，中国是俄罗斯的4.2倍。真是时过境迁，沧海桑田啊!
进入21世纪后，我好几次在国际会议上见到戈尔巴乔夫，见他越来越胖，逐渐见老。他在新政策论坛上发表开幕词时，面色阴沉，愁容满面。戈尔巴乔夫说，他对目前欧洲和世界形势感到担心，冷战结束20年了，时间被白白浪费了。世界上也开始出现了军备竞赛的形势。欧洲已不再是拉动世界进步的动力，陷入了深重的危机。冷战结束之后，美国人欣喜若狂，认为自己胜利了，提出了所谓“华盛顿共识”。欧洲没有顶住，反而随波逐流。今天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由美国首先爆发的金融危机所引发的。欧洲领导人缺乏胆识，拿不出好办法，很难让欧洲摆脱危机。
戈尔巴乔夫的主旨发言，看来为这次研讨会定了调子。后来与会者的发言基调也是悲观的，纷纷批评欧盟的现行政策。
法国前总理罗卡尔称，欧洲目前的危机与全球形势密切相关。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在全球治理方面停滞不前，民族利己主义阻碍全球谈判取得进展，应对气候变化是这样，金融治理也是这样。冷战结束后，在国际金融领域，货币主义占了上风。过去20年，十四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全部是货币主义者。在货币主义者的鼓动下，欧洲各国政府大规模举债，致使债台高筑，酿成了今天主权债务危机。欧洲如何走出危机，现在还拿不出有效的办法。
欧洲委员会前任主席德洛尔在会上发表了书面讲话，批评导致欧盟陷入今天危机的原因是“崇拜”急功近利。到2050年，欧盟会变成什么样，现在说不清楚。
国际劳工组织前任助理总干事特莱莫说，欧洲现在不知道自己在走向何处，欧盟发展到了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
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科克认为，欧盟处于成立50年来最危险的时候。
英国著名学者希戴尔斯基认为，欧洲经济在低谷徘徊，失业严重，西班牙青年失业率高达50%，根本原因是欧洲缺乏需求。
法国巴黎大学经济学教授批评欧洲目前的紧缩政策过于片面，并认为，只是紧缩不能解决问题，必须想办法推动经济增长，才会有出路。
意大利著名企业家萨比约认为，意大利现任总理蒙蒂所采取的政策是十分错误的，一味强调紧缩开支，而不强调发展经济。按照这条路子走下去，意大利中产阶级收入会下降20%。意大利民众不信任国内的各个政党，在这样的背景下，意大利政坛上开始出现一些新的面孔，政局可能发生大的变化。
捷克前外长、联合国大会前任主席卡万说，在冷战结束初期，捷克民众以为按照西方模式就会“进入天堂”。20年过去了，民众的期望破灭了。东欧的民众也不信任目前的政党。卡万还批评德国过多考虑了自身利益，一味强调紧缩，而没有把欧洲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罗马俱乐部(一个关于未来学研究的国际性民间学术团体，成立于1968年)前任主席李斯指出，欧洲人目前过于专注自己面临的问题，完全看不到世界上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变化。欧洲人想关起门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是困难的。欧洲人如果放眼全球，就一定会发现自己在很多地方落后了。一个韩国工人，每年的工作时间超过德国工人1000小时，这不是个小数字。
意味深长的是，在会场上，弥漫着一片对欧洲的现状和前景感到悲观的气氛，却出现了一些肯定中国的活力和开放的声音。法国前总理罗卡尔专门指出，在欧洲出现严重危机的时候，中国在继续快速发展和进步。匈牙利议员塔巴吉发言称，他曾经去中国访问过，感觉在欧洲陷入停滞的背景下，中国不仅比欧洲更有活力，而且更加开放。今天中国学英文的有两亿人，占中国人口的六分之一。而五亿欧洲人中，有多少在学中文?二者完全不成比例。欧洲人该好好向中国人学习。
在与会的欧洲人中，唯一较为乐观的是欧盟委员会副主席维维安娜·雷丁。她认为欧洲既面临着挑战，更面临着机遇。如果欧洲能够抓住危机所提供的机遇，欧洲就能够实现三大梦想:和平的梦想、统一的梦想和五亿欧洲人享受正义与自由的梦想。
雷丁副主席，我和她在32年前就在中国见过面。1980年夏天，我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欧洲处工作，接待了一个卢森堡知名人士代表团，雷丁女士就在其中。1980年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中国的活力刚刚显现，很多地方还不尽如人意。但雷丁看得很认真，讲话也多肯定中国取得的进步。她1986年至1998年担任卢森堡记者协会主席。1989年之前，雷丁对中国态度相当友好。但是在1989年北京的政治风波之后，她对华态度有一个大变化，猛烈地抨击中国。
1994年施燕华到卢森堡当大使，雷丁此时是欧洲议会议员，也是欧洲议会西藏小组主席。欧洲议会在西藏问题上是经常批评中国的，雷丁也经常发表一些尖锐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讲话。施燕华有一次约见她，耐心向她介绍西藏的情况，雷丁根本不听，对施燕华说:“我不相信你讲的话。”当着中国大使的面讲这样的话，太过分了，施燕华听了之后非常恼火，对话也就不欢而散了。
可是雷丁后来到了欧盟委员会担任副主席后，对中国的态度有了很大变化。因为欧盟与中国的关系很好，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次雷丁见了我，她还依稀记得我30多年前在中国接待她的情况，态度十分友好。
在下午的大会上，我应邀发言:
对于欧债危机过度悲观的情绪是没有根据的，欧洲的优势俱在，中欧合作面临着新的机遇。的确，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使欧盟陷入了困境，但是，我们中国人对欧洲能够走出危机是有信心的。我们的信心来自以下几条理由:
一是欧洲是当代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对人类文明进步贡献巨大。我们相信欧洲人有智慧、有能力走出当前的困境。
二是战后的欧洲建设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创举。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主要在欧洲，法国和德国打得不可开交。但是今天，法国和德国之间再没有爆发战争。和平是多少世纪以来人类所追求的梦想，今天在欧洲变成了现实。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啊!
三是欧元的问世是国际金融领域的一大创举。我相信，有了欧元，世界会更美好。大家想一想，这就好像民航客机既有波音飞机，也有空客飞机一样。如果世界上只有波音飞机，没有空客飞机，那波音公司要什么价，全世界就得出什么价。有了空客的出现与波音竞争，民航客机的价位也就比较合理了。
会场对我上述这番讲话反应是相当好的。在一般国际会议上很少有掌声，而我的发言却博得了长时间的掌声。
晚上，卢森堡主人请我们到距离卢森堡市40公里的一个古堡里吃饭。欧洲历史上打了很多仗，为了应对战争，卢森堡也修建了许多古堡。今天这些古堡没有用了，变成了旅游景点。我在欧洲生活了15年，知道欧洲人请你到古堡里吃饭，这是很有档次的。
我们乘大巴到达古堡后，会议的组织者专门通知我说，让我坐在主桌。出席本次论坛的来自欧洲各国的前政要、著名学者很多，而主桌上只能坐八个人，让我坐主桌，这是很看得起我了。我懂得坐主桌倒不是我个人有什么本事，而是中国在发展、在进步，国际地位在提高。人家把你排在什么地方吃饭，是主桌还是其他桌，这是会议的组织者对你重视程度的表现。吃晚饭的一个安排，让我感受到在世界大变化中，中国的国际地位在迅速上升。
晚餐前的酒会上以及晚餐期间，不少与会者纷纷对我的讲话表示赞赏，认为在欧洲人情绪低落的时候，听到中国人讲这番话，颇受鼓舞;有人还强调积极发展欧中合作，有利于欧洲走出危机。
我这次卢森堡之行是短暂的，但是出席这样的国际会议的好处是，你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了解欧洲人当前的思想状态。他们在想什么?他们的情绪如何?在欧洲人的情绪处于低谷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去实事求是地讲一点自己的看法，这对于中欧关系的发展会有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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