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与当代人类文明重建

在当今世界仍然为全球资本主义主宰的前景下，西方左翼理论界不断声张一个观点：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套用这一观点，我们要说，另一种文明也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长远看来，人类历史还是从属于马克思的“两个必然”：资本主义自然会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社会主义必然要比资本主义的文明程度高。但我们必须对历史本身有所估计，并做好精神与心理准备，不回避、不耽误、不急躁，关键是要形成中国道路的文明自觉。

中华文明传统乃古代世界诸种文明体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这有多方面的原因：独特的、相对自足的地理单元与地缘政治；中原地区发达的农业文明及其辐射与凝聚效应；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结构及其认同效应；社会财富的持续积累及其传承；人口的流动传统及其社会活力；集权机制下的治理传统；巨大的学习与创新转化能力；包容和谐、厚德载物、生生不息的哲学传统；儒道释法诸文化传统的交汇融合及其开放转化。和平主义与天下关怀乃中华文明传统的基本特征，也是今日中华文明复兴的基础。

在古代相对隔离的世界版图内，中华文明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不仅中国人自己因其“天下”观而自豪，域外文明也视中华文明为大国治理的典范。西方启蒙运动的一个初衷，便是不满于欧洲中世纪后的分崩离析且纷乱不已的状态，希望重回罗马帝国时代，遂把中华帝国看成大国治理及其国家自信的楷模，心向往之。但是，工商业、资本主义及海洋文明的兴起，西方诸大国的崛起及殖民主义的形成，迅速改变了西方人的历史观，并由此形成了对现代世界影响深远的西方中心主义，非西方尤其是中国被视为本质上“无历史”的国家。中国被卷入西方世界全球性的殖民主义扩张浪潮，备受挫败与欺凌，中华文明实遭受“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但此“变局”恰恰又是中华文明艰难复兴的历史起点。从世界历史意义上看，中国现代文明的建构，乃中国文明传统面向全球时代及世界历史时代的艰难复兴。晚清以来，中国饱受列强欺凌，民不聊生、百业凋敝，被迫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众受“三座大山”压迫。近一个世纪之后，在多种探索、道路及其思想资源中，中国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及社会主义，并确定了现代中国文明的政治基础；基础一旦确定，便确定了不同于且超越于资本主义文明的现代文明建构，即，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社会主义探索，引领国家从传统文明走向现代文明。以儒家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更容易接受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儒家追求和谐中道、天下大同，“小康”概念本身就是典型的儒家观念，儒家有较明确的平均主义及集体主义，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强调家国同构、修齐治平。其实，就现代中国社会主义的抉择与实践而言，且就今日普通中国人对社会主义而非资本主义的认同而言，社会主义本身实有中国渊源。但中国毕竟要完成几千年文明传统的现代转化（而近代以来的转型几乎已经走入了死胡同），包括实属封建主义的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转化，而这一转化，本身又是从属于整个中国文明传统的现代转化，并同发挥引领作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作为重要参考资源的西方现代文明资源的中国转化结合在一起，汇合为中国现代文明。

中国道路，从根本上说，乃是五千年文明传统的现代转化与呈现。近世以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华传统曾被西方强势的现代性的历史逻辑所无视（也为国人自身所轻视）。但是，随着非西方世界尤其是中国走上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随着非西方世界的崛起及民族自觉，随着包括西方与中国在内的区域性与民族性向人类性的开放与重构，中国传统的内在价值及其对人类文明重建的意义逐渐彰显出来。

现代世界为资本、技术与强权所宰治，但人类文明正待重建。秉承和平主义与天下关怀传统的中国，取得巨大的现代化成就的中国，也理当在人类未来文明建构上有积极作为。如果说新自由主义实际上延续了霍布斯式的强力博弈以及“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且依然延续了“冷战”逻辑，那么中国道路则秉承和平主义传统，倡导多极化与多样性，倡导和而不同、合作共赢，其所代表的正是人类未来文明的理念。从邓小平“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判断，到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及今日中国“一带一路”的大手笔实践，均反映出中国道路对于人类未来文明的自觉担当。与新自由主义及全球资本主义相比，中国道路更有理由代表人类的未来。

当代人类也理当调整关于文明的理解，理解并正确认识中国道路。从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到晚近域外的“中国崩溃论”或“中国威胁论”，实际上依然是将中国崛起这一事实置于既有的西式资本主义扩张及其强力逻辑之下，实际上也放大了中国在发展中的问题与矛盾。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将人类文明“还原”为现代西方文明，更不能将中国道路置于人类文明系统之外，而是应确证中国道路对未来人类文明的意义。毋庸讳言，中国道路在发展中仍然面临重重关隘，因此更需要笃定信念，努力前行。事实上，当下对中国道路的一些怀疑与不自信，多是直观这些关隘的心理反应，而种种民粹主义式的“回击”不仅没有能力思量中国道路的文明性质，甚至于认同域外有关中国道路的非文明论调。当然，这本身也要求我们正视困难与挑战，把问题估计得充分一些，进而把疑虑转变为对发展道路的反思，使文明的步伐更踏实一些、沉着一些、内敛一些，也开放一些，如此才是真正的自信。有疑虑并不意味着不自信；相反，鲁莽与轻浮，无论看上去多么自信，但实际上还是自夸，而与自信无关。

这就有必要重释中国文明传统。关于这一点，前面相关章节应已有所阐释，按笔者理解，中国文明传统大致包含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理念层面的多样性与包容性。中国传统拥有丰富的理念范畴，诸如天、道、自然、一、无、德、生、人等，均是不同言说系统的核心范畴。但这些范畴均不是西方那种抽象的、通过外在超越的方式（宗教的和知性的）方可达到的实体性的本体，而是交互性的和生存论性的本体，它扎根于感性的生活世界，诉诸生命的内在超越。西方的本体是绝对的“一”，由此展开为绝对的普遍主义；而在中国传统中，本体是“多”，通过其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形成一种对生命世界的自我理解，但相互之间并不排斥，而是相互欣赏，并以之为生命世界的常态，所谓“和而不同”。这就保证了解释世界的多样性，意味着对不同的文明均持有一种欣赏与学习的态度。不言而喻，这样的理念及其价值，正是今日人类文明所缺乏的。

二是结构上的稳定性及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中国传统的确构成了超稳态的结构模式，其基础实是中华传统本身的包容性与凝聚力。传统中国不像近代以来西方那种特别诉诸于异域征服，并表现为领土或疆域的军事性质的帝国，而是主张中华文明的内涵化及认同。西周王朝已形成一个协和万邦、诸多民族汇聚一体的泱泱大国，并成为中国的文明基础。后经儒学及其经学化，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得以不断巩固和锻造，对内具有很强的整合与团结效应，并具有超强的弹性与平衡能力，对外则显出较强的包容性（或兼容性）与内涵化以及调适能力，由此保持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格局。显然，中原地区的富庶繁荣造就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成就，也成就了文化心理的自信与自足。周边民族之所以长期以来认同中华文化价值，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中华民族特别具有通过文化认同维持国家统一的能力。

三是总能在系统的创新与守成之间维持一种动态平衡。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所述即创新与守成的平衡。一方面，系统总有向前的向度，总是处于一种开放状态，表现出对新世界以及新事物的认知兴趣及学习理解能力，强调创新与创造，即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整个文化传统在开放状态下的超稳态，实际上就是靠强大的创新功能及流动性维持着的，即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也”。通过流动性与创新来解决系统内部的问题，使得中华文明长达几千年传承不绝；另一方面，中华文化传统又表现出很强的守成性，关键是对道统的守持，道统使诸多价值交汇共通，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延续不断的生命本体，它使中华文明之演进保持了一种内在一致性。

显然，重释中国文明传统并不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颉颃。关键在于这是传统的现代转化，而不是原教旨意义的中国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就在于推进中国传统的现代转化，进而开创一个全新的中华文明形态；反过来说，正是中华文化传统的活力、生命力、学习与创造性，才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下根来，并成就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运般地承载着同新自由主义这一西方历史哲学在当代的呈现方式之间的博弈使命，并进而在一个开放而又竞争的世界进一步承担重述世界历史的使命。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的扩展意味着西方发达国家要守住并争夺自己在既有体系的优势地位——在此意义上，意味着西方国家内部的差序格局的显化，自殖民地时代终结以来，西方世界其实在努力维持一个不均衡的全球资本主义空间。但全球资本主义的空间毕竟是有限的。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必然会带来抵抗，这是一百多年来全球新社会运动的固有逻辑。近些年来西方一些左翼理论家总是认为拉美模式是抵抗全球资本主义的主力，且把中国道路看成了全球资本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的从属形式。这样的看法完全错误：中国道路才是超越新自由主义并走向人类文明未来建构的主力。经济全球化、利用全球资本主义的空间，以及在制度建设上学习西方文明经验，不能被误读为主动归属于新自由主义。中国应批判新自由主义，但不能限于其框架，而是要立足于自身文明传统的复兴。中国道路有自己鲜明的志向与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