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使“兼相爱、交相利”从理想变成现实，墨子认为，必须建立一支由有道德、有能力的社会精英组成的队伍，使之成为社会的重心与栋梁。而要做到这一点，墨子提出，就必须在全社会形成浓厚的尊贤、敬贤风气，切切实实地做到真正任人唯贤，这就是“尚贤”。墨子说：“人尚贤者，政之本也。”作为社会精英的贤良之士队伍越是庞大，实现“兼相爱、交相利”的基础就越雄厚，因此，举国都应努力造就更多的贤良之士：“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40]
怎样才能识别贤良之士和真正做到任人唯贤呢？墨子提出，第一，要重点考察人们的德行，不得让缺德不义之人获得富贵与信任，坚持做到“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41]；第二，要考察人们服务社会、治理政务的实际能力，“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42]，不能让没有能力者尸位素餐，亦不能让能力不强者居于高位，决不可“不能治百人者，使处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处乎万人之官”，因为那样做，结果必然是“治一而弃其九”；第三，要打破身份地位的界限，唯贤是举，唯贤是用：“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43]要坚定不移地做到“不辩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44]。第四，要毅然决然地废止一切任人唯亲的现象，做到“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45]。墨子特别告诫说，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因为是亲朋好友或面目姣好讨人喜欢，便委以重任，让他们无功受禄，无故富贵，“若使之治国家，则此使不智慧者治国家也。国家之乱，既可得而知已”[46]。
墨子这些见解，在今天从严进行党的组织建设特别是干部队伍建设时，无疑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为使“兼相爱、交相利”从理想变成现实，“尚贤”之外，还必须“尚同”，就是必须形成非常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以保障人们能够统一思想，统一步伐，统一行动。墨子指出：“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为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朽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47]没有高度的集中与统一，人们就会一盘散沙，天下就会纷乱不已。为了克服天下纷乱的状态，将人们的意志集中统一起来，将全社会凝聚成一个紧密团结的整体，就必须形成一个能够号令天下、“一同天下之义”的领导核心。
这个领导核心怎样构成、怎样产生呢？墨子的主张是：一是通过选举产生出可以统领天下的领袖；二是通过选举产生出足以辅佐中枢的一批得力助手；三是通过选举产生出一批可以分别统领各个地方的地方长官；四是通过选举产生出一批足以辅佐这些地方长官的卿宰；五是通过选举产生出一批分别统领各基层社会的乡官家君。《墨子·尚同中》说：“明乎民之无 正长以一同 天下之义而天下乱也，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智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天子既已立矣，以为唯其耳目之情，不能独一同天下之义，是故选择赞阅贤良圣智辩慧之人，置以为三公，与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墨子·尚同下》又详述从地方长官到基层乡官家君的构成及产生方式。
《尚同》最重要的部分，是说明从领袖到基层如何真正做到思想统一、步伐统一、行动统一。《墨子·尚同上》说：正长既已具，天子发政于天下之百姓，言曰：“闻善而（或）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赏，而下之所誉也。意若闻善而（或）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所非，弗能非，上有过，弗规谏，下有善，弗傍荐，下比不能上同者，此上之所罚，而百姓所毁也。”在这里，墨子强调了必须实行高度集中、高度统一，这就是善恶是非都应做到“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但与此同时，墨子还强调了“闻善而（或）不善，皆以告其上”乃是前提；同时，还要做到“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并非无条件的盲从。墨子认为，如果王公大人宗于父兄故旧，以为左右，置以为正长。民知上置正长之非正以治民也，便会比周隐匿，而莫肯尚同其上，结果，必然“上下不同义”。而一旦“上下不同义”，上之所赏，则众之所非；上之所罚，则众之所誉。这样，赏誉便不足以劝善，刑罚便不足以沮暴。所以，思想统一，步伐统一，行动统一，关键仍在于天子与各级正长是否真正为贤良圣智辩慧之人，是否能够真正“一同天下之义”。所以，“尚同”离不开“尚贤”，“尚贤”正是“尚同”的基础，“尚贤”又必须与“尚同”相结合，领导核心方才能够真正统领方方面面，成为名副其实的领导与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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