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的相关实证分析

运用西方国家微观数据的现有实证研究支持了上述结论。早期的计量分析都采用了单年收入，并得出了美国的代际收入弹性为0．2，从而社会流动性较大的结论（Becker and Tomes，1986）。但是，随着越来越丰富的微观数据的可得，学者们发现这一结果存在显著的测量偏误。

首先，在暂时收入的持久性偏误方面，以Solon（1992）和Zimmerman（1992）为开端的一大批实证分析运用了父代收入的多年平均值来尝试更准确地估计IIE。他们的研究表明，以父亲5年左右的平均收入作为解释变量时，美国的IIE估计值从0．2上升到了0．4 （Solon，1999）。Mazumder（2005）更进一步对λAR（1）进行了模拟，得出在使用5年收入均值时的可信度系数为0．69。据此，美国的代际收入弹性将接近0．6（0．4／0．69≈0．58），表明使用单年收入的估计值严重低估了IIE的大小（1-69%＝31%）。

其次，在生命周期偏误方面，Haider and Solon（2006）运用美国数据对λLCY，CHILD和λLCY，FATHER进行了估计，Bohlmark and Lindquist （2006）用相同方法对瑞典数据进行了分析，两篇文章的结论非常相似，即这两个可信度系数在人的一生当中都呈现出近似倒“U”形的变化，即40岁左右（中年时期）的单年收入观测值对一生收入的代表性最强，对应的可信度系数也最高，而IIE估计偏误则最小。

基于此，由于微观数据中的子代收入往往来源于其年轻时期，而父代收入则来源于其较年老时期，故观测到的IIE估计值往往随子代年龄的上升而上升，随父代年龄的下降而减少，这一结果很好地解释了运用不同数据对美国代际收入弹性进行估计的不同结果。Nilsen等（2008）还运用丰富的挪威微观数据证明，较暂时收入的持久性而言，生命周期偏误可能是导致IIE估计偏误的更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