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的作用

纽曼并没有把焦虑看成是完全有害的,如同对恐惧的分析,焦虑在人的生活中可以扮演完全不同的角色。由危险造成的焦虑状态行为可能既有益也有毁灭作用。纽曼区分了三种不同作用：

第一,焦虑可以扮演警告角色,对一个人来说是良师益友。情感上的焦虑可能带来关于外在危险的预感,焦虑因此也包含保护性的作用,其让人采取预警以便击退危险。

第二,焦虑具有破坏作用。尤其当精神性焦虑元素强烈地存在时,无论逃离危险或与其斗争,人们都不能镇定自己,这种焦虑可以让人瘫痪,并且降低为一种危险恐惧性焦虑。

第三,焦虑有洗涤作用。一个人成功地避开了危险或已经战胜它时,人就可以被内在地强化。我们或许甚至可以说(尽管不能证明),一个战胜了而焦虑让危险向他投降的人,可能比从未与危险斗争过的人能够更加自由地作出决定。这一点或许是对“焦虑允许自由成为可能”这一命题最重要的形容。

这种划分比弗洛伊德的更加深入。弗洛伊德区分了“焦虑的准备”和“焦虑的产生”两个概念。前者对焦虑主体是有利的,且焦虑时间越短越有利;后者乃是不利的。

但是,弗洛伊德的理论尽管在描述现象和治疗时有一定的有效性,而且纽曼指出了焦虑可能会有正面作用,但如何具体克服焦虑他仍然语焉不详。按照傅伟勋先生的观点,弗洛伊德只是把内在问题化约成心理问题,不承认所谓精神问题,遑论实存问题。^[22]他虽然肯定了弗洛伊德的贡献,但是指出了其根本不足：

弗洛伊德自己也承认,他的心理玄学模型建构,逾越了科学假设的范围,经验事实的检证也不充足。但他又坚信自己的心理分析学说是一种施诸四海而皆准的科学的心理学理论。这种理论的局限性甚至矛盾性的形成,乃是由于弗氏犯科学主义的偏约化过失所致。弗氏没有了解到,以人的存在为研究对象的心理学以及其他行为科学与社会科学,本质上与自然科学不太相同,并不具有纯粹客观的真理性格,却不得不夹杂着(方法程序上的)客观真理成素与(问题解决上的)相互主体性真理(intersubjective truth)成素。相互主体性真理具有诉诸人人共识共认的道理强制性,但不能说成纯粹客观的科学真理性。弗洛伊德虽善于观察负面人(类心)性,但他过分强调性欲本能的不满足(被压抑)为心理冲突的主因,未免言过其实,暴露了他那心理分析与心理玄学的理论建构极受社会(西欧)与时代(维多利亚时期)双层的限制。^[23]

纽曼关于焦虑负面的立场与弗洛伊德很相近,因此上述这段话也可以看作是对他的批评。既然不能找准焦虑的真正根源,也自然很难有解除焦虑的途径。但是,纽曼指出了焦虑不仅有负面作用,还有正面作用,这与弗洛伊德便大不相同,此诚为自由之实现奠定了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