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孟德斯鸠认为恐惧是专制的原则。弗洛伊德则区分了恐惧与焦虑,认为焦虑乃就情景来说的,与对象无关,而恐惧恰恰专注于对象。[17]按照纽曼的观点,恐惧有两个功能。一方面,外部危险可能对自由是有利的,恐惧可以起到某种发动预警的作用,其可以警告个体,某些可怕的事情可能发生。并且,对威胁的恰当处置会达到一种对个体的保护甚至净化的功能。但另一方面,恐惧具有破坏性,其可能激发焦虑,让某些个体人格麻痹并不能自我保护,或者降低了个体积极行动的本能。
心理学与哲学存在着一种竞争的关系,乍一看上去,纽曼似乎在深入研究心理学,但是他本人的关怀仍旧是哲学,他认为运用某些个体心理学术语,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极权运动产生以和极权国家的运行。不仅利用心理学研究的成果,纽曼还用其擅长的历史分析来说明恐惧的功能。他援引并综合了普鲁塔克对斯巴达有关恐惧的研究：
普鲁塔克说:“斯巴达非常苛刻地对待他们(奴隶):强迫他们喝多,在那种情况下把他们带到大庭广众前,孩子们会看到他们是多么不足取的人。斯巴达人强迫他们跳品质低下的舞,让他们唱可笑的歌曲,就这些而言乃是家常便饭。”然后他们刺杀奴隶。斯巴达贵族对奴隶的行为跟纳粹对待犹太人没什么区别。古人清醒意识到的事实是,斯巴达特征中的消极因素是恐惧,这个恐惧是系统培养的,并且,斯巴达人在战争中的著名勇气不是别的,正是如果如在军事责任中没成功,将被侮辱的恐惧。奴隶实际上或假装的恐惧是斯巴达统治阶级的一体化原则,他们的焦虑被激发为进攻和毁灭。斯巴达(与雅典相比较)整个残暴特征正在于这一事实。[18]
考察古代乃是为了更好地对比和理解现代。纽曼提出,现代极权主义出现了与斯巴达时期相同的因素。以纳粹为例,纳粹运动激发了中产阶级的焦虑,并把这种焦虑送上了毁灭之途,利用大众认同一位英雄领袖这种手段将这条道路正当化。纽曼认为所有极权运动中均出现了这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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