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的恐惧

第十三章　强烈的恐惧——新闻与道德恐慌

查斯·克里彻

●什么是道德恐慌?

●新闻对道德恐慌的产生发挥了什么作用?

●道德恐慌的发展需要哪些条件?

●为什么英国和美国特别容易产生道德恐慌?

道德恐慌的媒介向心性

有关道德恐慌的描述，被引用得最多的仍旧是斯坦·科恩(Stan Cohen)于1973年出版的《民间恶魔与道德恐慌》的开篇段落:

人类社会似乎时常遭受道德恐慌的困扰。(1)某一现象、事件、个人或者群体浮现出来并被阐释为是对社会价值观和社会利益的一种威胁;(2)它的特征将被大众媒介以一种刻板的、程式化的方式呈现出来;(3)而编辑、主教、政治家以及其他思想健全的人们操纵着道德的标准;(4)社会认可的专家们宣告他们的诊断及解决方案;(5)处理方案被制定或者(更多地)被采用;(6)于是，这种(恐慌的)状态或者消失湮灭，或者恶化从而变得更加明显和突出。这种恐慌的对象有时非常地新奇，而在其他的时候，却是一些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但突然变得引人注目的事物。这种恐慌有时可能会被忽略和遗忘，只存在于民间传说和人们共同的记忆之中;而在其他时候却拥有更重大和持久的反响，从而能够使得诸如法律和社会政策，甚至于社会自身的构建发生改变。

(Cohen，1973:第9页)

科恩的书中使用了一项持久的个案研究。这是一项对于20世纪60年代英国社会对两个青年亚文化群体——魔德族(Mods)和摇滚乐迷们(Rockers)的反应的研究。在他试图探究社会因这一假定的“威胁”(是由那些年轻人每逢银行休假日便涌向南海岸这一现象所造成的)而产生的大量过度反应的原因时，科恩把新闻媒介摆在了分析的中心位置。

从事道德研究的学者必然要给予大众媒介在定义和塑造社会问题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特别的关注。长久已来，媒介凭借着自身的头衔扮演着道德捍卫者的角色:虽然它们并不是自觉地从事讨伐和揭发丑闻的活动，但它们关于某些事实的报道却足以(使社会)产生不安、焦虑、愤慨或者恐慌。而当这些情绪和特定的价值观需要被保护这一认知相一致时，建立新规则或者定义社会问题的前提就呈现了出来。

(Cohen，1973: 16)

自从科恩开创式的研究以来，大量有关道德恐慌的研究涌现出来，尽管并非所有的研究都使用了这一明确的术语。古德与本·耶胡达(Goode and Ben-Yehuda，1994)和汤普森(Thomps On，1998)各自研究了美国和英国对街头暴力犯罪、消遣和致瘾药物、艾滋病以及虐待儿童等其他相关主题的研究。并不是所有的这些研究议题都如同科恩那样强调新闻媒介的中心地位。在美国，道德恐慌研究的主流是社会建构主义。该视角集中关注社会问题如何被建构为需要当局采取行动的主要公共议题。它把“主张者”的活动置于分析的中心位置。“主张者”们组织成团体并发起活动，以唤起公众对于他们所察觉到的某一特别严重问题的认同和政治上的行动。他们通过媒介来吸引公众的注意，因为媒介所决定给予他们的关注程度将会影响到他们的目标的实现。而媒介特别关注那些团体，这也将会影响到公众对于他们所提出的问题的看法和态度，并因此给政界造成压力从而迫使其采取行动。但在道德恐慌中，我们却看不到媒介自身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而发挥作用。它们只是道德恐慌的渠道，而不是发起者。相比而言，英国的研究却把新闻媒介视作产生道德恐慌的最重要的单个因素。它们较少地依赖于“主张者”们的活动，而更多的是能够并且也愿意试图依靠自己的力量去促成一场道德恐慌，而不考虑是否已经有请愿的团体存在。

我曾说过(Critcher，2003: 124)，这种侧重点的差异可以部分归因于两个国家不同的媒介与政治体系。英国媒介和政权的集中程度都比美国高，所以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更直接和透明。而由于美国地方媒体和政治机构的多重性，从而使得媒介的权力显得比较间接和晦涩。因此，不难发现，英国学者通过观察从而推断出媒介拥有强大而突出的影响力，而美国学者通过观察却得出这样的结论——主张者、媒体和政治机构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此外，社会科学家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的智识传统。英国学者更多地对国家的权力和权威持批判态度，而美国学者则对由不同利益集团的竞争所形成的政治进程采取一种更为自由开明的观点。

而所有这些，都使得任何不分国界地对新闻媒介在道德恐慌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概而论的尝试显得很冒失和危险。而且，上述两个国家对于新闻媒介意味着什么的具体界定也有差别。比如，在全国性的和地方性的媒体之间、广播和报纸之间、硬新闻和调查性新闻或专题新闻之间就存在着重要的区别。虽然没有必要放弃，但使新闻媒介在道德恐慌中的作用普遍化的意见应当受到限制。

质问媒介角色

我曾在其他地方(Critcher，2003)提到，科恩的模式以及其所包含的六个阶段已经被证实是很有效的。它对在一场不折不扣的道德恐慌中所发生的一切做了非常精细的描述。最近所发生的十分显著的例子是与“恋童癖”有关的一连串的道德恐慌，它涉及美国、英国以及更多国家。在这个案例中，科恩模式的各个阶段，至少是在大致轮廓上，都得到了很好的验证。通常我们能够描述即将发生的事情，即使它为什么发现还不那么显而易见。这归因于新闻媒介发挥的作用。我们能够确定一场道德恐慌的成功需要什么，但我们却不清楚为什么有时这些需要能够得到满足而有时却又不能。

尽管如此，通过科恩以及其他人的研究，我们知道一场道德恐慌需要:

●发现某个新出现的并且具有危险性的社会问题;

●对这一问题及其肇事者进行标注、定义和解释;

●发展出一个关于该问题的议程，包括原因及解决方案;

●主张者和专家们的意见得到官方的认可;

●提出要求并保护政治精英们所采取的相关行动。

在现代的民主社会，这些过程只有通过新闻媒介的帮助才能得以实现。它们(媒介)的角色可能会发生改变。它们可能会自己通过全面地传达利益群体的呼声或斡旋于主张者与其对手之间，去设法挑起一场道德恐慌。然而它们的总体作用依然是战略性的;对于一场即将发生的道德恐慌，新闻媒介必须积极参与其中以实现其所需要的条件。针对新闻媒介在道德恐慌中所起到的作用，明确地提出一些基本的问题是完全可行的。而其中，每个问题都对应着形成道德恐慌的某种必要条件。

1.某些事件为什么以及如何被新闻媒介认为象征着一个更大的社会问题?

2.新的社会问题是如何被标注、定义和解释的呢?

3.新闻媒介会发展出什么样的报道议程，而这样的议程又是如何在新闻媒介之间变得很普遍的呢?

4.在关于该问题的讨论中，新闻媒介是以何种方式利用主张者或专家们的?

5.新闻媒介的报道议程是如何赢得有影响力的政治精英们的支持，从而足以引发政策改变的呢?

首先我将依次回答上述问题。然后，将主要引用一起案例来说明这一问题。这一案例是有关2003年初在英国发生的，由“枪支文化”的短暂爆发所引发的一场潜在的道德恐慌。最后，我将使用必要的结构框架来阐明这一整体过程。

回答有关媒介的上述提问

1.某些事件为什么以及如何被新闻媒介认为象征着一个更大的社会问题?

科恩独具见地地详述了“某一现象、事件、个人或者群体”是如何作为“社会价值观和社会利益的一种威胁”而呈现出来。这本质上就是关于道德恐慌是什么时候、如何以及为什么发生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回答起来并不容易。而离我们最近的答案则是“关键事件”(key event)(Kepplinger and Habermeier，1995)这一观点。“关键事件”通常象征着某个更大的威胁。这些“关键事件”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它们可能是:一场死亡悲剧;一起犯罪，而媒介对该犯罪的发生、审判及审后情况或者这三个阶段的全部情况进行了报道;一份官方的调查或报告;一份来自某位政治人物或某个压力集团的声明;一起公开的丑闻或被告密者揭发的事件。(举个例子，所有这些“关键事件”都曾在2004年中期的英国出现过。当时的英国由于移民问题而出现道德恐慌。)根据既定的新闻价值标准，这些事件本身需要被认为是具有报道价值的。不过也有一些新闻价值模式并不认可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关键事件可能成为新闻，并不一定是因为它的本质属性，而更多地是因为它的符号意义:它包含着比它本身更多的东西。

2.新的社会问题是如何被标注、定义和解释的呢?

一个新的问题一旦被确定，用科恩的话说，“它的特征将被大众媒介以一种刻板的、程式化的方式呈现出来”。科恩详细地给出了这一过程的“目录清单”:仿效与模式化，夸大，歪曲，预言与象征，敏化，创造民间恶魔。这是新闻媒介最独立自主地操作的地方:尽管它们会遇到各种情况，但是它们无需支持或者批准去做这些。这里，关键的是为该问题以及对其负有责任的那些人或事命名或者标注，“恋童癖”便是一个很显著的例子。这一词汇在这次新闻报道中被人们以惊人的速度普遍接受，它所具有的更为强烈的内涵都还没被准确地予以定义。定义是不需要给予的，因为可以通过刻板印象来完成:“恋童癖”就是恋童癖者是什么或者恋童癖者做什么。这样一被模式化，该问题就将在流行的过程中被夸大，其性质也将发生歪曲。敏化包括搜寻周围其他能够肯定或符合这一模式类型的事件。我们通过符号化的手段确定事件发生所需要的条件，或者它的行凶者是谁，以及它可能造成的更广泛的威胁。据此，我们可以预测如果没有有效地采取应对这种威胁的行动会发生什么。而这个过程中最核心的就是创造民间恶魔，这是该问题的来源和具体体现。

3.新闻媒介发展出什么样的报道议程，而这样的议程又是如何在新闻媒介之间变得很普遍的呢?

一个议程既包括对该问题的定义，也包括对该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法。任何道德恐慌都会呼吁采取行动，而这些行动往往都是对法律或其实施过程进行修订和改进。而此时，新闻媒介会间接或者直接地支持那些积极发起运动者的活动。他们呼吁有关法律改革的政治行动。

在英国，除了广播电视法规明确禁止的内容以外，新闻媒介在运动中扮演的角色似乎是本有的。不过在美国并非如此。事实上，一场道德恐慌需要所有的新闻媒介都采取同样的报道议程。一场道德恐慌可能最先发轫于某家报纸或某个地区，在它获得全国的关注之后，必将成为整个媒介系统讨论的议题。我们有时能够见到这种情况的发生。在美国，地方对于仪式滥用的关注蔓延到了全国(deYoung，1998)。而在英国，一家周日报纸关于性犯罪法改革的报道最终成为了所有新闻媒介的报道议题(Critcher，2002)。在这两个例子中，报道议题的扩散分别是在煽动性报道的辅助下实现的。前者是有明显滥用的案件，后者是一起儿童谋杀案。而媒介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彼此报道的倾向:广播电视和报纸经常互相监视彼此的新闻报道及活动。而且有些媒介比起其他媒介，拥有更多能力去发起这一过程。在英国，我发现《每日邮报》(Daily Mail)这家全国性的报纸看上去拥有非常突出的影响力。而在美国，周刊似乎有同样的影响力。但是，一个报道议题在整个新闻媒介的蔓延并不总能发生，并且我们还不能完全理解哪些条件会促进它的蔓延，哪些条件会阻碍它的蔓延。

4.在关于该问题的讨论中，新闻媒介是以何种方式利用主张者或专家们的?

在评价某件新闻事件的意义时，记者需要获得某些线索来表明这一事件背后确实有故事可挖。它是“一个可怕的新闻线索”，或者某种指向不正常的和犯罪的东西。这样的线索可以从消息来源那里得到落实，但往往没有必要。如果一家报纸自身已经介入到该议题之中，那么在自己的版面刊登新闻，并在自己的评论专栏里倡导行动也就足够了。另一种可行的办法或者补充办法就是转向那些已经关注到该问题的人们。无论这个问题多么地新，都有可能存在着某个已经参与到其中的团体，有的是由受害者组成的团体，有的是监督国家道德议题的一般性团体，后者在英国远远没有在美国那样重要。如果受害者属于某一特殊群体，那么他们的福利将托付给特定的组织去管理，比如儿童的福利、青少年的福利以及老年的福利。而记者也知道去哪里寻求意见。

为了特定目的而组织起来的群体还是会经常存在的，尽管并不总是如此。他们会对电视的暴力、药物的滥用以及移民过多等问题所带来的威胁进行公开讨论。如果这些群体的议题和报纸的议题相一致，那么就会发生共生现象:这些群体会非常乐意为报纸提供相关资料、主张以及历史事实，而这也正是报纸想要的东西。在科恩看来，这种吸引公众注意的方法使得由“编辑、主教、政治家以及其他思想健全的人们”所设置的道德标准恢复了知觉，这些人被贝克(Becker，1963)称为“道德生产者”。同时，专家们被邀请来进行评论。专家们不需要什么凭证，只需要被报纸描述为专家就可以了。在对有关医学和科学问题的讨论中，有时可能会出现对这些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的真正专家。而在媒介中，更为常见的则是那些友好的精神病医师和心理学者，只要出现新情况，他们就会非常乐意告诉大家什么是真相。但是，在新闻实践中，专家牌似乎也不怎么行得通了。不仅人们对专家的信任度在下降，而且媒介对于他们过分简单化的诊断和解决办法也不太买账了。相比较而言，人们更优先相信主张者的观点。媒介认为他们拥有与该问题相关的专门知识，而不管他们属于什么利益集团。而报纸专栏作者或电视权威人士仍习惯于引用众所周知的常识，即专业知识的对立者。

对于道德恐慌来说，同样没有必要邀请专家。而且如果专家无疑是挑战某个恐慌的前提的话，媒介也会尽力地避开他们。然而，对于那些相关知识被权威专家垄断的少数议题，权威专家们可能会去阻止道德恐慌的发生并对该议题进行控制。艾滋病便是一例。我们需要更多地理解新闻媒介如何以及为什么不顾一些专家所属的利益集团而赋予他们专家的身份，同时尽管有些人具有专业资格，新闻媒介却不给予其专家的身份。

5.新闻媒介的报道议程是如何赢得有影响力的政治精英们的支持，从而足以引发政策改变的呢?

产生有效行动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要在精英之间达成一个明确的共识。这一点，可以从古德和本·耶胡达(Goode and Ben-Yehuda，1994)对道德恐慌所定义的五个特征中得出。这里，针对某一道德恐慌，来自于政界、“反主张者”或媒介报道的反对可能会很重要。如果反对的力量足够强大，该道德恐慌可能会被中止。如果想要使政府对某一问题作出反应，就需要媒介对该问题的迫切性形成一致的意见，并取得压力团体机构的支持以及在朝或在野党派的政治家们的认同。

正如科恩所说，当“处理方案被制定或者被采用”时，政府的行动就产生了。政府的回应是一种政治计算:该议题是否将被证实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它对于全体选民意义是否重大;政府是否能够花费很少的资源就把问题给解决，并赢得良好的社会声誉。大西洋两岸的法律和刑法系统都曾发生过由一些稍纵即逝的事件所引起的比较激进的改革。而道德恐慌所导致的结果往往就是在法律和社会控制机构的程序上进行变革。这时，新闻媒介将会对政府最终采取行动表示祝贺。当然，它们也会为自身曾如此坚决地代表着公众的利益而感到荣耀。如果行动得到了有力的实施，那么就意味着整个恐慌，或者至少是它的一个阶段被有效地终结了，直到一个新的关键事件把它重新唤醒。这种终结是新闻媒介持续关注和新闻报道叙述方式的产物(Critcher，2003)。

在科恩模式的最后一个阶段，这种(恐慌的)状态将“或者消失湮灭，或者恶化从而变得更加明显和突出”。它或者只能成为人类历史的一个注脚，也或者会对社会的法律和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它可能以后还会再出现，并形成一系列的恐慌。它也可能如科恩所说的，甚至会对社会自身的建构产生影响。而对于这些影响，我们将在文章结尾部分加以讨论。

一个实例:英国的枪文化

我曾经很审慎地举过一些实际的例子，因为我想要探究出一种有关媒介作用的理论模式，能大致应用到所有被公认的道德恐慌。我以前曾用科恩的模式分析过大量的例子(Critcher，2003)。而除了“恋童癖”的例子至今仍带来了一系列持久的恐慌外，其他例子都已经过时了。最近的一个例子发生在2003年初的英国。有一起罪行，被新闻媒介诠释为存在于英国内陆城市的“枪支文化”问题(参见基里科斯1996年对在美国较早发生的类似事件的论述)。这一事件并没有形成一场严格意义上的道德恐慌，不过，它证实了许多迄今为止已被确定的新闻媒介的作用。

2002年的平安夜，两名非洲加勒比女子在伯明翰市中心的罗戴尔地区被射杀。在一个枪支犯罪稀少并且枪支被严格控制的国家，任何枪杀都有可能吸引媒介的注意。但是，事件本身的报道价值并不是枪支的使用，或者是枪支所造成的不幸。因为，正如媒介后来的报道所显示的，在英国一些内陆城市，大量由贩毒团伙之间的冲突而导致的枪击事件都给漏报了。伯明翰枪击事件之所以具有报道价值，缘于受害者的身份。在媒介所提供的照片中，两个女孩身着盛装、面带笑颜。而在照片的下面，写着这样的说明:这两名被卷入到这场火拼之中的年轻女子，并没有参与这场冲突，她们是无辜的。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一事件并不能代表什么的话，它也有可能很快消失在媒介的视野之中。但与此相反，它使得一个先前暗藏着的问题变得非常引人注目。按照道德恐慌的发展模式，该问题需要被赋予一个简练的、可重复使用并具有丰富内涵的名称。而这一事件最初的定义，比如“枪支犯罪”，很快地就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新闻媒介所采纳的一个意义更加丰富的术语:“枪支文化”。这一来自美国的术语，有意无意地发挥了许多的作用。而对于该术语的运用，证明了这一事件不仅仅意味着在犯罪过程中使用枪支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而且也表明了枪支已经成为人们整个生活中的一部分。社会允许枪支的使用。这样一来，媒介的后续报道便更多地集中在所谓的由事件所衍生出的“文化”上，而非事件本身。而这种从种族上所作出的定义，暗中将白人罪犯对枪支的使用排除在了“枪支文化”之外。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的分析家都认为黑人街头文化怂恿了枪支的使用。这种街头文化为那些愤愤不平的黑人青年提供了解决身份认同这一问题的办法。而它所提倡的服饰和音乐，尤其是黑帮说唱，鼓励了这样的信念，即为受辱的兄弟打抱不平以维护面子是至关重要的。再加上为了毒品贸易而发生的地盘之争以及那些毒品贩子出了名的冷酷无情，一幅扎根于黑人社区的相当清晰的“枪支文化”图景便呈现出来了，并且成为黑人社区的问题。“文化”的使用有效地将这个问题去政治化。引起这一问题的原因不是白人社会支配的政治经济结构，而是黑人社区的习惯与生活方式。

尽管出现了这样的文化视角，但它并没有取代传统的法制与秩序叙事。对于该问题的范围与性质、警方的反应效率以及目击者的沉默等这些问题，媒介引用了高级警官们所提出的观点。而有关警方截查嫌疑犯，特别是因为他们害怕被控告种族歧视而不愿意拦截年轻黑人的争论也再次活跃了起来。针对持藏枪械的问题，政府打算制定一项最低年限为五年的判罚条例，而这项举措也引发了社会对其有效性的争论与讨论。因为专门研究叛逆黑人青年以及他们向贩毒团伙靠拢这一趋势的专家少之又少，所以新闻记者会向罗戴尔本地人，包括被认为是黑人社区领袖的人请教。一位基层的政府部长抨击黑帮说唱歌词的无政府主义，结果还遭到了黑人音乐DJ怀有敌意的抗议。

然而，几天的报道之后，这个问题逐渐消退了。它并没有发展成为一场公认的道德恐慌。这可能出于好几个原因。其中一个就是，提议额外的立法行动可能会很不容易。英国是欧洲枪支控制最严格的国家:这个最低年限为五年的判罚条例便是其对枪支控制所作出的一个适度而又严厉的反应。枪支犯罪，包括凶杀，在黑人帮会之间依然存在，而这些“黑人对黑人”的犯罪并没有直接地威胁到白人社区，并且也没有其他无辜的受害者出现。以“枪支文化”来定义这个问题，使得该问题被牢牢地界定在了黑人社区。涉入其中的白人也只是在努力地维持黑人社区的治安，以及努力地完成对叛逆黑人青年感化这一社会工程而已。所以，白人是不会主动去呼吁政府采取及时行动的。而令人好奇的是，与道德恐慌的模式不同，分散在文化与生活中的民间恶魔在这里并不存在:持枪在逃的、为了毒品而发狂并对社会构成威胁的黑人青年并没有出现。没有什么新的措施能够被提出。法律上的改革即将来临，而社会政策却依旧含糊不明并一如既往地存在着。

这个例子进一步证实了前面所确定的有关道德恐慌的部分条件。如同所预期的那样，一起引人注目的新闻事件被符号化为更宽泛的问题，这个问题又被警察、重要的权利主张者以及专家们认可。事件引发的讨论让政治家和评论员都加入到对黑人社区的关注中。但是把这一事件威胁的范围仅限于内陆城市的黑人。此外，政府已经采纳了加重对持枪者判刑这一简单化的解决方案。而在这种情况下，媒介的关注虽然强烈，却被证明是短暂的。

新闻、议程与恐惧

当我们熟悉了新闻的运作后，对于道德恐慌如何运作这一问题我们就会知道大致需要了解哪些东西。那些能够使一起事件具有新闻价值的特别报道同样也具有引发一场道德恐慌的潜力。我引用一下高尔图和鲁格(Galtung and Ruge，1981)的经典列表中列举的几个，意外的、消极的、严重的、个性鲜明和明确的事件都可能让人看到异常与正常的不同，从而导致善恶的划分。我们所了解的有关记者对信源使用的情况表明，压力集团和政界人士中的利益团体很可能被当作专家证人，证明威胁的提出是合理的，并呼吁采取行动。然而，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这种情况并不总是会发生;要不然英国和美国就将被某一种或者其他的道德恐慌长期困扰。对于道德恐慌的形成，关键的一步是把某个或多个事件看作是一个符号，而这一符号意味着一个更大、更广泛的问题。只有这样，才有必要去给这一道德恐慌命名、定义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因此，想要解开有关新闻媒介中道德恐慌构成的秘密，关键是理解某些特定的新闻事件为什么以及如何被赋予这些象征意义。

然而，单单是对新闻运作的熟稔，并不能够使我们理解道德恐慌所带来的政治影响或其他基于媒介的社会问题讨论。我们需要一个更为广阔的，能把新闻媒介、政府和公众舆论联系起来的视角。议程设置理论(Dearing and Rogers，1992)便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视角。该理论认为，现实中存在着三种议程，即媒介议程、政府议程和公众议程。某一问题若要获得全国性的关注，那么它就必须同时在这三个议程中都很显著。而一系列的案例研究表明，媒介议程在这三个议程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它能够强有力地影响公众舆论从而迫使政府采取行动。如果媒介始终一致地把某议题当作英国或美国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去报道，那么受众也会将其视为最重要的问题，即使他们不必去同意那些已经被提出的解决方案。如果那些对新闻媒介比较敏感的政治家自己获得了这样的信息，并且相信他们的选民也同样是这么认为，那么他们会很愿意被人们看到，他们以国家道德守护者的形象介入其中。而英国的议会或美国国会听证会的讨论将会进一步证实这一威胁的真实性与所提交的解决方案的适用性。同时，新闻媒介将对此进行报道，而报纸专栏作家和谈话类节目主持人也将就此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和分析。这样一来，社会对于这一问题的关注和认同就将达到古德和本·耶胡达(Goode and Ben-Yehuda，1994)所认为的那种水平与程度。

但是，我们必须再次强调，这并不总是能够发生。在任何时候，能够受到新闻媒介、政府以及公众关注的议题都只是被提出的议题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正如议程设置理论所表明的，任何议程——媒介议程、公众议程和政府议程的容量都是有限的。它只能同时涉及少数几个议题。一个新的议题只能在某个现存的议题被放弃的情况下才能够被提上日程。而存在于这一系统内部的社会问题也在不断地发生着位移。如果我们要问哪一种方法能够或多或少地提升这些议程，那么我们就又要回到象征这一方法上去了。事件似乎需要象征着某个更大的问题，而这一更大的问题自身也要代表着这个国家的某种状态。

在对这种象征力量的诸多解释中，最能够令人信服的观点就是，我们日益生活在一种文化恐惧之中。英国的富里迪(Furedi，1997)和美国的格拉斯纳(Glassner，1999)曾说过，由于一些复杂的原因，导致我们越来越不相信我们的制度、我们的领导人，而最终，是我们彼此。我们似乎居住在一个危险的世界里。这里到处都是危险的陌生人。而媒介对于各种危险的反映会加重我们的不安全感。如果媒介集中报道那些不正常的、具有威胁性的、不可知的以及危险的人或事，我们就有可能忘记我们事实上生活在一个大部分时间都很太平的世界里。我们可能会认为这种安全是靠不住的，它随时都有可能被无法预料的威胁所摧毁。每次当整个西方世界，特别是英国和美国，终日惴惴不安于来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分子恐怖袭击的威胁时，一种恐惧的氛围便呈现了出来。而人们在这种情况下的心理状态和在最近发生的两场道德恐慌(美国数千名儿童被认为遭到了绑架和谋杀;假的庇护寻求者大量涌入英国而不受任何限制)中的心理状态并没有太大的不同。而在最近的这两场恐慌里，新闻媒介始终都站在“危险确实存在”这一呼声的最前方。如果要问新闻界是如何为道德恐慌出力的，我们可能会说新闻采访实践和议程设置是关键的环节。但是，新闻界对于道德恐慌最重要、最持久和最难驾驭的贡献却是培养了恐惧的氛围和创造出了具体的民间恶魔。这就是今天的新闻:害怕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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