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志元素是必要的,但也不是充分的。纽曼认为,仅强调自由的意志方面制造了一种危险,如独一无二地集中强调法律和认知的自由制造的危险一样。把政治自由简单地界定为个人意志意味着对我们伙伴应负责任的否定：一个人不能以他人的代价来主张自己的意志,也不能通过毁坏他人的完美而成就自己的完美。如果行动主义元素被单独认为是自由的等价物,那么对少数人和异见者的保护就取消了。因而,法律观念不可能被消除。哈贝马斯肯定了现代社会中,法律对行动的积极作用：“从知识到行动的转化,仍然是没有把握的,因为道德行动主体的风险难测的、高度抽象的自我控制是相当脆弱的,更由于提供这种高要求能力的社会化过程是难以捉摸的,如果它无法通过内在化之外的另一种途径来探及行动者的动机——干脆地说,就是通过在行动效果方面对理性道德起补充作用的法律系统的建制化,那么它的效果就仍然是有限的。[31]
纽曼同时也强调了意志元素不能离开历史知识。如果我们强调政治行动的优先性,而不顾及意志在其中必须被实现的历史情境,我们倒成了乌托邦盲动主义——这种观点是人在每一历史阶段或相反不管任何历史阶段,都能够通过其行动实现其充分自由。纽曼举了两个例子：巴枯宁,强烈地受费希特哲学影响,支持以自身为鹄的之革命行动;而墨索里尼,宣扬与肮脏的资产阶级稳妥相对比的“英雄生命”之美德。
但纽曼还是要说明,个人造成的政治行动元素是自由的一环,是与其它元素同样不可缺少的。人只有通过其自己的行为,通过决定政治权力的目标之手段,才能实现其政治自由。一位君主或专制者可能给与一个人自由——但他可以轻易地把自由取走。历史可能为自由提供大量的机会,但如果人不行动或没充分地行动,机会将被错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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