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迪思·史克拉指出,认为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和成为积极公民的事实不过是自由的规则和条件而不是自由本身,这种想法就是把消极自由还原成消极的和没有政治内容的一种心理状态。[30]纽曼更是主张必须依靠行动才能创造出实际的自由。在他看来。古代的亚里士多德虽然厌恶民主,但某种积极参与政治对他来说乃是成为公民的前提。亚里士多德把这个最小值界定为“慎思与法律功能”的担当。由城邦创造的自由因而能够只通过积极参与其政治而获得——纵使出于权宜之计。用现代术语表述：通过行动达到某种认同,对于防止公民总体上的政治异化是必要的。
但是,不行动的总大有人在。对纽曼而言,提倡参与政治,实际上就预设了尚有不参与政治的,即政治异化的“不良分子”。不良分子”持相反观点,他们坦率地承认,无论那种政治权力的根源和形式是什么,其总是保持对人敌意或异己的那种力量。这些人不会在政治系统中找到自己的满足——政治系统仅仅提供外部秩序框架——相反他们在政治系统外找到满足,这是伊壁鸠鲁式的态度。
政治上的伊壁鸠鲁主义也在纽曼那里受到了批判。一方面,在两个罪恶的原则竞争,而第三种原则没有希望主张自己的地方,这种态度可能真是必要的态度,有智慧之人可能真退回到“采菊东篱下”或陶冶其心智的境地。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常见,伊壁鸠鲁的态度是或许要么胆小鬼要么冷漠的表现,直接为那些专门为了他们私利而盗用政治权力之徒谋方便。无论一个人是否相信政治权力对人是异化的,政治权力总是以不断增长的程度决定人的生活。因而即使对那些宁愿个人沉思磨练的人来说,参与其形成也是必需的。
当代共和主义者对政治参与的重要性非常明确。查尔斯·拉莫尔总结了佩迪特关于共和政体公民必须表现出来的三种基本心灵习惯,其中第二种习惯强调,如果法律不想蜕变为特殊利益的工作,公民也有必要重视参加公共生活,以便使他们自己的需要和关切能够被人了解。纽曼的立场接近共和主义者,但是他并没有提及美德的培养,也不主张为了某种特定的共同目的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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