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版劳动创造自由

在这里我要承认：我是一名物种歧视论者——我属于食用也折磨其他物种的成员。我发现没有多少食物比一块瘦肉——三角状牛排、金枪鱼或者鲑鱼排、水牛肉汉堡——更让人愉悦。听到下面这个农场主的笑话我会大声笑出来，他用两块砖头阉割了他的马，当被问到这是否造成伤害，他回答，“不会，只要你别砸到你的拇指。”[43]我也发现激怒了在动物解放运动前线破坏或者摧毁科学实验室并且放出动物的那些人。我告诫他们记住：追求自由时的节制不是恶，保护正义时的极端也不是善。[44]

另外，在我的观点中背景和动机很重要。在阿拉斯加甘伯尔有一个小型的因纽特人社区，他们猎杀海象的生活方式因为源于全球变暖的冰层融化已经受到严重限制。今年690个居民“仅仅”杀死了108头海象，这是他们年平均捕杀数量648头的六分之一。38岁的甘伯尔居民詹妮弗·坎贝尔是五个孩子的母亲，她的家庭以海象肉为生，她哀叹今年只捕到了两头海象，而正常年份平均有20头。“如果持续如此，我们将面临严重饥饿问题”。[45]对我来说，下述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相当大的道德差异：贝弗利山庄的歌剧天后穿着皮草来到时尚的洛杉矶餐厅，在这里你可以点一份蔬菜汉堡而你要点一份多汁牛排；阿拉斯加甘伯尔的因纽特居民，他们杀死、食用并且使用/利用海象为了他们的生存。这里我们遇到了道德两难；一旦你承认物种歧视存在，并且我们突破了底线，不论背景和动机所有的动物杀戮不都是一样的吗？但显然，这两个场景中，存在一个背景和动机的区别，而这个区别道德上很重要。

我也困惑于一个引人同情的类比，这个贯穿动物权利运动（并许多纪录片中以影像形式呈现，如《地球公民》和德弗里斯的《物种歧视》）的类比是动物正在经历“大屠杀”，工业农场建筑和纳粹奥斯维辛·比尔克瑙集中营囚房的相似性——一排一排长长的矩形的建筑，外围是带刺电网——使得这个类比更加尖锐。类比还指向更坏的一面，大屠杀的目的就在于把一些人类群体斩尽杀绝，同样邪恶的是，在工业农场，新一代有感觉的存在者被带到世上只是为了被灭绝，一而再再而三，一代又一代。有些动物权利活动家指责这是无尽的大屠杀，查尔斯·帕特森的《永恒的特雷布林卡》一书描写了这一点，[46]书名则是借用自意第绪语犹太作家和诺贝尔桂冠获得者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这位素食主义者曾经写过如下这段著名的话（通过他的一个小说人物）：

在他脑中，赫尔曼为那只和他分享了自己生命一部分并因他而离开地球的老鼠说了一段悼词。“他们——所有这些学者、所有这些哲学家、所有这些世界领袖——知道你什么？他们使自己坚信，人，所有物种中最恶劣的罪人，是万物之灵。所有其他的生物造出来只是为人提供食物、皮毛，忍受折磨，遭到灭绝。面对它们，所有人都是纳粹；对动物来说，这是永恒的特雷布林卡。 ”[47]

对这个类比的一个限制在于犯罪者的动机。作为一个写过一本有关大屠杀的书（《否认历史》[48]）的人，我看到喂养世界的为了赚钱这么做的农场主与带有大屠杀动机的纳粹之间存在巨大的道德鸿沟。小农场主为了谋生杀了动物提供给想要和需要的人们，他们怀有的动机与仅仅出于“种族清洗”和“灭绝论者的纯洁性”谋杀犹太人、吉卜赛人和同性恋者的纳粹党卫军成员没有相似之处。即使仅仅被季度利润推动的企业工厂的农场主完全不在乎动物福利，只是将动物看作产品，他们在道德阶梯上也高于阿道夫·艾希曼、海因里希·希姆莱和他们的亲信，他们在工业规模上组织了大屠杀过程。在工业农场没有“Arbeit Macht Frei”（“劳动创造自由”）的标牌。

不过当我回想起我曾做过的最可怕的事情之一时，我不能够完全驳斥把工业农场和集中营等同的那些人。1978年我作为一名研究生在加州大学富勒顿分校的实验心理学动物实验室工作，我的任务是处理那些实验结束还活着的实验用老鼠。这不是一项愉悦的任务，更糟的是，我们用当时的洛杉矶道奇棒球队成员的名字命名它们——罗恩·塞伊、戴维·洛佩斯、比尔·罗素、斯蒂夫·加维、唐·萨顿等。你认识你的实验老鼠，它们也认识你。但随后实验结束了，到了除了实验对象的时间，处理老鼠的方法是……我几乎无法打字……在一个很大的塑料垃圾袋中灌进三氯甲烷杀死它们。我想（也问了）我能否把它们带到当地的山上放了，认为被捕食或者饿死毫无疑问比这样要好。但我的建议被不容置疑地驳回了，因为我的提议实际上是违法的。所以，我用毒气灭杀了它们。形容这一行为的这些词——以毒杀方式灭杀一群有感觉的存在者——令人不适地接近于我在大屠杀一书中的用词，书中描写了纳粹对俘虏们的所作所为。难怪为实验动物命名是科学上的禁忌。我原以为是为了鼓励客观性，但现在我猜想这同样与保持情感上的超然有关，以便感到道德上无可责备。

今天，实验动物的待遇不那么令人厌恶了，并且根据我的老教授道格拉斯·纳瓦里克（Douglas Navarick）的说法——他的实验室在加州大学富勒顿分校，那两年我在那里工作，我最近向他询问确认了我有关当时的过程的记忆——现在为老鼠用的方法是“定量二氧化碳”。他补充说，“校园现在有一个委员会检查并必须核准任何涉及脊椎动物的研究或者教学活动（动物关怀与使用制度委员会），并且它有不同物种应该是使用什么类型的安乐死的规章。”[49]相对于我的做法（这么做当时在各处的实验室都是惯例），这肯定是一个进步，并且同样值得欣喜的是，动物关怀委员会已经也开始敏感意识到对动物们的人类护理者的影响；正如《实验室动物关怀与使用指导》中说明的那样：“对动物实施安乐死对于某些动物关怀、治疗和研究人员来说心理上很难接受，如果他们反复执行安乐死或者情感上喜爱被执行安乐死的动物，他们会尤其不能接受。当委派安乐死责任时，监督者需要敏锐意识到这个问题。”[50]

毫无疑问，这算得上是道德进步，但我仍然感到深深的不安，既是为所做的，也是为指导手册的视角。这个视角看起来仍然更关心施害者而不是受害者的福利，而长期趋势则是把道德视角从前者转移到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