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根源之分析

了解政治权力实际运用的方式固然重要,但知晓其从何而来,究竟在谁手中更为迫切,社会学分析必须与历史分析结合,才能尽可能得出较为准确的判断。

纽曼提出,分析政治权力之根源需要在一定概念框架下,澄清制度背景,理解历史过程。对古代历史学家来说,政治权力毫无疑问直接得自经济权力,特别地来自土地的控制。所有制变化和新的生产方式出现,诸如此类创造了新的政治权力来源并造成了冲突。现代历史学家在处理这段历史已毫不犹豫地用了古人的同样说法。但是,纽曼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已让这种推断成问题。他区分了三种背景下政治权力的来源：一是古代概念,尽管政治权力的根源是经济权力,但政治权力渗入全部社会活动以及生活的全部领域,经济权力的地位只是提供政治权力的马达,而政治权力包含了所有权力关系。二是封建概念,用理想类型形式看,政治权力不存在(其仅仅是土地所有权这种经济权力的一项功能)。三是资本主义的概念。(这个时期才出现真正的问题)政治权力独立了,但除此之外其与经济权力有内在联系。政治权力是中立的行为,被中立的建制(国家)所执行。国家拥有强制权力的垄断,这种权力以中立的建制架构行使。这种中立的建制在其运行的服务中固然地与社会联系。正是这种政治权力的概念,把洛克和霍布斯连在一起,并将他们与卢梭区分开来。这两位都将政治权力从社会权力中分离出来,又都联接两种权力。霍布斯认为为了保存社会必须将政治权力最大化,洛克坚持必须将政治权力最小化才能保存社会。他们两位,都承认例外。在霍布斯的理论中,政治权力将毁坏其自身,假如其不能保存正常的社会功能(社会契约失效)。洛克认为如果为了联邦的利益而有必要的话,可以将政治权力最大化。霍布斯与洛克学说不仅功能上且骨子里是相连的,即经济权力是政治权力的根基。这种关系的系统分析源自圣·西蒙斯关于法国革命的分析,并迅速传遍英国和法国的历史和社会学领域。^[17]

纽曼由此得出,经济权力变为社会权力进而政治权力成为了政治科学家的重要的关注点。经济权力向政治权力转化的形式和手段多种多样,在他看来,政党是社会权力向政治权力转变中第一最重要的工具。尽管政党允许特殊主张,并且相当频繁地允许非常利己的利益作为国家利益,然而它却阻止国家利益被特殊利益总体上控制。民主制中政党的作用是因而模棱两可的。民主的过程迫使每一个社会集团为了获得大众支持而奋斗。每一个集团,因而必须把其利己的利益表现为普遍性的。

纽曼特别指出的乃是,政治家和官僚的优势——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经典关系发生了变化。当今似乎政治权力已将其自身从经济基础中解放出来,并且真正地,倾向于成为经济权力获得的基础。在苏联,政治权力不仅使其自身优越且已成为经济权力所存在那种地位之前。另一方面,纳粹德国表现出了一种过渡的情形。纳粹党在德国大实业领导人的政治经济襄助上升到权力,这些大实业家希望利用政党来促进他们自己的利益,这是毫无争议的。但是政党一旦获得了权力,就把自己从大实业家的控制中解放了出来,并且其政治权力成为自主的。政党尝试进一步为其自身创造经济权力地位。^[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