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哈贝马斯之见，非政治化社会的出现与现代科学技术在西方社会的广泛运用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现代科学技术如何造就出“非政治化社会”？这种社会的实质是什么？
一、表现
具体说来，非政治化社会以科学技术的政治化和民主政治的科技化为“症候”。
1.科学技术的政治化
所谓“科学技术的政治化”，是指科学技术为西方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强大支持，这是科学技术的政治功能。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一书中分析到，二战以后，科学技术的研发和转化表面上是民间行为，可实际上却是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行为。
第一，二战后的科学技术研发与转化被纳入现代西方社会民主政治的重建议题之中，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得到了西方国家的大力扶持。20世纪50、60年代，为了顺利完成战后繁重的社会重建任务，西方国家纷纷寻求科学技术的支持，一场以电子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在现代西方国家的支持下获得了巨大成功，它迅速地提升了西方社会生产力，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快速提升了西方国家的综合实力，从而确保了西方民主政治重建任务的顺利完成。沃勒斯坦认为，美国的世界霸权之所以在战后25年间走向顶峰，是因为美国在战后的高新技术领域长期保持领先优势，从而为美国维护其世界霸权提供了强大的保障力量。
第二，二战后的科学技术研发和转化极大地改变了战后西方社会的政治格局。伴随战后电子技术、信息与计算机技术、新材料和新能源技术的发展而兴起一大批新产业，重要的是这些新产业吸纳了数量庞大的新技术工人和科研人员，这样一来，一个新兴的“中产阶级”出现在现代西方社会中，它还成为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建设中的一支中坚力量，发挥着巨大的政治协调作用，成为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建设的“稳定器”。正因此，战后西方政治重建在形式上摒弃贵族化和精英化，选择大众化，走向了一条通常所说的民主政治建设之路。
第三，二战后的科学技术研发与转化，极大地改变了西方民主政治的运行方式。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改进了民众参与政治生活的方式，比如电子投票箱、直播电视竞选辩论、网络政治评议、网络新闻、电子宣传牌等等，极大地方便了民众参与民主政治活动，从而推进了西方民主政治生活程式化和概念化建设，这种政治参与方式得益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实际上，这种政治参与方式反倒使得民众远离真正的国家政治生活。
2.民主政治的科学化
所谓“民主政治的科学技术化”，是指民主政治为科学技术进步提供政治保障，这是民主政治的科学技术功能。哈贝马斯认为，二战以后，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之所以取得巨大进步，尤其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顺利完成，都不是偶然的，因为它获得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力支持。这种支持表现在：
第一，现代西方政治家带头采用科学技术知识管理国家和公共领域事务，他们成为推广新科学技术的重要力量，为普及和发展科学技术起到了有效的示范作用。
第二，现代西方国家运用国家行政权力为科学技术研发和转化制定相关法规、制度、政策，保障这项工作得以规范、有序地展开。
第三，现代西方国家把“软实力竞争”定位于科学技术进步。所谓“软实力”主要以新科学技术为核心的文化思想及其价值观，说白了，就是把国家之间的竞争推向以科技力量为核心的竞争层面上，谁掌握科技创新的“制高点”，谁就能够掌握现代国家之间竞争的主导权，为此，西方各国纷纷确立科技研发与转化的国策，要求政治家懂得科技，为科技的进步保驾护航。
实际上，科学技术的政治化与民主政治的科学技术化是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两个方面，共同造就了“非政治化社会”。当然，非政治化社会并非没有任何政治因素“在场”，相反，始终都有某个政治因素在场，只不过以某种隐蔽的方式在场，为的是给民众造成一种假象：平民化和大众化就是非政治化。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凭借现代科学技术的优势刻意营造所谓大众社会非政治化，恰恰反映了他们实施更加广泛而且深刻的政治化的社会管理之真实企图。换言之，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有效地遮蔽了现代西方民主政治企图的“在场性”。
二、根源
以上分析显示，现代西方社会的非政治化与“科学技术成为第一位生产力”是直接关联的。因为作为第一位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极大地提升了现代社会的生产力、创造了舒适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丰富了日常生活内容，更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条件，因此民众很清楚地看到科学技术带来了很多好处，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把改善自身生活水平和提高工作效率建立在学习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之基础上，从事科学技术的研发和转化工作，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于是，对其他社会事务则漠不关心，进而造成现代社会的新景象——即科学技术的社会化和社会生活的政治空壳化。
当然，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干预职能也是非政治化社会的诱因之一，而且是深层诱因，因为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新的国家干预政策本质上也是以作为第一位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和补偿纲领为核心内容，为二战后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平稳发展提供了必需的科学技术资源和政治合法化资源。对此，哈贝马斯评论道：“如果说技术的发展遵循一种同目的理性的和能够得到有效控制的活动的结构相一致的逻辑”，那么，“只要我们还必须依靠社会劳动和借助于代替劳动的工具来维持我们的生活，人们也就看不出，我们怎样能够为了取得另外一种性质的技术而抛弃技术，抛弃我们现有的技术。”[1]唯有科技进步能够确保民众对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持续忠诚和支持。换言之，现代西方社会的非政治化状况决不是用“科技异化”所能解释的，它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借助于科技进步为重建自身政治合法性所设置的政治陷阱。一方面“统治的合理性以维护这样一个[社会]系统为标准，这个系统允许把同科技进步联系在一起的生产力的提高作为它的合法性基础”；另一方面“伴随着科技进步而出现的生产力的制度化的增长，破坏了一切历史的比例关系”[2]，使得“社会的不断‘合理化’是同科技进步的制度化联系在一起的”[3]。
从以上分析上看，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干预政策与作为第一位生产力的科学技术之间有着因果联系，同时它们又共同构成非政治化社会的主要根源。伴随着现代西方社会走向非政治化社会状态，其社会系统领域越来越依赖于科学技术进步和国家干预政策的支持，不仅国家政治生活和民主决策日益依赖科学技术进步，同时科学技术进步本身也有赖于国家的大力支持。
三、实质
非政治化社会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殖民化的新情况，它常常以合理化和合法化面目“出场”。之所以如此，就在于非政治化社会以科技进步及其对社会的进步作用为“遮羞布”来欺骗民众，从而达到对民众的思想、心志、兴趣，乃至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有效控制。也就是说，现代西方社会的非政治化本质上是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借助科学技术进步建立的隐蔽的殖民化社会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民主社会恰恰是现代西方社会的“群众的非政治化”[4]和“政治的科学化”[5]的一种高雅表达，其目的是在引诱民众给予资产阶级国家政治统治秩序和政策以持续的忠诚与支持。
从实质上讲，现代西方社会的政治空壳化是科学技术进步的异化，也就是说，科学技术异化不再简单地表现为辩护工具，而是已经成为服务于西方民主政治建设的工具，成为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合法化基础。无论科学技术进步异化还是社会非政治化，都已经滑入技术对社会和人的统治状态。对此，哈贝马斯曾经提出：“技术统治论已经成为后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其作用不可小觑，它确实服务于与技术问题相适应而对实践问题加以排斥的新的政治，因而它与那些可以潜移默化地腐蚀人们的制度机构的发展趋势相一致。技术统治论对人的最大的危害就是模糊人的工具行为与交往行为的界限，‘技术统治论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力量，就表现为掩盖了工具行为与交往行为的区别’。所以，技术统治论必须使论证社会生活的行为标准脱离人的交往行为，并将它们非政治化。”[6]以他之见，作为现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技术统治论把本来属于政治领域的议题转移到非政治领域，变成民众普遍关心的科学技术研发与转化议题，把民众追求自由幸福生活与科学技术研发与转化捆在一起，把民众对科技进步的支持与忠诚转化为对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支持与忠诚。正如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拜物教时所说的那样，拜物教状态下的科学技术是一只“看得见的手”，劝告大众服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这只“看不见的手”——的需要。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出现科学技术异化，就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使科技的运用滑入非人道主义和不负责任之歧途，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不被除掉，那么不论科学技术进步到何种程度，科学技术异化都不可能被彻底消除。这就启示人们，解构社会非政治化和科学技术进步异化仍然需要马克思主义指导。问题在于，哈贝马斯不是这样做的！他放弃了马克思的阶级观点和阶级斗争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以所谓批判解释学展开对社会非政治化和科学技术进步异化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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