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7月,德意志帝国总统兴登堡以普鲁士邦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遭到破坏为由,援引魏玛宪法第四十八条,行使“紧急专制权”,中止普鲁士邦政府的一切职能,由联邦政府对该邦一切事务直接管理,并派出了“国家专员”具体负责。适时,普鲁士邦总理丧失“权力”,赶到莱比锡状告联邦政府中止普鲁士内阁的行为,认为其没有合法性。这个案件是对魏玛宪政的严重考验,官司细节无须赘述,但诉争双方的辩护代表却是公法学界鼎鼎有名的人物。代表普鲁士邦政府的乃是赫尔曼·黑勒,代表帝国政府的乃是卡尔·施米特。结果,施米特胜出,黑勒失意。但是,失意者未必失义,且这场官司的胜利者施米特也未必在思想界罕逢敌手。实际上,二者在官司之外的思想较量更值得我们去关注。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该事件乃魏玛时期德国公法界关于国家学方法论争论的现实反映。而这场争论正是纽曼思想成长的理论背景。
众所周知,魏玛时期德国公法学家有“四驾马车”,除了前述的施米特、黑勒,还有凯尔森和斯门德,他们展开了思想上的较量。所谓思想之较量,大致有两种情形,要么对同一具体历史情境的判断迥异,要么对同一问题提出了不同解决途径。总之,需要围绕同一对象展开交锋。在这个层面上,可以说“四驾马车”是在相同历史情境下对同一问题展开的思想上的较量。同一历史情境,简而言之,乃德国由十九世纪后半期俾斯麦主政下的崛起历经一战战败,君主立宪政体瓦解,那个曾经貌似“无所不能”的利维坦倒下了,社会力量之“多”的事实与国家凝聚所需要之“一”的理想之间产生了不可逾越的鸿沟,二者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同一问题,乃学理上的,如19世纪中期摒弃自然法一般,20世纪出现了对实证主义的怀疑,尤其对于保障法律秩序之实质内容产生了争论。如放在更大的西方文明发展轨迹背景下,就是指现代性问题,概论之就是：现实秩序的阿基米德点在哪里?用黑勒自己的话来讲乃是：当代对国家的理解建立在哪些历史根基之上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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