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史上最肮脏的一幕就这样拉开了

■甲B联赛第八轮时，绿城又攻进一球，比分2:0。可是，欢呼声中，前场队员还没撤回，在绿城没有足够设防的情况下，主裁吹哨开球，球进了。

■省体育局长陈培德是拔地而起的领导干部，在他的家乡“德”与“竹”是谐音，父母期望他正直、质朴、奋进和勇于担当。

■甲B联赛进入生死决战，鹿死谁手？“甲B五鼠案”出现了，中国足球史上最黑暗最肮脏的一幕猝不及防地被拉开了。

黑哨把陈培德推到足坛打假扫黑的前沿阵地

2001年5月19日下午。杭州黄龙体育中心。甲B联赛第八轮浙江绿城队对上海中远队的比赛将在这里举行。

黄龙体育中心是浙江省最大的体育综合场馆，它的斜拉索挑篷结构像一只天鹅展翅欲飞。这是全国足球甲级联赛第一年登陆浙江，赛场出现火爆的场面，场场都有四五万名观众。

15时许，浙江体育局局长陈培德陪同浙江省主管体育的副省长鲁松庭走进体育场。

陈培德身高一米八二，不算高大，身材匀称，举手投足都显得风度翩翩，生机勃勃，给人一种力量。他有点像运动员，浑身上下有着足球运动员拼劲和敢于担当的魄力，许多人说他是最有男性品质的男人，最有魅力的领导。

这是他第一次陪同省长观看球赛。这场球赛非同寻常，将直接关系到浙江绿城的晋级甲A。在前七轮的比赛中，浙江绿城连获七胜，在甲B的十二支球队中，积分位居第三。绿城今天遭遇的是劲敌——积分位居第一的上海中远。绿城只有在这场比赛中全取三分，冲甲A的那盏灯才不会灭。

绿城誓拿三分！

上海中远主教练徐根宝发誓：“中远不赢球，我跳黄浦江！”

这毕竟是杭州赛区、绿城的主场，徐根宝的话刺痛了四万多浙江球迷的神经，浙江球迷在看台上挂出一幅幅巨幅标语：“绿城必胜！”“徐根宝，跳黄浦江吧！”

五十七岁的徐根宝十四岁就踏上足球生涯，先是踢球，二十一岁踢进了国家队，担任过队长。退役后，在北京体育馆业余体校当教练时，发现一个孩子每天往返五十里路跑来踢球，从来不迟到。他把这个孩子接到自己家里住，每天领他去食堂吃饭。这个孩子学习刻苦，球技进步很快，最后成为著名球星。他叫高洪波。

徐根宝在国家二队、国奥队担任过主教练，当过施拉普纳的助手。1991年是徐根宝事业的巅峰，成功地竞选为国奥队主教练。他定下了三年后进军世界杯的目标，没想到屡战屡败，壮志未酬，最后凄然下课，辗转于地方队。不过，执教业绩不菲，他执教的多支球队夺得过甲A联赛冠军。1999年，他凄然地说只想回两个家，一个是国家队，一个是家乡上海。可是，国家队请了洋教练，上海的两支球队也决定请洋教练，他只好不出山。2000年11月，他终于有了回“家”的机会，出任上海中远队的主教练。

有人说，徐根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给自己留后路，他有句名言：“拿冠军是100分，拿亚军就是40分。”当年任广州松日主教练时，赛季没开始他就发誓：“冲不上甲A，从此不当教练”，结果广州松日幸运地获得了晋级甲A的机会。

这一次，他还能那么幸运么？

此刻，戴着眼镜的徐根宝坐在教练席上，头发纹丝不乱，一副稳操胜券的样子。

15时30分，上半场比赛开始。时间凝聚为场上的九十分钟，空间缩小为相对的两个球门，四万多球迷屏息凝神地望着绿草如茵的球场，世界仿佛变小了。场内旗帜挥舞，偌大的体育场，几万人随着足球的滚动而山呼海啸。

第十四分钟时，中远在右边路发任意球，球飞起来后，暂列甲B射手榜第一名的安德雷斯头球攻门，被绿城门将韩文海扑出，化险为夷。

陈培德注意到一位身体微胖的中年人，四十多岁，方脸小眼睛单眼皮，身着白色鳄鱼牌T恤，比在场的任何人都紧张。他就是浙江绿城俱乐部的董事长宋卫平。

足球像被注入了生命，在草坪上变幻莫测地飞起来，直逼上海中远的大门……

绿城主场，再加上中远的两大主力队员马克和陆炜停赛，绿城信心倍增。赛前，主教练谷明昌鼓励队员：“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要跑起来，拼起来。”他举例说，20世纪70年代自己在辽宁队踢球时，一次为争夺出访摩洛哥的机会，他们与国家二队的比赛中，大家众志成城，最后3：0获胜。

谷明昌看过中远出场名单后，将原计划的3-4-3，调整为3-5-2。

球飞入禁区。

“进了，进了！”球迷若欣喜狂地喊着。

陈培德也激奋了，随之欢呼起来。足球有着不可抗拒的魅力，让人如痴如狂。

浙江人的足球梦寄托在绿城身上。在没有绿城之前，浙江的足球是空白。1993年，陈培德奉命调到浙江省体委时，浙江人只有看球的份，没有赛球的份，即便看球也要去省外看。浙江在许多方面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足球却远远落在后边，这成为浙江人的一块心病。陈培德任省体委主任后立下誓言：“一定要把浙江足球搞上去！”他呼吁社会关心足球，要把“足球沙漠”变成“足球绿洲”！

有人劝他：“陈主任，浙江没有足球就等于没有包袱，足球这个东西难玩呀。”其他省体委主任听说陈培德要搞足球也好意相劝：“陈主任，你们没有足球觉得苦，我们有足球更觉得苦，而且苦不堪言！你们没有就不要搞了，千万别给自己找包袱背，这个包袱我们想放还放不下呢！”

一个省没有足球，怎么能成为体育强省？陈培德希望能出现一两位热爱足球的企业家，创建一两家足球俱乐部。1995年，金威集团出资一百万，与省足协共同创办了浙江金威女足俱乐部，在省内选了三名队员，从外省借了十几名队员，租用杭州市下城区的体育场为训练基地。开始时雄心勃勃，四年后黯然解散。

1996年，浙江丽景房地产有限公司把韩国大宇足球队和德国曼海姆足球队请到杭州来比赛，时任省委书记的李泽民抓住这一契机，发表了支持浙江足球的讲话，有几家企业跃跃欲试了。浙江杭康药业有限公司组建一家俱乐部，没想到在全国乙级联赛却屡战屡败……

四千三百万浙江人，难道就托不起一只足球？

谁说托不起？1998年初，浙江绿城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老板宋卫平找上门来，想创办足球俱乐部，不仅想让浙江有足球，还要让足球踢到省外去！陈培德喜出望外，表示举双手支持！

宋卫平在舟山地委党校当历史教师时，兼过两年体育课。他对体育有着迷似的爱，几乎凡是能分出输赢的体育项目他都喜欢，读大学时是学校乒乓球队的，打得废寝忘食。毕业后又迷上了桥牌，玩得如醉如痴，跟聂卫平等人都交过手。他自创一种叫牌法，还写了一本书。他还痴迷于黑白世界，棋技不错，相当于业余三四段，跟许多著名棋手“手谈”过，后来有媒体报道他与棋坛美女毛昱衡热恋，并要结婚。他最痴迷的还是足球，在读大学时他就成了球迷，收看球赛的电视直播成为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参加工作后，他还常跟别人踢二对二、三对三，三十一岁之前还能踢满全场。

宋卫平似乎玩什么都能玩得红红火火，轰轰烈烈，不同凡响。

1998年1月14日，浙江绿城足球俱乐部在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陈培德建议宋卫平多做少说，先不搞新闻发布会，媒体也不要报道。几个月后，当绿城足球队与浙江大学足球队踢一场友谊赛后，浙江的球迷才知道浙江又有了一家足球俱乐部。

绿城发展很快，在短短的两年就成为全国最大的俱乐部，总共拥有八支球队，其中有一支乙级队、一支驻南斯拉夫的少年队。2000年11月23日，绿城又以两千五百万的巨资，买下吉林敖东足球队和甲B参赛资格。敖东足球队A组的二十九名球员和三名外援转到了浙江绿城俱乐部。

吉林敖东队是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足球队。延边素有“足球之乡”之称，延边足球队在1994年全国足球职业联赛伊始就打进了甲A，在甲A沙场南征北战六个寒暑，1997年夺得过甲A联赛的第四名；1998年以5：0大胜八一队。2000年，吉林敖东队遭遇滑铁卢，从甲A掉到了甲B。

浙江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甲级足球队和甲B联赛的主场！鲁松庭和陈培德都表示将在政策上给绿城以支持。宋卫平给绿城确定的目标是：2001年冲进甲A！

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告诫浙江体育局的领导：“足球不是那么好搞的。我对足球和体育太了解了。东北许多乡镇都有足球场，到处都有人踢足球。足球不是那么好踢的，要冲出去不容易。我希望浙江绿城冲甲A成功，但是必须是堂堂正正的冲甲A成功。”

3月24日，甲B首轮比赛前，张德江书记在主体育场西大厅接见绿城队，担任过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州委书记的张德江说：“你们从长白山下来到钱塘江畔，过去吉林人民、延边人民喜欢你们，现在浙江人民、杭州人民也喜欢你们。你们打出好成绩，浙江人民、杭州人民高兴，吉林人民、延边人民也会高兴。”

浙江绿城是一个很有实力的球队，完全可以冲A成功，重返甲A赛场。

场上硝烟弥漫，两队还在鏖战，陈培德收回思绪，继续紧张地观看球赛。

第四十三分钟，绿城中场一脚长传，5号菲利浦冲入禁区，在起脚射门时，被中远的后卫拉倒。绿城获得一个点球。

禁区罚点球，惊心动魄。

外籍队员瓦伦西亚一脚低射，球像一支呼啸的利箭破门而入，绿城1：0领先。全场沸腾了，浙江球迷的欢呼声惊天动地，他们被压抑得太久了，要吼出几十年郁闷和委屈，他们恨不得冲进球场拥抱瓦伦西亚，把他抬起来抛到天上去。

陈培德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举起双拳。他多想像球迷那样尽情呼喊，为绿城助威，可是作为体育局长他不能喊。他在心里默默祈祷：一是希望浙江绿城成为中国一流的球队，冲甲A成功；二是希望杭州赛区成为中国一流的赛区；三是希望浙江的足球报道成为全国一流的报道。

中远队对点球的裁定不服，将主裁判张宝华团团围住，脖粗脸红地争论着。看台上的上海球迷悻恼而悲愤地大喊着，声嘶力竭地大叫着，沮丧而无奈地叹着气。

瓦伦西亚顿时成为英雄，光芒四射，浙江球迷为他欢呼。

这是一场强强较量，是一场精彩角逐。浙江足球队还从来没这么扬眉吐气过，浙江球迷不仅想看看绿城是怎么赢的，还要看看上海中远队是怎么样输的。

杭州与上海既是近邻，也是怨邻，现代交通让“上海拥有西湖，杭州拥有外滩”，可是两个城市的情感距离却仍然遥远。媒体做过调查，有百分之七十三的杭州人不喜欢上海人。有人说，这缘于上海人总居高临下地把杭州人看成乡下人，也有人说，杭州人最讨厌的就是上海人的精明和小气，上海是国际化的大都市，典型的小市民。

其实，上海人的优越感早已“逝者如斯夫”，让他们英雄气短的是住在本市黄金圈内的基本上都是他们过去瞧不起的“乡下人”。世道变了，再拿自己是哪儿的人来说事儿，怕是没人买账了。

陈培德一进场时就觉得有些标语不大文明，甚至具有挑逗性，看上去有点儿刺眼。不过，这是球迷的自由，谁也管不了。再说，谁让徐根宝说大话，小视绿城，激怒杭州球迷呢。

比赛进行到下半场第二十六分钟时，绿城的谭恩德左路带球突破，底线传中，菲利浦像苍鹰一样冲入小禁区，飞身垫射，球又进了，比分2：0。场内再次沸腾，球迷狂呼乱舞，绿城队员在场内狂奔，相互拥抱，菲利浦雀跃地撩着球衣向坐在主席台上的父亲致意。他说，“有父亲在我就不会输球。”父亲特意从法国赶来给儿子助威。

徐根宝坐不住了，连失两球非同小可，必须力挽狂澜，必须遏制住这一颓势。他站起身挥舞着手臂，让队员冷静下来。宋卫平微笑着看着场内的队员，目光充满着爱意。这两个进球不仅拉大了比分，而且使场内的火药味也越来越足了。

杭州球迷的欢欣若狂，强烈地刺激着西北看台上的上海球迷的悻恼和郁愤，他们忍不住骂起来：“浙江小赤佬，介弄勿灵清！”杭州球迷火了，你居然敢跑到我们家门口来撒泼？对骂起来，摩擦转瞬升级，有人挥起旗杆打过来，有人叫骂着将手里的饮料瓶砸过去，战事很快扩大到四个看台，两千多人卷入了混战……警察及时赶到，恶战被制止。

突然哨响，中远队中圈发球，右路斜传，如入无人之地。绿城队员还沉浸在胜利的欢呼声中，菲利浦等队员还没回到自己的半场。中远队迅雷不及掩耳地攻入禁区，加西亚左脚劲射，韩文海把守的大门被攻破。正沉浸在进球欢乐之中的绿城队员目瞪口呆了，这到底算什么？是正式比赛，还是随意玩玩？

哨声响了，主裁判张宝华裁定进球有效，比分为2：1。

黑哨！陈培德惊诧地注视着主裁判，绿城的队员还没回到自己半场，怎么能鸣哨发球呢？相距太远，看不清主裁判的表情。可是，张宝华的胆子也太大了，在杭州赛场，在几万本地球迷众目睽睽之下居然吹黑哨？他就不怕激怒杭州的球迷吃不了兜着走？

张宝华啊，张宝华，你是国际级裁判、1999年“金哨”奖得主啊，你就是吹黑哨也得靠点谱吧？怎么能犯如此低级错误？你这么做绿城队员能容忍么？这是他们的主场啊！四万多浙江的球迷能容忍么？你这不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么？自古以来干这种事都是有所顾忌的，哪能明目张胆？

菲利浦蒙了，眨动着长长睫毛的眼睛，看着乱哄哄的球场，再看看裁判：难道中国的足球就这么个踢法？像1939年德军偷袭波兰那样在对方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赢得一池。

瓦伦西亚激愤地跟主裁判张宝华争辩起来，杭州球迷愤不可遏地挥舞着拳头，摇动着旗帜，疾声高呼：“打倒黑哨！”“裁判下课！”一片哭喊声，叫骂声，敲打声，震耳欲聋，声势浩大，若同海啸席卷而来。

连中远队的队员都承认绿城这球失得窝囊，部分队员没回到自己的半场就开球了。他们说：“我们是在裁判吹了开球哨后才开球的。要说有问题也是裁判的问题，和我们无关。”

有人问徐根宝，他说没看清楚，不好表态……

陈培德紧张地注视着看台，担心一旦球迷不理智，引发骚乱和冲突。

球迷的可爱在于痴迷，在他们眼里足球比地球还大，为足球的尊严可以豁出一切；球迷的可怕也在于痴迷，他们像孩子一样缺乏理性，爱激动，爱冲动，一怒之下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十六年前的“5.19”，在北京发生过一起震惊中外的球迷骚乱，陈培德印象颇深。

那是世界杯外围赛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中国足球队对中国香港队。根据此前的战绩，中国队只要踢平就可以出线。无论球迷还是媒体都认为香港队是不堪一击的，中国队出线没有悬念。可不争气的中国队偏偏以1：2输了，苦盼四年才升起一竿子高的希望遽然摔在地上，满目懊丧和悲愤。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八万球迷痛心疾首，怒其不争，哀其不幸地喊道：曾雪麟滚出来！中国队滚出来！

香港队赢了，队员们高兴的欢呼拥抱，在场边上翻跟头，得意忘形。这激怒了大陆球迷，他们投掷汽水瓶，打伤了一名香港队员的左眼和手指。大陆球迷难以承受失败的现实，难以抑制内心的悲愤，他们跑到场外毁坏车辆，不仅掀翻一辆出租车，殴打司机和维持秩序的警察，还拦截外国人的汽车，恣意辱骂他们……

为控制局面，北京市委调集了四十辆卡车、两千名全副武装的警察，当场抓获一百二十多名肇事者，有三十八人被拘留十二至十五天，有七人触犯了刑法，其中五人被依法逮捕，并被判刑。

中国队主教练曾雪麟提出辞职，助手徐根宝也抬不起头了。

两次“5.19”都有徐根宝，难怪有人说，徐根宝算是跟“5.19”结缘了。

陈培德的心悬了起来，一边密切关注球场的变化，一边紧张地与浙江省体育局副局长、兼浙江省足协主席杜兆年联系。杜兆年早有防范，得知上海将有几千名球迷赶来观看这场比赛，他立即想到两伙球迷相遇，立场和情感截然不同，加之两地积怨已久，弄不好要出事的。他指示浙江省足协：一是跟上海市体育局联系，希望来的球迷不宜过多，而且要有组织，有专人带队；二是不要将两地球迷混在一起。

场内骚乱平息下去了，足球在抗议与叫骂声中滚动起来。情绪低落的中远队燃起了希望，士气倍增，而绿城队员心态失衡，在第三十九分钟，中远队获任意球，成亮头球破门，绿城又失一球。

球迷像水遇到台风就是拍天巨浪，遇到地震就是一场海啸！体育场像遭遇超强台风“百合”呼声鼎沸，波涛翻滚，杭州球迷郁愤与愤恨哭着，喊着，叫着，骂着，跳着。

西北看台的上海球迷幸灾乐祸地笑着，有人鄙视地竖起中指，有人高声谩骂。这不是火上浇油么？第二轮混战又开始了，警察冒着“枪林弹雨”冲过去，用躯体拉道隔离墙。

17点45分，终场的哨声响了，比赛结束，绿城与中远2：2平。绿城队队员、助理教练愤恼地围住裁判讨公道，突然一位穿白色T恤的中年男子冲上前去，揪住张宝华挥拳就打。看台怒潮翻滚，矿泉水瓶、小喇叭和硬币泻向场内。中远队的教练和队员逃进休息室，裁判在警察的保护下撤离。

杭州球迷有的大骂黑哨，想讨个说法；有的堵在出口，要找上海球迷算账。上海球迷也不甘示弱，高声叫骂“浙江小赤佬”。两伙球迷又打了起来，“子弹”打光了，有人将绿化带上的草皮扒下来扔过去……

警方再次把两伙球迷分开，将杭州球迷劝出场外。骚乱平息了，陈培德悬着的心还没放下就又悬起来，听说有两千余众杭州球迷没有离去，将黄龙体育场团团围住。

陈培德望着滞留在体育场外的杭州两千多球迷，有的光着膀子，上身涂抹着油彩，有的狂舞着手里的旗帜，有的扯着沙哑的嗓子声嘶力竭地叫喊着，深深感受到足球这“世界第一运动”的强大魔力，又为黑哨亵渎的足坛感到悲哀。

陈培德一边组织人员劝杭州球迷离场，一边派人给上海球迷送面包和矿泉水。天黑下来了，街灯呼唤着人回家。杭州球迷不肯离去，上海球迷要冲出去，决一死战。体育场将所有的门都关上了。

突然，东大门附近的窗口玻璃被砸碎，几十个杭州球迷钻进去，有的手持旗杆，有的折下看台上的椅子，挥舞着向上海球迷冲去。眼看一场流血事件就要发生，幸好四十余名手持盾牌和警棍的防暴警察及时赶到……

21点10分，最后一拨上海球迷乘坐挂有杭州牌照的大客车，在警车护送下离去。陈培德和杜兆年才长舒一口气，分别回家。

陈培德失眠了。球赛的情景一遍遍在眼前回放，黑哨在耳畔响个不停，把他拦在梦乡之外。

陈培德对黑哨早有耳闻。最初是俱乐部老板为赢球，通过执法裁判的亲朋好友去做“工作”。这些人拿到意想不到的回扣之后，由被动变主动，于是足坛出现了中间人。这些人构成复杂，有执法裁判的亲朋好友，也有非执法裁判。后来，每场球赛前，中间人就像过去妓院外边的皮条客似的异常活跃，这边跟老板许诺搞定比赛，那边游说执法裁判。俱乐部的钱由这条地下暗道流进裁判腰包。有的裁判贪得无厌，吃完主队吃客队，一仆二主，上半场“照顾”主队，下半场“照顾”客队。

这样下去，中国足球别说打不进世界杯，即使打进去又怎么样？还不是丢人现眼？

陈培德感到心里有团火，越烧越大。甲B执法裁判是中国足协派的，对地方体育局来说，那是铁路警察管不了那段儿，即便中国足球的天塌下来也砸不到他的头上。他执意要管的话，得罪裁判事小，得罪足协事大。对地方体育局来说，足协就是菩萨，烧香磕头都不见得能找到庙门呢，哪能去拆庙？可是，足球要是这样搞下去，非毁了不可。

我是浙江省体育局局长，其他赛区我管不着，“5.19”黑哨发生在杭州，发生在我的辖区，我怎能视而不见，见而不管呢？

第二天，陈培德指示浙江足球协会副主席王之海：对“5.19”黑哨事件，以省足协的名义向中国足协申诉，讲清情况，表明态度和观点。

接着，陈培德直言不讳地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球迷闹事显然是不对的。可是，事出有因，造成球迷不冷静的主要原因是裁判执法不公。对这场比赛的执法，无论杭州球迷还是上海球迷都非常不满意，裁判所犯的一连串错误激怒了球迷。”接着，他提高声音说，“中国足球之所以步履维艰，一波三折，常出乱子，很多时候都是裁判造成的。中国足球当务之急与其说请洋教练，不如请洋裁判，否则就丧失了执法的公正性，也就失去了体育竞赛的价值。我认为，不从反腐败入手，中国足球投入再多也只能是窝里斗，不会有什么希望。”

“当务之急与其说请洋教练，不如说是要请洋裁判”这句话被多家媒体报道出去，一石激起千层浪，网上热评如潮。

有人说，陈培德太敢说了，球迷可以骂中国足协，其他领域官员也可以指责中国足协，唯有你陈培德不能批评中国足协！作为地方体育局局长，你怎么能得罪中国足协？中国足协说是民间社团，实质是国家体育总局的行政部门，浙江省还想不想发展足球事业了？

有人说，陈培德不会做官，不懂官场的游戏规则。

也有人说，陈培德那不是正直，而是幼稚……

“5.19”过去两天了，浙江省足协的申诉提交上去了，媒体上的报道像一排浪似的涌了过去，可中国足协像礁石似的没有反应。性急的陈培德忍不住了，拨通了阎世铎的手机。

他们已相识十几年，称得上是朋友。1998年，时任国家体育总局政法司司长的阎世铎到杭州主持起草《2001～2010年中国体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时，陈培德也是那个起草小组的成员。他们白天一块工作，晚上一起打牌、聊天。陈培德欣赏阎世铎的口才和理论水平，阎世铎可能欣赏陈培德为人实在，敢讲真话实话，友情就在相互欣赏中建立起来。

2000年，中国足球处于低谷，阎世铎被“空降”到中国足球运动管理中心任主任，兼中国足协专职副主席。陈培德觉得中国足协太复杂了，对“不懂足球、不懂外语”的阎世铎出任中国足球掌门人既惊讶又担忧。

一次，陈培德在北京见到阎世铎，他开玩笑说：“阎主任，领导要想重用你就不会让你到足协，领导要不想重用你就让你去足协，看来你怕是难以进步喽。”

阎世铎到足协后成为名人，风光无限，可是与媒体的关系搞得不大好，有的记者骂他就像骂孙子似的，什么狠话都说。陈培德建议阎世铎要跟记者交朋友，不要站到媒体的对立面去。

阎世铎给陈培德一个手机号：“陈主任，这个电话别人不知道。有这个号码，你什么时间都能找到我。”

阎世铎也许暗自佩服陈培德的判断能力。当伍绍祖说想派他去足协时，他惊得不知怎么回答。总局正式决定派他去足协后，伍绍祖找他谈话时说，我看中国足球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需要一百年，需要几代人，甚至十几代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你只是中国足球发展过程中的一块铺路石。说你到足协去，一不要想发财，二不要想当官，说现在中国足球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可能需要一批牺牲者，说你去到那儿，就踏踏实实去做。

上任后，阎世铎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记者纷纷要采访他。他给了一句话：“三个月后，接受记者的集体采访。”两位央视记者在足协门口等了好几天，终于把他堵住了，说什么也要他说句话。他们问他：你到足协以后是什么感受？他答道：“诚惶诚恐，如履薄冰。”

他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悲是喜，是福是祸。

中国足协和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是两个机构一拨人马。足协是民间社团，中心是政府部门，如此格局在中国随处可见，也可以说是“中国的特色”。这种衙门，不仅拥有绝对的权力，还拥有绝对的好处，不论是计划经济的，还是市场经济的统统享受。倒霉的是足球俱乐部，两种体制的弊病都要承受。

陈培德认为中国足协是个大染缸，里边的人都是老江湖，根本靠不住。阎世铎一是到足协的时间不长，二是有理想有追求的，有振兴中国足球的抱负，有改革的设想，曾经拍胸脯说过：“前面即便是万丈深渊，我也会为中国足球义无反顾地跳下去。”陈培德认为他是可以信任的。

电话拨通了，陈培德没有寒暄，没有客套，开门见山，直奔主题：“阎主任，对于‘5.19’球迷的不冷静，浙江省体育局愿意承担责任，以后加强对球迷的教育，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可是，事出有因，导火线是裁判！”

“陈主任，我们用十多个小时，整整看了十一遍录像的慢镜头，根本就没发现张宝华对中远队攻入的第一球有判罚失误的地方。”阎世铎的声音有点儿火药味儿。

陈培德愣了一下，思维激流打个漩，溅起了浪。中远队外籍队员加西亚的进球是问题的焦点。据绿城队员孙明辉回忆，当时球迷的欢呼声很高，没有听见裁判开球的哨声。中远队开球时，自己肯定还没有回到本方半场，菲利浦也没回去，他正朝着看台上的父亲跳着，掀动着球衣表示欢喜。

《钱江晚报》邀请足球专家、电视记者、体育评论员和其他相关人士反复看了几十遍那段录像，对关键场面采取慢镜头和定格处理，发现在中远攻进第一个球时，一位身穿蓝色球衣的绿城队员还在中远的半场，离中线约四五米。

电视记者测出，从菲利浦进球到加西亚进球的时间间隔在十二秒左右，央视《足球之夜》测出的时间是十三秒。一位踢过专业足球的球迷说，在如此重大的比赛中，要想在十秒左右攻入一球，除非对方不设访。

陈培德生气地问道：“一盒录像带能全面客观地反映整个比赛过程吗？摄像机的镜头能拍到赛场所有空间吗？况且，当时摄像机都对准狂欢的队员，欢呼的观众，根本来不及转换角度……难道四万多双眼睛还不如一盒录像带真实吗？”

官大一级压死人，抗上是中国官员最缺乏的品质，而敢于直言却是陈培德的本色，不要说阎世铎，就是在比他职务再高的领导面前，陈培德也敢说真话。陈培德为自己立下一个做人的准则：“对上司不必低三下四，对下属不可吆三喝四，对同事不能老三老四，对朋友不当说三道四，工作上不应推三阻四，情场上不该朝三暮四，说话不要颠三倒四，做事不能丢三落四。”

阎世铎也没想到陈培德会有如此反应，停顿片刻，语调平缓地说：“这件事影响很大，中央领导过问了，我们不能不对你们进行处罚。有人反映，陈培德局长对媒体说，中国足球改革当务之急不是请洋教练，而是请洋裁判。我对他说，这种话不会是陈局长说的，是媒体有意编造的。”

陈培德提高声音，字正腔圆说：“不。这正是我陈培德的原话，媒体一点儿也没夸张！”

阎世铎一时无语。

陈培德愤然挂断电话。

阎世铎很快就出现在电视上，标志性的微笑不见了，神色冷峻，手若刀横空劈下，喊出：杀无赦，斩立决。

陈培德不知道他要杀的是谁，斩的是谁。

5月24日，中国足协下达处罚决定：对绿城助理教练周成贵、王长太停止比赛四个月，各处罚人民币四万元，助理教练员赵俊华停止比赛两场，处罚两万元；对打裁判的两位绿城员工各处罚五万元；给予绿城俱乐部警告处分……对陈培德所说的“5.19”事件导火线——黑哨没有处罚。

中国足协的处罚既在意料之中，又让人感到吃惊。绿城的一位队员伤心地问记者：为什么我们在敖东吃亏，在浙江还是吃亏？为什么吃亏的总是我们？浙江媒体说：发现问题并不难，昨天中午十几位足球记者聚集在浙江电视台体育健康频道，仔细看了比赛录像，中央电视台和中国足协的录像同样来自该台。记者不到五分钟就发现裁判的一次失误。中远队攻入第二球后，绿城队的俞锋还没回到自己半场，这个裁判便吹响了开球哨。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的执法确实不像足协所肯定的那样没有错。

绿城俱乐部经营部的负责人公开叫冤，他说冲进场内是劝架，根本没有攻击裁判。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他在处罚决定前连夜飞赴北京，给中国足协送去一盘录像带。一位足协官员说，“有裁判的指证就够了，别的不用多说。”

足协没有收下的录像带，后来在央视《足球之夜》播了出来，结合足协的那盘录像带，虽然无法确定这位负责人是否参与围攻裁判，却能清晰地看到他在场内劝架的镜头。

裁判不公正，足协不公正！有人想出资请媒体记者赴京与中国足协交涉，有人想为被罚款的人募捐。

有球迷愤愤不平地说：“如果说处罚俱乐部和赛区的依据是裁判的口述，那么对裁判的处罚是不是应该以球迷的口述为证据？”

也有球迷说，“现在终于弄清了这一点：不是球员无能，也不是球迷素质不高，实在是我们的裁判太黑了，足协太黑了。我甚至希望这次国家队不要冲出去，如果冲出去了，只会使足协自身的问题被掩盖，足协问题不解决，中国足球迟早要完蛋。”

还有球迷说：“我们也出钱买裁判，看中国足协怎么处理！”

鲁松庭在浙江省体育局“5.19”事件情况通报上愤然批示：“观众要正确引导，各种防范措施要加强。‘5.19’比赛，我作为一名观众，在场观看了全过程，如此裁判，如此水平，现在如此处理，怎能令人信服？又怎能赢得广大群众对体育事业的热情支持？在目前情况下，我省体育界要保持一身正气，敢于抵制各种歪风邪气。”

鲁松庭是一位嫉恶如仇的领导干部，最看不惯的就是腐败和邪恶现象。他十八岁入党，三十多岁就当上了副厅级，为官一辈子，至今他的兄弟还都是农民，他的两个女儿都是普通工人。

鲁松庭的批示既是对陈培德和浙江省体育局的理解和支持，也是对中国足协的失望。

陈培德做梦也没想到这辈子居然跟体育结下不解之缘。

1993年初，省委副书记找陈培德谈话：“培德，省委考虑你的性格外向，协调能力强，又善于跟年轻人打成一片，决定让你去体委当主任……”

“您说错了，还是我听错了？是教委还是体委？”陈培德疑惑地问道。

“我没有说错，你也没有听错，是体委不是教委。”副书记笑着说。

陈培德蒙了。他从小就爱好体育不假，中学时爱打乒乓球，大学时不仅是系乒乓球队的，还是篮球、足球、排球队的。可是，那只不过是爱好，是业余的，玩玩可以，要去体委当主任不行，不行，不行，那也太外行了。

几天后，省委书记找他谈话：“培德，省体委领导班子闹矛盾，省委决定派你去当主任。你的任务之一就是把领导班子团结起来。”

陈培德笑了，又是领导班子不团结，又是派他去救火，他成消防队员了。既然组织决定了，那么只好服从。有人说，老陈啊，体委可不是省委省政府的直属机关哪，从省委副秘书长到体委主任行政级别虽然没变，地位可就差多了。你离开了主干线，政治前途可就黯淡了。

“可能是这样吧。不过，我的座右铭是：口碑重于官阶，人品重于官品。当官的价值在于做事，只要做的事有意义，努力把它做好了，那么既对得起政府机关门口的五个字——为人民服务，也对得起组织和自己了。”陈培德淡然一笑地说道。

别人可能以为他在唱高调，可他说的却是心里话。做官之后，他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臣本布衣。”这是诸葛亮《出师表》里的一句话，这句话最能反映他的心态。

1943年，陈培德出生于福建晋江的一个小渔村，家的门前是茫茫大海。家像一礁石，不仅靠大海生存，而且饱浸着苦涩。

培德出生时，父亲已四十三岁，人过中年，有一子两女。长子十几岁时跟着别人去菲律宾讨生活，客死他乡。这是苍天眷顾啊，他失去一子，又得一子。读过三年私塾的父亲将襁褓中的二儿子抱在怀里，满眼慈爱地凝视半晌，“叫‘培德’吧。”

父亲是村里最有知识和文化的人，算出这孩子五行缺木。父亲认为木是缺不得的，五行有木才能伸能屈，才能吸纳水土之气，才能柔和，有仁慈之性。

闽南话中“德”与竹谐音，竹可代木。父亲还期望儿子能有竹的七德：竹身形挺直，宁折不弯，是曰正直。竹虽有竹节，却不止步，是曰奋进。竹外直中空，襟怀若谷，是曰虚怀。竹有花不开，素面朝天，是曰质朴。竹超然独立，顶天立地，是曰卓尔。竹虽曰卓尔，却不似松，是曰善群。竹载文传世，任劳任怨，是曰担当。

父亲是渔民，靠打鱼养家糊口。培德三岁时，弟弟出生了。过度的劳作让父亲未老先衰，干不动力气活了，门前的大海再也养活不了他们一家七口了。父亲望了望一贫如洗的家，狠了狠心，携妻挈子，离开家乡，去了厦门。

到厦门后，父亲也没有离开船，仍然漂泊在海上。在陈培德的记忆里父亲是一位上穿皱巴巴布衫，下穿短裤，敞怀赤脚的海员。母亲一天到晚不断移动着三寸金莲的小脚去外边借米借债，出门一脸凄凉，回来一身悲怆。烧饭时，骨瘦如柴的小妹望着烧开的锅叹口气，拎着米袋去邻家借粮，去时拎着空荡米袋，回来两眼泪水……

尽管家里穷得常常揭不开锅，父亲却常跟陈培德他们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厦门解放之初，父亲被党派到“金顺安”号货轮当船员，为厦门军管会和香港地下党传递情报。几年后，船老大被国民党拉过去了，航线改为香港至台湾。年过半百的父亲顶着失业的压力毅然辞职，从此自谋生计。

母亲是位不识字的渔家妇女，可是深明大义，教育孩子：“做人什么都可以亏，唯有良心不能亏！”她不希望孩子出人头地，也不指望他们光宗耀祖，只想让孩子能成为一个正直的、富有良心的人。

“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陈培德从小就领着弟弟沿街拾烟蒂和甘蔗渣。他和弟弟把烟蒂里的烟丝剥出来，给父亲吸，甘蔗渣晒干了，当柴烧。陈培德在凄风苦雨中渐渐长大了。他天生聪颖，成绩优异，从小学保送初中，从初中又保送高中。1962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

1968年，正值“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之际，陈培德毕业了。作为“臭老九”，陈培德被分配到浙江省金华县农村的一所学校当语文教师，这一教就是十年。终于盼到“四人帮”被粉碎，“文革”结束了，他想调回家乡厦门，正巧厦门大学的哲学系需要老师，他们连续发来三封商调函，金华地区说什么也不放。北大毕业的高材生全金华有几个？“文革”结束了，不再是知识越多越反动了，全国上下百业待兴，厦门需要人才，金华就不需要了吗？1978年，组织上把陈培德从农村调到金华的重点中学——四中当老师。

尽管陈培德特别想回厦门，想守在年迈的父母身边尽孝道，可是组织上不放，也只好在金华安心地教语文课和政治课。他的课讲得特别出色，能把枯燥乏味的政治课讲得有声有色，不到两年的时间，就远近闻名了，学校的师生还送他一个绰号“陈铁嘴”。

1982年，“陈铁嘴”被选进金华地区宣讲团，深入机关、学校、厂矿，讲授党的十二大精神和政治经济学。他的讲座与众不同，不仅深入浅出、条理清晰，而且声音雄浑、富有磁性，让听众如醉如痴，从而获得众多粉丝。

那年，党中央提倡领导干部“四化”，省委派出考察组赴金华选拔领导干部，采取群众推荐，组织考察，没有任何条条框框。当考察组征求地委宣传部长的人选时，干部群众异口同声地说：“金华四中的‘陈铁嘴’很能讲，有理论水平，适合当宣传部长！”于是，陈培德从普通教师被擢拔为浙江省金华地委常委、宣传部长。

1986年，浙江师范大学领导班子不团结，省委想到了北大毕业的陈培德，派他去担任党委副书记，不久任书记。

1991年，陈培德奉命调到浙江省委任副秘书长。级别没变，眼界开阔了，高山峰谷尽收眼底。没想到两年之后又被派到了体委。

到体委报到前，陈培德就知道体委是清水衙门、穷单位，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体委会穷成这个样子：体委的办公楼简直就像一位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的流浪汉。办公条件差，职工的住房也紧张，几十号机关干部挤在破烂不堪的招待所里办公。体育馆像艘搁浅已久的破渔船，无可奈何地任由岁月去风蚀；篮球训练场还是四十多年前侵华日军跑马场改建的简单大棚；游泳池的设施不规范，正规比赛的泳道是八条，他们只有五条，而且设施陈旧老化，地面的瓷砖像陈年的账单写满了沧桑与无奈，场馆的玻璃三分之一已不知去向，寒风来去自如。

陈培德自我解嘲地说：体委应该改名为“求委”，不管办什么事都得求人。这个主任不好当啊，像个乞丐似的见着谁都得磕头作揖，像陈培德这种正直，又爱坚持原则的人怕是当不好的。陈培德还有一个弱点，性情中人，爱动感情。他上任的第一年春节，率领体委领导班子成员去浙江省体育技术学院参加迎春座谈会。会场冷冷清清，一点儿迎新春的气氛也没有。学院想买点儿食品招待一下大家都没钱。陈培德见此，把两千元钱悄悄塞给院长：“用这笔钱买点吃的吧。”院长为难了，收吧不合适，不收吧，桌子上连水果都没有，这个迎春会显得特别寒酸。陈培德愧疚地说：“收下吧，学院穷，体委也有责任。我相信明年的迎春会绝不会这样子了。”

陈培德激励干部们说，干啥吆喝啥，“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能稀里糊涂混光景。他提出三步走，第一个十年，把浙江建成体育大省；第二个十年，把浙江建成体育强省；第三个十年，全省实现体育现代化。

目标清晰了，上下的劲儿往一块儿使了，在大家的齐心努力下，体委的日子越来越好了，体工大队的训练成绩也出来了，浙江籍运动员在奥运会上连续摘金夺银，各级运动会的奖牌数量一年比一年多，浙江省体委被评为“1993—1997年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奖”。周总理生前关心的黄龙体育场中心一期工程主体育场也立项动工，2000年成功地在黄龙体育场举办了女足世界杯。

1998年，省委领导又找陈培德谈话了，这次要派他到省教委当主任。

有人说，教委的权力可比体委大多了，所管的厅局级高校就有几十个。不仅如此，二者虽都为正厅级，也都叫主任，但教委主任可比体委主任距离副省级近多了，教委主任擢升副省长的例子举不胜举，而体委主任晋升副省级的几乎为零。陈培德已经五十五岁了，年龄上已没有优势，这是他擢升副省级的最后机会。

陈培德却上书省委和省政府，请求留在体委。他在给省委和省政府的信上说：“从当初不想来到现在不想走，无非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我对体育的认识和感情发生了变化，我已爱上了体育；二是我对仕途无所求，不是为了当官，只是为了干事，五年太短了，还有许多事情来不及做。为了体育事业，我愿意在这里站好最后一班岗。”

陈培德不仅对体育有了感情，对体委也有了浓厚的感情。这五年来，体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已不再是“求委”了。他任体委主任的第二年，将战略的目光投向了千岛湖。千岛湖位于杭州西郊淳安县境内，碧水呈奇，以拥有一千零七十八座翠岛而得名，被誉为“天下第一秀水”。那年，千岛湖发生一起沉船事件，“海瑞号”游船载客观光时起火，二十四位台湾游客与六名大陆船员及两名大陆导游遇难。此案惊动时任的总理朱镕基。千岛湖的地价一下落了下来，陈培德认为千岛湖既僻静，离市区又近，是建造皮划艇水上运动训练基地的理想选址。他选中朱镕基总理处理千岛湖事件下榻的千岛湖宾馆，用浙江体彩获得的一千二百万资金将宾馆连同四十八亩地一起买了下来。水上运动训练基地建成后，不仅许多省的水上运动队都跑到这里来训练，而且还吸引了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中心的投资。

在建黄龙体育中心时，一位领导对陈培德说：“培德，有个想法跟你商量一下。建黄龙体育中心两个亿肯定不够，能不能把黄龙这块土地拍卖出去，然后到城外开阔的地方建设体育中心，这样使用面积更大，资金缺口也有了着落。”

陈培德摇头。20世纪50年代，国家欲在杭州市举办亚非拉友好运动会，杭州当时没有大型体育场馆，在周恩来总理的关照下，划拨了这块地。后来由于国际风云的变化，亚非拉运动会未开成。陈培德上任后，建设黄龙体育场的事提上日程，省政府决定拿出两亿元做启动资金。

陈培德对领导坦率地说：“我个人的想法,首先考虑政治上的影响，这块地当年周总理拍板留下后，历届省委省政府都没打过这块地的主意，保留到现在，如果拍卖，一些健在的老领导在感情上通不过；其次是场馆建在城外利用率低，维护成为负担。全国有许多先例，建了体育场馆，大型赛事一结束，场馆就晒了太阳，老百姓锻炼不方便，谁愿坐车到郊外去健身？连机关企事业单位搞体育活动都不愿去。我个人认为，宁肯咬咬牙，还是在原地建设好。”

1997年6月12日，陈培德到省体育局的第四个年头，在这片原为农舍农田的地方打下第一根桩。黄龙体育中心总造价十五个亿，浙江省政府财政拨款仅仅四亿多一点，这意味着近百分之七十六的资金要体育部门自行筹措解决。怎么办？靠“政府拨一点、社会捐一点、开发筹一点、银行贷一点”。

1997年后，机关的办公楼和五千七百米的健身中心相继落成，体工一大队两栋五千八百平方米的运动员公寓开工。

2001年，陈培德又带领浙江省体育局各部门的领导来到萧山，要在这里买块地，建训练基地。这时萧山的地价低迷，萧山市的领导听说省体育局要来这里建训练基地表示欢迎。体育局以五千万元买下四百八十亩土地。一年后，同样五百亩土地拍卖八个亿。

浙江体育局不仅硬件上去了，工作也上去了，在奥运会届届有金牌的省份只有两个省，浙江是其一。要做到这一点不容易啊，连广东、上海、北京、辽宁等体育强省强市也没做到。

陈培德本想就这样默默无闻地在体育局退下去，不曾想却遭到黑哨，被推到足坛打假扫黑的前沿阵地。

10月6日，陈培德乘坐着奥迪赶往萧山机场，要飞往深圳，督战第九届全运会的跆拳道比赛。

在机场的路上，手机响了，是江苏省体育局局长孔庆鹏打来的：“陈局长，下午的比赛，绿城可不能让球啊。”

“绿城让球？不可能吧？”电话挂断后，陈培德有点儿疑惑，孔局长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在赛前打这么个电话，究竟是担忧，还是听到了什么风声？

2001年初，阎世铎按照“一切服从、服务于世界杯”的方针，力排众议，调整了足球赛制方案：2001年甲A只升不降，2002年不升不降。

甲B能不能冲上甲A那不是层次的问题，荣誉的问题，那是经济的问题，是钱的问题。在中国人眼里，似乎把一切都跟钱挂钩，那就是市场经济了。甲B甲A虽说都是甲级，可是关注度、广告收入、门票收入可就差多了。2002年没机会冲甲A，意味那一年的数千万的投资就打了水漂。

形势逼迫甲B俱乐部有条件要冲甲A，没条件创造条件也得冲甲A。他们纷纷使出各种手段，明的暗的，磊落的卑鄙的。

9月29日，联赛第21轮，成都五牛对四川绵阳，是德比之战，结果是11∶2，创造了中国甲级联赛比分和绝对进球数之纪录。球迷认为，四川绵阳冲A无望，有意放水给本省的五牛。媒体称这场球赛是中国足坛假球之最。中国足协怕再出现此类事件，在最后一轮比赛之前，将绿城、五牛、亚泰和舜天等4支与冲A有关的俱乐部老总召集到北京面示：不许买球卖球和让球，希望大家好自为之，公平竞争地打好今年甲B最后一轮比赛。

比赛定在10月6日下午3时，杭州和南京两个赛区同时进行，为防止黑哨，邀韩国和中国香港裁判执法。这是一种进步，不仅承认黑哨存在，而且还采取了必要的防范措施；这又是一种退步，堂堂中国足协连黑哨都治理不了，这种话说出去也不怕丢人？这跟食品监督部门为避免婴儿受三聚氰胺的毒害，呼吁家长不要购买国内奶粉，购买进口奶粉有什么区别？

不知从何时起，我们越来越不自信了，奶粉要喝进口的，干红要喝法国的，读书要去美国，连裁判都要请外国的，如此下去，会不会有一天中国足协主席、体育总局的局长，以及部长、省长、市长、法官、公安局长都要请外国人来当？

据说，在前几轮比赛中，上海中远砸下亿元资金，创下了主场全胜，客场在最后又赢得两场，战到九月底，上海中远已经稳操胜券提前晋级甲A。晋甲A的名额还剩一个，有可能晋甲A的球队有三个：成都五牛、长春亚泰和江苏舜天。鹿死谁手，难以确定，这每支球队会玩命竞争，场景将非常惨烈。

陈培德越想心里越没底，尽管他很信任绿城俱乐部的董事长宋卫平，相信他是不会干出那种龌龊事情的。不过，前几轮球赛已经充分证明了人民币的巨大威力，只要钱到位，中国足坛任何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几天前就有传闻，有人想在这一轮比赛中出一百万，给长春亚泰买一个球。有媒体猜测，四川绵阳与成都五牛是四川老乡，浙江绿城——原吉林敖东与长春亚泰是吉林老乡，绿城冲甲A无望，极有可能像四川绵阳那样放水。

市场经济，放水不白放，若像传闻中说的那样一百万一个球，五个球就是五百万，这样亚泰获得晋甲A，绿城捞取五百万元好处，也算得上各得其所，皆大欢喜。有行家分析，若亚泰输了或平了绿城，那么舜天只要赢五牛就能晋甲A；绿城若要放水，舜天则无望晋A，五牛要晋甲A就要跟舜天买球，亚泰与五牛谁能晋甲A，取决于绿城与舜天的放水量。

如果说，“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那么甲B哪个球队缺少这张通行证？当实力不能成为取胜的关键，那么拼的就是卑鄙！

陈培德拨通宋卫平的电话，开诚布公地讲了孔局长的担忧。

“陈局长，亚泰确实托人来过了，让我们让球……”宋卫平坦率地说。

“你答应了？”陈培德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紧张地问道。

宋卫平不会不知道我的态度吧？我在许多场合都表态：我是浙江省体育局局长，全国体育我管不了，浙江的事归我管，我要“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要确保浙江体坛是干净的。

“没有。”宋卫平回答得干净利落。

陈培德悬着的心落了回去。

“绝不能让球。输球可以，但不能输人！”陈培德斩钉截铁地说罢，挂断电话，登上飞机。

下午3时，球赛如期进行。上半场，剑拔弩张，杭州赛区的两支球队均无建树，以0：0结束；南京赛区在比赛进行到44分01秒时，舜天率先攻进一球，比分1：0。

杭州、南京相距数百公里之遥，可是现代通讯工具太发达了，加上现场直播，哪怕是场上的风吹草动都无法隐藏。

亚泰和绿城清楚南京赛场的情况，下半场，在16时15分36秒，亚泰发威，攻进一球。

南京赛场对杭州的情况也了如指掌，16时31分，舜天又进一球。

随后，五牛发威了，连续攻进两球，比分2∶2。亚泰也不示弱，又两度破门，将舜天晋A的希望彻底灭掉。

16时49分34秒，五牛再进一球，比分为3∶2；

16时50分38秒，亚泰又进一球，4∶0；

临近终场，五牛攻进最后一球，以4∶2胜出。

在亚泰攻进第二个球时，有手球之嫌，绿城提出抗议，导致比赛中断四分钟。这样杭州赛场就要比南京延迟四分钟结束。一道悬念出现：亚泰若想晋A的话，就得在最后四分钟攻进两球。四分钟进两个球，这在甲B联赛中是罕见的。可是，奇迹偏偏就出现了，亚泰不多不少攻进两球，以一球之差获得晋甲A。

在深圳督战跆拳道比赛的陈培德一直关注黄龙体育场的赛事，不时打电话询问。上半场比赛正常，他仍然放心不下，放水往往发生在比赛即将结束的那十几分钟，甚至几分钟！

跆拳道比赛结束了，陈培德匆匆赶回宾馆，打开电视观看球赛。他看到的正巧是亚泰踢进的最后两个球。

看台上的怒涛汹涌，球迷们挥舞着拳头，疾声抗议：“假球！假球！假球！”

陈培德震惊了，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甲B真就堕落成了“假B”！这最后四分钟，上演了“中国足球史上最黑暗最肮脏的一幕”。

他立即拨通宋卫平的电话，厉声质问道：“这是怎么搞的？你们这不是在踢假球是什么？”

“陈局长，我没想到啊，没想到，几千万元钱买下球队，却被队员给出卖！这足球太难搞了……我要开新闻发布会，马上开，将那五个队员开除！”

出乎陈培德的意料，电话那头传出了宋卫平的号啕大哭。

宋卫平是一位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情怀的企业家。他1958年出生于绍兴嵊州的一个军人家庭，六岁随父母到了舟山群岛。1977年，在浙江美术地毛厂织地毯的他考取杭州大学历史专业。在大学读书时，他怀着对社会改革有着强烈的愿望办报纸，开讲座。大学毕业后，他被分到舟山地委党校任教，仍然忧国忧民，为发表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办了一张报纸《冲浪》。20世纪90年代初，为了建议修一条杭沪高速公路，他一天天地蹲在路边统计来往杭沪的车辆。他爱读武侠书，爱交朋友，好打抱不平，仗义执言，嫉恶如仇。据说，他年轻时敢讲真话，不畏权势，敢在市委领导的办公室里拍桌子，理论理论。他付出的代价是离开党校，闯荡珠海，从一家电脑公司的文员做起，一直做到老总。

1994年，他返回杭州创业。他向朋友借了三百万元买地建房，没想到一发而不可收拾。七年后，他成为杭州市最大的房地产商，销售额达二十多个亿。有钱了，他办足球俱乐部，买球队。

他万万没想到在关键时刻自己的球员却把绿城出卖了，把浙江球迷出卖了，把浙江的荣誉出卖了，他怎能不怒发冲冠？

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宋卫平声嘶力竭地怒吼，不停地挥舞着拳头：“可以肯定地讲，这场球的队员有问题，而且不是一般的问题。今天请大家来就是通报一个决定：俱乐部已经决定开除一些队员，他们今天晚上就离队！”

他当场宣布开除五名队员。他会邀请专家观看比赛录像，发现踢“假球”的统统开除，绝不留情。他说，哪怕将所有上场的队员都开除了，也在所不惜。

“今年已经过去了，却是以一个不光彩的6∶0的成绩结尾。不是说我们不能输这场球，但是不能这样输啊。一些运动员可能为获得一些金钱，也可能有些家乡观念，但他们把我们的俱乐部和我们浙江的球迷给卖掉了。他们得到了一些他们自以为应该得到的东西，那么俱乐部也认为他们应该得到的东西就是开除。在中国的甲级比赛里不会再有他们的身影了，这是俱乐部的最后决定。被开除的五名队员如果感到委屈，可以和我打官司。一切正当不正当的手段我都会奉陪到底。”宋卫平气愤地说。

绿城的队员来自五湖四海，经历不同，背景复杂，一旦想不通，还可能会实施报复，当老板的可要做好思想准备。宋卫平却豁出去了，他想建的是一流的球队，一流的球队就不能容忍这种球员。

“现在看来中国足球有些丑恶的东西是我力所不能及的。”面对电视镜头，宋卫平再次申明：“这完全是队员的问题，绝不是俱乐部的有组织行为……我们绝对没有卖球，如果足协中谁敢签惩罚绿城的文件，我都会和他理论，哪怕是阎世铎，我也要掀桌子！”

10月11日，宋卫平做客央视的《足球之夜》，讲到假球黑哨，感到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了。他愤怒地说，中国足协就是黑哨的保护伞。裁判是足协派的，比赛的结果难免不被足协的一些官员染指。浙江人的胆子是真够大的，这种事儿圈内人人皆知，却无人敢说。

宋卫平说：“甲B肯定有两个战场在作战，一个是比赛、训练、管理的地面战场，一个是做场外的工作，包括做裁判工作的地下战场。从本赛季第三、四轮开始，两个战场都在同时进行。”

宋卫平承认绿城为了不吃亏也参与了地下战场的角逐。

他是第一位勇于公开承认自己有污点的俱乐部的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