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力和谈判的关系

三、外交资源哲学:武力和谈判的关系

外交主要通过谈判和平处理国际事务，并非与武力对立。纵观历史，谈判与武力向来紧密联系。最早的外交官就是军队中的传令官，战时的军队将领直接承担外交使命，后来外交官才慢慢独立。迄今为止，军事和外交仍然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用外交手段不能解决矛盾，外交就会为战争作准备，争取国家在战争中处于有利位置。然而，不同国家由于面临的国际形势不同，对国家利益和目标的判断不同，产生了黩武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外交哲学分野。

黩武主义（militarism），或称军国主义，是指认为军事力量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并将发展、保持军事力量视为社会最重要目标的外交哲学。此种哲学迷信强大军事力量对于保护和促进国家利益的价值，崇尚武力和军事扩张，将穷兵黩武和侵略扩张作为立国之本，把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使政治、经济、文教等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均服务于扩军备战和对外战争。⁽¹¹⁾主要代表有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日本的东条英机等。历史上将黩武主义作为外交哲学的有古希腊的斯巴达、罗马帝国、普鲁士王国、大英帝国、日本以及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¹²⁾奉行黩武主义外交哲学的国家把生存和发展寄希望于对外掠夺和扩张，充满残酷性和反动性，曾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灾难。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和平发展呼声的高涨，片面强调以战争、武力征服和威胁来获得外交霸权、谋取国家利益的黩武主义外交哲学越来越遭到世界舆论的谴责和国际社会的限制，武力在外交中的影响趋于下降。不过，黩武主义外交哲学有其产生的土壤，那就是国家面临安全威胁且无法通过和平渠道化解时，武力作为治国方略工具的地位会上升。黩武主义外交哲学还会成为一些国家执政者的选择之一，任何国家都不会轻易放弃使用武力的原则。⁽¹³⁾

和平主义（pacifism），又称非战主义，指反对一切战争，主张通过宣传教育在各民族国家建立永久和平。和平主义起源于古代的宗教思想，认为一切任意杀人的行为都是错误的。⁽¹⁴⁾信仰和支持和平主义的人称为和平主义者。激进的和平主义者通常反对一切形式和种类的战争，往往不区别战争的性质，即使是保卫自己国家的战争。他们不分战争的社会根源，认为通过和平谈判和协商就能解决双方的暴力，废除军事和战争机器，反对使用暴力获得政治、经济和社会目标。⁽¹⁵⁾古代的和平主义思想包括中国墨家的兼爱、非攻思想，印度佛教和印度教的不杀生思想等。近代和平主义开始于19世纪初期。在拿破仑战争后，基督教新教中的教友会鼓吹和平主义思想，得到自由贸易派的积极支持。1815年在美国纽约成立第一个和平主义组织——和平协会，后在伦敦（1816年）、日内瓦（1830年）、巴黎（1841年）等地也建立了类似组织。1848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了第一次世界和平主义者大会。此后，在巴黎（1849年）、法兰克福（1850年）、伦敦（1851年）也举行过几次大会，⁽¹⁶⁾提出了制止战争、裁减军备、组织国际法庭、解决国际争端等主张。现代和平主义的代表有美国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思想、绿色和平组织的促进世界和平，全球军备裁减及不使用暴力的思想等。⁽¹⁷⁾总之，在和平主义外交哲学看来，谈判是外交的主要工具，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认为外交谈判才是文明国家追求国家利益的手段，外交的结果取决于智力和机智的谈判。显然，此种外交哲学虽然在反对军备竞赛、反对战争等方面具有一定作用，但其消极地倡导和平，反对一切战争，不分析战争的真正根源，不区别战争的性质，认为通过宣传和说教或建立国际法庭进行调解就能消除战争，在列国林立和国际竞争尖锐的国际社会，显得有些苍白无力。各国外交家尽管表面上摆出一副捍卫和平的姿态，实际上内心盘算的却是如何获得更多国家利益，也不会天真地放弃使用武力。

在外交实践中，武力和谈判是不可分割的。早在马基雅维利时代，就认识到武力和谈判之间的此种关系。马基雅维利虽然认为国家强大只能依赖武力，但他显然也相信对于一个希望“做大事”的君主来说，即使拥有了大量军队，外交还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审慎态度能够约束军队的过度扩张。“在军事力量足够强大并在单凭武力足以竞其功之前，外交是共和国始终要借助的手段。”⁽¹⁸⁾正确处理外交中武力与谈判的关系，历来受到外交家们的重视。

首先，武力是谈判的后盾。确保生存和安全，是任何国家从事外交的首要目的，武力因素直接决定一个国家外交的空间。19世纪的普鲁士国王曾说过，“没有武器的外交犹如没有乐器的音乐”。⁽¹⁹⁾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武力作后盾，外交是会吃苦头的。周恩来总理曾深刻地指出：“国家这个统治机器，最主要的是军队和监狱，这些东西表面上看来同外交并无多大关系，实际上却是外交的后盾。军队是保卫我们的，要有备，才能无患。”⁽²⁰⁾只有以一定武力为后盾，外交才会有更大舞台和空间。即使该国在外交谈判中没有进行赤裸裸的武力威胁，武力的存在本身常常会对另一国的谈判立场产生心理上的影响。

其次，谈判是武力的延伸，是外交中的软实力。由于武力在当今世界的运用受到国际法的严格限制，仅仅联合国安理会有权采取维持和平的武力行动，其他国家不得随意诉诸武力。从伊朗核问题和朝鲜核危机的外交角力来看，有的小国也常常无视大国的武力优势，武力因素更不会自动转化为外交资源。因势利导是武力在谈判中转化为权力的基本规律，拥有军事和经济力量的谈判方可以在其他议题领域向另一方提供各种利益好处，以交换其在争端领域的让步。因此，通常情况下，武力和谈判两手准备和彼此配合是外交的基本策略，片面依赖武力和片面依赖谈判都是错误的。

此外，谈判和武力在战时与和平时的地位不同。和平时期，尽管在谈判中也涉及武力的非实战使用，但总体上还是以谈判作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最主要工具，国际不会轻易诉诸使用武力。战争时期，武力成为维护和谋求国家利益的主要工具，外交谈判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军事手段赢得战争，达到国家既定的战略目标。同样，战争结束也需要外交，战胜的一方需要运用外交在有利条件下结束战争，巩固胜利果实；战败的一方也希望通过外交减少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