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国是一个国力鼎盛、蓬勃开放的国度，具有一种“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恢弘气象。作为先进文化之邦，唐都长安成为四夷向慕、万方辐辏的国际性大都会，许多周边国家都派遣留学生来华学习。这些异国学子修习中国的经籍诗赋之后，可与中国的生徒、乡贡一样参加科举考试。为了优待异邦士人，从唐穆宗长庆元年（821）以后，在每年的进士科考试中，往往照顾录取一至数名外邦举子，称为“宾贡进士”。
新罗人崔致远曾说唐廷对待异邦士子，“春官历试，但务怀柔。此实修文德以来之，又乃不念旧恶之旨”[2]。可见唐代在科举中采取怀柔政策，对异域举子有所优惠。由于外国举子才学程度与华人有所差别，为了优待那些异邦举子，特设保障名额，或放宽条件，或单独别试，录取宾贡进士。《册府元龟》卷六四一《贡举部·条制》载，五代后唐天成五年（930），中书门下奏文说：中书省按规定复核该年进士所试诗赋，重试发现及第进士中有卢价等七人的诗赋各有不合韵格之处，将其落下，并云：
高策赋内于口字韵内使依字，疑其海外音讹，文意稍可，望特恕此。其郑朴赋内言肱股，诗中十千字犯韵，又言玉珠。其宾贡郑朴许令将来就试，亦放取解。仍自此宾贡，每年只放一人，仍须事艺精奇。
高策赋文不合韵律估计是因为“海外音讹”，说明他是海外举子，大概就是宾贡。对待宾贡进士要求一般较低，鉴于其“文意稍可”，特别予以宽待，即放其及第。郑朴诗赋试卷中问题较多，故未放及第。从奏文中可看出，此前每榜可能不止录取一名宾贡进士，此后明确规定每榜进士只取一名宾贡。既然有一名保障名额，通常总会出现放宽标准录取宾贡进士的情况。
宾贡进士的放榜方式，通常是与中国进士同榜录取，附在唐朝或宋朝进士之后同榜公布。新罗宾贡进士崔致远说自己“十年观国，本望止于榜尾科第”[3]，高丽名儒崔瀣《拙藁千百》卷二《送奉使李中父还朝序》云：“所谓宾贡科者，每自别试，附名榜尾。”唐穆宗长庆元年宾贡登科的金云卿是以新罗人在唐首名宾贡进士及第者，此后唐五代多数年份都有宾贡进士及第者。以宾贡身份应进士科考试者，主要是新罗及其以后的高丽，其次是渤海国，以及少数长期居留于中土的大食、波斯人，至明代尚有安南、占城、琉球人应试。朝鲜史籍《松南杂识·科举类》将那些高丽登中国唐代和元代科第者统称为“东人唐第”。
关于唐代中国录取域外举子是否设有专门的“宾贡科”问题，学术界存在着争论。严耕望、高明士先生等认为唐代特别设有宾贡科[4]，而张宝三先生主张中国古书中，从未见“宾贡科”之称，因此唐代并无“宾贡科”，只有宾贡进士[5]。大陆也有学者主张宾贡最初仅泛指上古宾荐之礼或外邦朝贡方式，唐穆宗长庆年间以后乃特指入唐游学应试的异域贡士，其进士及第者便称作“宾贡进士”，以此区别于唐本国进士。唐代并未特设宾贡一科，宾贡进士仅是唐代进士的一种类别称谓，并非科目名称[6]。有的论者则认为虽然存在对周边诸族士子参加进士科举考试予以优惠待遇的宾贡科，然而，“每自别试”并非唐制，而是宋代才出现的新制度[7]。
其实，是否称之为宾贡科只是观察角度不同而产生的问题。站在中国的立场观察，从中国的史籍来看，历史上确实只有优待异国举子的宾贡进士而从无“宾贡科”[8]，此宾贡进士与乡贡进士一样，只是按考中进士者原来身份不同而用的称呼，与此类似的还有“太学进士”、“太常进士”、“成均进士”、“司成馆进士”[9]等称法。不能说因有“乡贡进士”、“太学进士”，就可以称之为“乡贡科”、“太学科”、“太常科”或“成均科”等。如果因有宾贡进士就说有宾贡科，那么有色目进士是否也可以称有“色目科”呢？虽然到宋代肯定有别试，但单独考试录取者还是称之为进士，只是根据其考生来源加上“宾贡”二字而已，并不是另设“宾贡科”。这就像唐宋有“别头试”、“锁厅试”，但也只是因报考进士科的考生来源不同而设立的特别考试，所录取者也还是叫进士，而不是有什么“别头科”、“锁厅科”一样。
唐代科举考生来源有生徒和乡贡两种，初唐时中进士科者多为学馆出身的乡贡。《唐摭言》卷一《乡贡》载，从咸亨五年至景龙元年之间，在记有乡贡人数的六科进士科榜中，每科只有一名乡贡进士，其余皆为生徒应举者。因为每科只取一名乡贡进士，所以特别甄别于榜中。当后来录取乡贡进士人数增多之后，就不再专门甄别于榜中。唐代的宾贡进士与此有点类似，即每科只取一名左右的宾贡进士，需特别甄别于榜中。虽然两者性质有所不同，但宾贡举子与一般举子一同考试，宾贡进士与一般进士同列一榜的情况，与初唐乡贡在进士榜中的情况有某些相似之处。宾贡之制又与俊士之制有点类似，唐代俊士科是选拔庶民子弟入四门学的考试科目，是一种入学选拔性考试，与秀才、明经、进士科不同，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不应称为“科”，而应称为俊士制度[10]。严格地说，中国也只有录取宾贡进士之制而无“宾贡科”。
但是，从朝鲜的史籍和整个东亚世界的视野来看，尤其是从朝鲜历史的角度来看，又确实有“宾贡科”之称，存在类似于单独设科的“宾贡科”的说法。此“宾贡科”一词古已有之，并非现代学者为了标新立异而生造出来，或从研究中抽象概括出来。以高丽、古代朝鲜人的眼光来看，将在中国考上宾贡进士的人称为“宾贡登科”或“登宾贡科”是不足为奇的事。不过，实际上，“宾贡登第”、“宾贡登科”与“登宾贡科”的含义有所不同，“宾贡科”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科目。
《增补文献备考》卷一八四《选举考·科制》条末史臣“补”订曰：“丽制贡制有三等：王城曰土贡，郡邑曰乡贡，他国人曰宾贡。”同理，这里的“宾贡”也只是与土贡、乡贡对应的进士来源身份不同而作的区别，不宜解释为科目。高丽和李朝所称的宾贡科更多的时候是称之为“制科”或“中制科”。《高丽史》卷七十二《选举志》二《科目》二，谈到景宗“十一年，罕、琳登宾贡科，授秘书郎”是放在专门叙述“制科”的部分，那些“宋诏举子宾贡”、“元颁科举诏”、“大明颁科举诏”的记载也是属于“制科”的内容，崔瀣等数十人在中国登第都是称之为“中制科”。《增补文献备考》卷一八五虽有载录“宾贡科”的各种史料，但真到将宾贡进士一一列名时，却统一用“制科总目”的名称，将“新罗金云卿”以下在中朝宾贡登科者都列为中制科类。就像我们不能因元代以后高丽人有“制科”的记载就说中国元明两代或从唐到明代设有专门的“制科”一样，也不能因高丽史籍中有“宾贡科”的说法就认为中国唐宋两代设有专门的“宾贡科”。
不过，无论是否存在“宾贡科”这一科目，唐宋两代放宽条件以附名榜尾的方式录取域外举子为宾贡进士，体现了中朝统治者怀柔远人的政策，对吸引外邦士人到中国来求学和应举、对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都起过重要的作用。
“作贡诸蕃别，登科几国同”[11]。确实，整体而言，传统的东亚地区，可说是一个特定的历史世界。在这个历史世界里，东亚士人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中国科举录取宾贡进士，已成为东亚士子共通的出身管道，由于具有共同的学养（儒家经学），且共同应试，可以达到文化的认同[12]。设立宾贡进士制度，为东亚国家了解科举制提供了很好的示范。随着中华文化向外邦的渗透，东亚周边国家也或迟或早仿效中国建立了各自的科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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