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题是古今各种考试中非常关键的一环。在科举考试诸多两难问题中，在以重要正大问题来选拔真才与维持试题难度以便区分录取之间也存在着一对矛盾。从理论上说，最好是用一些与国计民生休戚相关的重大问题或经书中的重要道理来设问，更可以选拔有用之才。可从命题的实际动作来看，考试制度实行较长一段时期后，几乎是必然要出偏题甚至怪题，不如此则不足以防止猜题、押题，也无法拉开距离，从众多考生中挑选少量中式者。
《通典》卷十五《选举典》载：唐初因周随旧制，吏部选才中要通过考判文来考察选人的吏断能力。一开始是取州、县、府的实际案牍疑狱，试其断决而观其能否。“后日月浸久，选人猥多，案牍浅近，不足为难，乃采经籍古义，假设甲、乙，令其判断。既而来者益众，而通经正籍，又不足以为问，乃征僻书曲学隐伏之义问之，惟惧人之能知也”。可见发展到出偏题难题是不得已而为之。再如帖经试题的演变也是如此。这种填充题开始也还是从经书中选取一般的字词，“后举人积多，故其法益难，务欲落之，至有帖孤章绝句、疑似参互者以惑之，甚者或上抵其注，下余一二字，使寻之难知，谓之‘倒拔’，既甚难矣，而举人则有驱悬孤绝、索幽隐为诗赋而诵习之，不过十数篇，则难者悉详矣。其于平文大义，或多墙面焉”[4]。唐代帖经中的“倒拔”题，其用意有如明清八股文中的“截搭题”，都属于偏题一类。其产生原因在于竞争激烈，录取率太低。而偏题怪题的大量出现，往往走向求才的反面。《新唐书·选举志》便指出：“大率十人竞一官，余多委积不可遣，有司患之，谋为黜落之计，以僻书隐学为判目，无复求人之意。”
明清时期八股文命题和作文逐渐从明白正大走向险僻偏难也体现了命题作文的内在演变趋势。四书五经本是题量巨大的作文题库，随便摘出一段、一节、一句都可以做题目，评判的标准是“清真雅正”。在明中叶以前，士子作文也“纯正典雅”。但发展到后来，考生作文力图出奇制胜，以博得主司的青睐，文风走向奇僻。万历十五年（1587）礼部尚书沈鲤上疏奏言：“唐文初沿靡丽而士趋浮薄，宋文初尚钩棘而人习险谲。国初举业有用六经语者，其后引《左传》、《国语》矣，又引《史记》、《汉书》矣。《史记》穷而用六子，六子穷而用百家，甚至佛经、《道藏》摘而用之，流弊安穷。”[5]要避免雷同重复，作文内容只好在不离题意的范围内不断花样翻新，文字甚至趋于奇诡。八股文命题数百年，很容易重复，到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以主司拟题，多取四书五经冠冕吉祥语，致多宿构幸获。诏此后不拘忌讳。向例禁考官拟出本身中式题，至是驰其禁”[6]。这都是为了防止被考生猜题押中而不得不采用的变通措施。
乡、会试文题多为大题，有连章、全章、一节、数节、一句、数句，题义多完整明白。童试则多用小题，限于四书中命题。为防止考生互相蹈袭，不得不避熟就生，深求隐僻之题。小题内容很不整齐，以纤佻琐碎者居多，按其类型又可分为截上题、截下题、截上下题、承上题、冒下题、承上冒下题、半面题、上全下偏题、上偏下全题、上下俱偏题。更有甚者，则强截句读，破碎经文，于所不当连而连，不当断而断，这种割裂经文所出的题目叫截搭题，其中又分为长搭、短搭、有情搭、无情搭、隔章搭几种。有些主持童试的考官随心所欲，出题割裂太甚。清代嘉庆年间（1796—1820）鲍桂星为河南学政，在巡回各地主持童试时出了一大堆的偏题怪题，如《论语》有“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句，他出“礼云玉”为题；《孟子·告子》曹交章有“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句，他竟出“十尺汤”为题，叫人不知如何作答。又咸丰年间（1851—1861），翰林院编修俞樾为河南学政，出题也是割裂到荒谬的地步，如有一题为“君夫人阳货欲”，是以《论语》“季氏篇第十六”邦君之妻章末句“异邦人称之亦曰君夫人”，与“阳货篇第十七”首句“阳货欲见孔子”隔篇截搭而成，过于戏侮，结果俞樾被革职处分[7]。
不按常规命题虽然大大增加了命题的范围，扩充了题量，对防止考生猜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偏题怪题层出不穷，增加了考生的学习负担，使考生穷于应付，并使八股文走向穷途末路。但我们要明白那些偏难险怪之题是在数百年的命题过程中自然演变出来的，起初用正经明白的题目就可以不重复且保持区分度，是不必要采用什么截搭题的。正如康有为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所奏《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析》中，猛烈抨击八股文的弊病，但也还说其“立法之始，意美法良”，只是“凡法虽美，经久必弊，及其弊已著，时会大非，而不与时消息，改弦更张，则隐溺人才，不周时用，更非立法求才之初意矣”[8]。八股文实行之初也并非是政府存心用来败坏人才，其用意还是为了选拔人才、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只是四书五经作为教材是几百年一贯制，命题范围不能越出，天长日久就逼着考官钻牛角尖，最终走到求才的反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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