糊名试判始于武则天即位初年

考试具有测量评定和区分选拔的功能。自从西汉实行考试取士以来，就一直面临着如何才能较客观公正地考察出应试者的真实水平，区别其等第高下。汉代考试分射策和对策两种方式，《汉书》卷七八《萧望之传》颜师古注说：“射策者，谓为难问疑义书之于策，量其大小，署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显。有欲射者，随其所取得而释之，以知优劣。射之，言投射也。对策者，显问以政事经义，令各对之，而观其文辞定高下也。”对于汉代的设科射策考试法，元代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十《学校考》评论道：“按此即后世糊名之意。但糊名则是隐举人之名，以防嘱托徇私，此则似是隐问难之条，以防假手宿构。其欲示公一也。”射策考试实际上是设立问答题库，让考生抽签应对，与糊名考试属两回事，但马端临已看出汉代设科射策与后世糊名考试具有类似的用意，即防止舞弊、公平客观地测验出考生的真实水平。

到了唐代，随着考试成绩在选拔、任用人才时日益成为决定去取的主要依据，各类考试的竞争也日趋激烈，作弊也逐渐增多。为了防止舞弊，在铨选考试、科举常科和制科考试中除了探索一些新的措施和方法，还严厉处罚泄漏考题者，使用糊名考校法等。唐高宗时，进士特难其选。龙朔三年（663），敕左史董思恭与考功员外郎权原崇同试贡举，“思恭吴士轻脱，泄进士问目，三司推赃污狼藉，命西朝堂斩决，告变，免死，除名流梧州”^[3]。此事《册府元龟》卷一五二说董思恭是“预卖策问受赃”。这是唐代第一起科场案，若不是因故“告变”，则要将这位知贡举的左史于朝堂斩首，而不仅仅是流放岭南，处罚可以说是非常严厉。在铨选考试中，则不断增加试判的难度。判文考题最初是“取州县府寺疑狱，课其断决而观其能否。此判之始也。后日月淹久，选人滋多，疑牍浅近，不足为难，乃采经籍古义，以为问目。其后官员不充，选人益众，乃征僻书隐义以试之，唯惧选人之能知也”^[4]。但仅仅增加判题难度还不够，还无法杜绝选人与掌选官串通作弊的现象。评卷客观化是考试制度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随着铨选试判的经验积累，终于在武则天即位初年出现了糊名考试法。

糊名试判始于武则天即位初年是证据确凿的。现存资料最早记载此事的，是唐玄宗时身为集贤院学士、兼知史官的刘《隋唐嘉话》，此书卷下首条为：“武后以吏部选人多不实，乃令试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判之糊名，自此始也。”刘是著名史学家刘知的次子，曾参与修国史。《隋唐嘉话》记载隋至唐开元年间史事，卷下记载武后朝史事尤多。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时曾采用了刘的《小说》（即《隋唐嘉话》），不仅在《考异》中引述其不少原文，而且《通鉴》正文里有一些唐代史实，最早就是见于今本《隋唐嘉话》的^[5]。刘活动年代去武则天时未远，其说应属可信。

修成于唐德宗贞元十七年的杜佑《通典》卷十五《选举》三《历代制下·大唐》说：“武太后临朝……又以吏部选人多不实，乃令试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糊名自此始也。”众所周知，“性嗜学、该涉古今”的杜佑“博闻强记，知历代沿革之宜”。《通典》所说确信无疑。后来一些史籍记载多类此，如高承《事物纪原》引《国史异纂》：“武后以吏部选人多不实，乃令试日自糊其名，暗考以定等第。是为此法之始。”只是各书都说是“自糊其名”，与宋以后专设弥封官进行试卷密封有所不同，具体如何让应试者自糊其名，因史载不详不得而知。

关于武则天即位初年实行试判糊名的史实，我们还可举出两条例证。一是《旧唐书·刘宪传》（新传略同）：“初，则天时，敕吏部糊名考选人判，以求才彦，宪与王适、司马锽、梁载言相次判入第二等。”这说明武则天肯定曾下敕实行糊名考判。二是颜真卿《惟真碑》：“天授元年（690），糊名考试，判入高等”^[6]。从其明确记载中，我们可断定糊名试判始于天授元年之前。联系前面所述，可知糊名之制始于武后即位初年（684）至天授元年之间，而按一般史籍对“初”的用法，很可能糊名就是始于武后即位当年（684）或次年（685）。

所谓铨选中的糊名暗考唐初就已实行之说，以往仅见于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七《糊名》：“考之唐初，吏部试选人皆糊名，令学士考判。武后以为非委任之方，罢之。”然而，顾炎武在同书卷十六《判》中却说：“试判起于唐高宗时。”这岂非明显的自相矛盾？若唐高宗时才开始试判，唐初何来糊名考判？原来，“试判起于唐高宗时”是顾炎武的疏忽失察，以书判试士是唐初因袭周隋之制而来的^[7]。至于顾炎武说“唐初吏部试选人皆糊名”，则是误解了《新唐书·选举志》所云“初，试选人皆糊名，令学士考判，武后以为非委任之方，罢之”。拙文《考试糊名之始》已指出，这里的“初”是武则天即位初年。不过，应该说《新唐书》这句话写得的确不够明白，容易被人误解为在武则天即位以前便已用糊名试判之法。为了不至生出歧义，《文献通考》卷三七《选举考》十《举官》便将此写成：“武后初，试选人皆糊名。后以为非委任之方，罢之。”如此记载，则是十分明确了。而且，联系《新唐书·刘宪传》所说“武后时，敕吏部糊名考判、求高才”，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新唐书·选举志》所说的“初，试选人皆糊名”是指武后即位初年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理解天册元年（695）十月二十日关于停止糊名考判的敕令：

品藻人物，铨综士流，委之选曹，责成斯在。且人无求备，用匪一途。理当才地并升，轮辕兼授。或收其履历，或取其学行。糊名考判，立格注官，既乖委任之方，颇异铨衡之术。朕厉精思化，侧席求贤，必使草泽无遗，方员曲尽，改弦易调，革故鼎新。载想缉熙之崇，式伫清通之效。其常选人自今已后，宜委所司依常例铨注；其糊名入试，及令学士考判，宜停^[8]。

这段敕文的中心内容是最后一句，《暗考》一文认为这里所说的“常例”是指唐初铨选不糊名的常例，而到贞观永徽之际已创设了糊名暗考。笔者认为，“依常例铨注”即依已往通常的三铨注唱惯例进行铨注官员^[9]，其中关键的“常例”一词尤须认真推敲。“常例”并非指贞观之前，而是指光宅元年（684）武则天即位以前一直实行的惯例。如果这个“例”是指唐初之例或永徽元年（650）以前之例，那么到下此诏敕时已过四五十年以上时间，未免也间隔太长了。在如此长时间之后追述这个“例”是很难称之为“常”的。而且，唐初仅有十年左右时间，从李渊建唐至永徽元年（618—650）也只有32年时间，而永徽元年至天册元年（650—695）却有45年，仅从时间长短来说，武德贞观之例相比之下也难以称为常例。因此，从时间跨度分析，这个“常例”只能是下敕之前不久通常实行的惯例。

敕文说到“改弦易调，革故鼎新”。武则天确是一位好标新立异、进行过许多制度改作的女皇，她的多变不足为怪。这道敕文是下令停止糊名考判的，但如前所述，从两《唐书·刘宪传》的记载，我们可以肯定武则天也曾“敕吏部糊名考判”，而这只能是在天册元年下令停止糊名入试之前，即其即位初年的敕令。只是在实行糊名考判一段时间之后，为了不拘一格按才行地望等较灵活而随意地选拔任用人才，便又指称此制“颇异铨衡之术”，敕令停止糊名入试和学士考判。

天册元年停罢糊名考判之后，最迟至开元十五年（727）又恢复了糊名之制。《唐会要》卷七五选部下《杂处置》载开元十五年九月敕：“今年吏部选人，宜依例糊名试判，临时考第奏闻。”这里的“依例”是依何例？是依武则天在位初期之例或开元十五年以前某个时期之例？观其行文，很可能在开元十五年之前一段时期已形成了糊名试判的先例了，开元十五年不过是重申一下依例糊名试判而已。由于史文缺载，不得其详。但《旧唐书》卷一百《苏珦传》附《苏晋传》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记载：“开元十四年，（苏晋）迁吏部侍郎。时开府宋璟兼尚书事，晋及齐浣递于京都知选事，既糊名考判，晋独多赏拔，甚得当时之誉。”新传略同。这说明开元十四年在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的铨选考试中，都已实行糊名校判之法。而苏晋在糊名评卷的情况下，能够赏拔真才，故得到人们的赞誉。此外，笔者还找到一条开元十五年糊名试判的难得的史料：颜允南“开元十五年，以挽郎选，糊名考判入高等”^[10]。

总的说来，唐代糊名试判之制是时断时续，并非定制。宋本《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注云：“每试判之日，皆平明集于试场，试官亲送，侍郎出问目。试判两道，或有糊名，学士考为等第……”既言“或有糊名”，则是有时用糊名之法，有时不用。《唐六典》成书于开元二十六年，记述此前各种职官典制及其沿革。这本权威典志的记载，说明开元二十五年以前糊名试判是时有时无的。至于“学士考为等第”之语，则说明虽然武后于天册元年令停学士考判，但后来此制也恢复了。

独孤及《毗陵集》卷八《唐故朝议大夫高平郡别驾权公神道碑铭（并序）》说：“初，选部旧制，每岁孟冬以书判选多士。至开元十八年，乃择公廉无私、工于文者，考校甲乙丙丁科以辨其品。是岁，公受诏与徐安贞、王敬从、吴巩、裴胐、李宙、张烜等十学士参焉。凡所升奖，皆当时才彦。考判之目由此始。”《全唐文》卷五二二梁肃《独孤公行状》也说：“吏部每岁以书判试多士，而朝列有以文学称者，必参校辩论，定其甲乙丙科。”两《唐书》列传中常有非吏部的官员参与考校铨试书判等第的记载^[11]，说明与糊名试判相关的学士考判之制后来不仅恢复，而且不断发展完善了。唐代这种临时差遣他官会同评阅试卷的情况在制策考试中也有，可以说是后代科举考试同考官制度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