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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反论的形成

时间:2022-08-27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为科举制平反的观点有一个形成过程。对科举用“平反”一词并非我的首创,我只是将各种为科举制平反的言论加以整理和系统化,并更加旗帜鲜明地提出此说罢了。我在《为科举制平反》中指出的对科举评价的七个误区,一般人都觉得不错,也无人能反驳那些论据。新浪网在转载拙文时,认为“平反”还不够,还加上了“昭雪”二字,将其改题为“为被妖魔化百年的科举制平反昭雪”。科举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

有的人可能不明白,科举制有诸多弊端和局限,为什么要直接提出为科举制平反这么“惊世骇俗”的观点?

的确,以往有许多学者,包括我自己都曾发表不少肯定科举的言论,实际上也是旁敲侧击地阐述为科举制平反的观点,但还没人敢直截了当地声称“为科举制平反”。之所以有勇气使用如此大胆的题目,是因为经过多年的研究积累,各学科的学者发出的为科举制平反的呼声越来越高,我也越来越觉得以往人们对科举制的认识存在着大量的误区。1905年废科举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科举制确有导致片面应试等许多问题才会走到穷途末路。但现代人对科举的批判和印象往往以偏概全,对科举制有太多的误会和偏见,将原本没有那么坏的科举制说成是罪大恶极,将利弊兼具的科举制严重地丑化了,现在亟须正本清源。既然掌握了充分的根据,在科举学研究风会磅礴郁积之后,在科举制废止100年之后,是到了为科举制平反、还历史的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为科举制平反的观点有一个形成过程。对科举用“平反”一词并非我的首创,我只是将各种为科举制平反的言论加以整理和系统化,并更加旗帜鲜明地提出此说罢了。

“平反”一词,与“翻案”、“正名”等词语的意思类同,只是强烈的程度有所差别,“翻案”最激烈,“正名”最平和,“平反”基本上是介于二者之间。《辞海》对“平反”一词的解释为:“把冤屈误判的案件纠正过来。”古代将“平反”一词理解为“理正幽枉也”。将人们对科举制的错误印象纠正过来,使用“正名”一词其实也可以,但我觉得倒不必拘泥于是采用“平反”或“正名”之类的词语,关键是看所论是不是事实,是不是有道理,看看在科举评价中是不是存在着许多不实之词,科举制是不是蒙受许多不白之冤?如果不是,我很欢迎有理有据的反驳;如果是,就需要还历史本来面目,就需要拨乱反正。我在《为科举制平反》中指出的对科举评价的七个误区,一般人都觉得不错,也无人能反驳那些论据。新浪网在转载拙文时,认为“平反”还不够,还加上了“昭雪”二字,将其改题为“为被妖魔化百年的科举制平反昭雪”。

从梁启超、孙中山到胡适、钱穆等人和海外的学者为科举平反的言论不必说,20世纪80年代以后,也有越来越多的大陆学者提出为科举正名。例如,较早提出新观点的在1982年,董富田指出,科举制是一千三百年的“一贯制”,作为一种考试制度,其实行之早,持续之久,影响之大,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由于科举制度自身方面的因素,使它在封建社会里有顽强的生命力。对科举制度产生、完备和兴盛时期的历史作用,应当给予肯定。科举制能否选拔人才,与才路的宽窄、考试的科目和内容、取士政策、考试风气有关,不应一概否定[1]

提出为科举制平反并非一时兴起或突发奇想,我自己对科举制看法的转变是渐进的,但也是一贯的、全面的、系统的。1987年,我已发表了重评科举制和八股文的论文[2],此后的一系列论著都或多或少涉及为科举平反的观点。后来还有许多学者充分肯定科举制。1988年,盛奇秀也认为:“科举制度的缺陷导致了它的废止,但废止的仅是它的以儒家经学为主的内容,至于它的形式——考试,却是富有生命力的,成为一项具有世界性影响的重大创造。”[3]

1991年,启功在《说八股》一文中,认为八股文是一种无善无恶的文体[4],纠正了人们对八股文的偏见,因此实际上是为八股文平反。《光明日报》的记者在采访启功时,便指明启功写《说八股》是“为八股文平反”[5]。此后,文学界还有许多学者充分肯定八股文的价值。1996年,又有学者认为,我国军阀时代与后来的官制也未见得优于、甚至常常是劣于科举,而现代文官制中的考试制度却有许多类似于科举的程式,因此为科举制“平反”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了[6]。这是直接点出“平反”二字的论文。

确实,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政治风云与官制兴革,人们回首发现:科举制采用的考试选才办法要优于世卿世禄制和察举推荐制,“学而优则仕”原则有其局限性,但远比“血而优则仕”好,也肯定比“学而劣则仕”或“不学而仕”更好。关于科举,过去人们抱有太多的误会和偏见。1998年底三联书店出版的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一书,便说“试图澄清本世纪以来一直笼罩在科举和八股之上的浓厚无知与攻讦的乌云”[7]。总之,为科举制平反已成为一股学术思潮,是众多学者在深入研究之后论从史出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科举是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然而,在现代中国人对传统事物的看法中,科举大概也是被误解最深的制度。过去中国大陆基本上没有人不觉得科举是一种坏制度,现在主张为科举制平反或肯定科举制度的学者,基本上都是在研究科举制之前对其充满了偏见,在研究科举制之后对其却有了某种敬意。过去许多人不必了解科举便懂得写振振有词的科举大批判文章,现在许多人认真研究科举之后却不会写慷慨激昂的科举大批判文章。

为什么要为科举制平反?因为我们不仅要知道大家早已知道的科举故事,而且还应探知许多人不知道的科举真相。当我了解到将科举制最后推上绝路的张之洞后来感到某种程度的懊恼和惊恐,当我了解到带头奏请废止科举的袁世凯后来又曾实行“洪宪科举”,当我了解到1902年到1904年的科举制已经向近代文官考试制度转变,当我了解到清政府在1910年已拟好《文官考试章程》并准备实施,当我了解到孙中山到处演讲肯定科举制之后……我对科举制的激愤情绪自然冷静了下来。

当然,过了100年,“科举”一词还被一些人视为十分可恶的词语。看来,或许还是像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样,将科举都以“中国古代考试制度”或“历史上的考试制度”来指代,人们就较能够明白和接受为科举平反的观点了。由此我也更理解,为什么孙中山在私人通信中连八股、策论等科举考试的内容都加以肯定,可是他在公开场合到处称赞科举时,往往不直接点出“科举”一词的用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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