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节目产生的理论背景及社会文化语境

一、谈话节目产生的理论背景及社会文化语境

谈话节目被认为可以实现观众的参与和交流,对于培养公共话语空间有重要意义。

有学者认为,与西方的公共讨论不同,我国本土传统的话语方式是私人言述,表达的是个人的意念(尽管这种“个人”经过了公共/集体/政治/道德化),追求的是个人境界的提升,其功能是“造就封闭状态下的自闭式自我完善者,从而形成一个非制度化的伦理中心主义社会”。这种言述方式不符合“现代社会对于政经伦理的公共秩序要求”,只有推动言述方式由私人化向公共化的转化,才可望避免以私人方式解决公共问题的悖谬,才能建立公私分明、责任界限明晰的现代社会。

从社会学的视角审视,解放后建立起的社会是一个政治一体化社会,结构分化程度很低,整个社会生活几乎完全依靠国家机器驱动。“国家—民众”的二元结构取代“国家—社会—民众”的三层结构,导致意见传通渠道和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席,民众无法发挥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的建构作用,受阻滞的意见经过积累,对政权和社会稳定必然构成不可睥睨的冲击力。当市场成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元素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在市场与国家的关系中,也需要“社会”的中介力量来保障个人权利的自由和抵制国家力量的过度干预。从权力机构的利益来看,没有参与的政治总是与没有信任的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越是政治可容忍性程度高的社会,越容易得到支持和认可,“越是公民参与程度较高的国家,其政府越是具有权威性”,其政权也越是具有稳定性,原因是这种权威包含了更多的公众于投入过程中所取得认同的合法性,“民主政治的特色不在于其程序可以得出最好决定,而是在于它藉着多数人的同意,建立了权力的正当性。”

90年代中后期,公共性、公共领域及相关概念和论述被大量引介。公共领域源自古希腊雅典时代的城邦精神,基本理念为主张公民每日可以任意在市集上自由发表言论,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从60年代起,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论述成为讨论这一概念不可逾越的经典,大部分涉及“公共领域”的论述都是通过对哈氏理论的修正或本土化改写来完成的。哈氏在1964年就曾经给出过公共领域的规范定义,它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东西能够在其中形成”,它“向所有公民开放”,公民可以以不受限制的方式,对涉及公众利益的事务自由发表意见,在公共领域内,不必服从国家官僚机构的法律限制。

“公共空间”、“公共性”、“公共领域”、“公共生活”……这样一组概念充满了吊诡。有人认为公共领域既反对市场,又反对国家；有人则认为公共领域是与市场或国家融合的,公共领域可以包含市民社会,也可以被市民社会所包含。总之,公共领域包含了宽泛的意义和立场,本书将在较为笼统的意义上使用这些概念,因为无论这些词汇指涉的是空间、范畴、属性还是过程,都有一种共同之处,即在国家与个人之间进行的,对抗商品化或意识形态控制的一种社会实践方向。对于本书来说,理想的公共空间究竟是怎样的状态、当下语境中我们需要的是怎样的公共空间、又能在何种意义和程度上获得这种“公共”的空间并不是关心和讨论的重点,因为正是基于对这种“公共”纷乱的理解,电视谈话节目的制作者们实践、营造着这种公共空间。

中国向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型,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发展政治民主,建设一个与国家处于有机良性互动关系的市民社会”。一个民主社会的凝聚力与有效运作,需要大众参与公共问题和政策的意见讨论,形成论述的公共空间,培养大众对公共政策的品评能力,“社会大众通过自由讨论或传播媒介的作用,形成包含利益要求、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公共舆论,直接或间接影响决策,而公共舆论影响决策是社会大众参与政治的形式之一”。

1992年,改革进入建立市场经济新阶段,这就使公共/社会空间的提出及研究有了现实可能的意义。“广义的公众空间指的是话语的共识过程,彼此沟通商讨,形成某种舆论或反对意见,在广大的公众群体中,需要特殊的手段——传媒”,由此建立了大众传媒与公共领域之间的联系。现代法治国家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媒介环境,使传媒与国家、社会和公共领域形成良性互动,维系民主与法治；传媒应明确和维护自己的社会公器角色,成为公众的公共论坛。

在当下中国政治传播的谱系中,电视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资讯来源,并且以其不可替代的公共/普及性,被视为这种公共领域的“天然”载体。电视的制作/生产、播出/流通和接受/消费都具有公共性质。电视机构的产业化运作进入实践之前,电视台及所有电视节目的制作由国家全面控制监管,藉电视营造公共话语空间缺乏现实可能性。以《东方时空》为代表的因有体制外力量加入而带有非主流色彩(而实际上确乎是主流产品)的电视节目,由于民间力量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触及了原有节目没有触及的社会内容,并利用这些内容建立了与民众的亲密关系,使自己成为学界“公共”理想的投射之所。同时,它也负担着宣传和制造主流意识形态的任务,并对后者有着不亚于任何一个国家全权控制的媒体空间的自觉：对于国家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干预,不是有没有力量抵抗的问题,而是完全没有抵御的必要,因为对民众的启蒙远远尚未完成,市场化带来的消费主义就已布下天罗地网。相比较而言,权力机制的力量不但不是反抗的对象,反而是需要借重和联盟的。

尽管“中国的公共空间不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调节力量,而是由国家内部空间和社会相互渗透的结果,并没有真正脱离国家的政治控制”,但这些公共的话语空间对于中国社会文化空间的拓展仍具有意义。惟其如此,对中国电视谈话节目的典范《实话实说》所营建的“公共话语空间”及其意义更需要细读和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