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节目主持人产生的背景

一、中国节目主持人产生的背景

1．传播观念的改变

广播电视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是无可否认的事实，美国的政治学家阿尔蒙德·鲍威尔坦言：“政治体系不仅包括政府机构，如立法机关、法院和行政部门，而且包括所有机构中与政治有关的方面，还有诸如……大众传播工具之类的非政府性组织等。”^[23]中国早期的广播电视传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在这种理念上建立起来的传播实践必然是强调以传者为中心，传媒应作为阶级斗争的舆论阵地，作为社会的“战鼓”和“号角”而存在。

1940年，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切关怀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前身——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电视则是解放后才发展起来的新型传媒。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广播电视节目从形式到内容体现着“阶级斗争工具论”的指导思想，因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广播电视新闻以重大的党事国务为主要内容。由于片面地强调广播电视的政治宣传与鼓动的功能，缺乏对受众的基本交流，使之成为单纯的传声筒，播音员进行的也只能是侧重共性、忽视个性的传播活动。1958年5月1日，我国第一座电视台——北京电视台（今中央电视台）开始试播，9月2日正式播出。播出前的4月29日，中央广播事业局党组在给中央宣传部、国务院并转党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北京电视台应根据自己的工作特点，担负起宣传政治、传播知识和充实群众文化生活的任务。”^[24]

到了80年代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面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社会、宽松开放的政治氛围，急剧地改变着我国新闻事业的生存环境和价值取向。人们逐渐认识到：广播电视不仅具有政治属性，还具有经济属性、文化属性，不仅具有喉舌功能，还具有信息传播、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等多种功能，因此发挥媒介特点、优势，努力从内容和形式上“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近受众”就成为新闻传播的指导思想。在传播观念方面，具有现代传播观念的大众传媒，一方面坚持为特定的政治、经济系统服务，一方面特别注意满足受众的各种需求，同时“更加注重传播中‘人’的色彩，更加注重满足自己作为‘人’的传播者”^[25]的想象。

主持人传播就是这种传播观念下的必然产物。早在1983年3月召开的第十一次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的报告中，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就已充分肯定了主持人节目这种方式，指出广播电视宣传适合用谈心和对话形式，采用节目主持人方式比念稿子的做法好。

在主持人传播中，主持人可以通过有声语言与眼神、表情、姿态、服饰、化妆等等伴随语言，进行传播活动，或在屏幕上相互交谈，或进行现场采访，并把这些交谈、采访过程等都呈现在观众眼前，使受众的感受因直观而亲切，从而增强受众的临场感、参与感，增进节目的吸引力和受众对节目的信任感。

如今，随着媒介市场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和广播电视栏目化改革的进一步发展，这种以交互式、个性化为传播特征的主持人传播方式日渐成为广播电视新闻改革中的一个主导潮流。

2．受众心理需求的出现

广播电视节目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其节目形态必须要满足受众心理需求。施拉姆曾经说过：“我们研究传播时，我们也研究人。”^[26]因此，主持人传播之所以能在八九十年代出现，除了改革开放给其提供了一个宽松的成长环境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那就是受众的个性需求给其提供了一个非常广阔的空间。

“文化大革命”以及历次的政治运动，给中国人民留下了难以抹平的深度创伤，人的个性、需要、价值都被当时的造神运动所否认和扭曲了。这直接导致了电视台的播音员长期没有话语权，甚至连名字也不能打出字幕。

因此，当这个践踏自我的时代结束后，人们在反思造成自己和社会悲剧根源的同时，出现了个性主义对整体主义、理性主义对非理性主义、相对主义对绝对主义的反拨。人们崇尚事实、崇尚独立思考、崇尚严密的分析取证，这直接瓦解了“一言堂”的神圣性，从而使主持人言论的个性传播成为可能。

3．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的具备

很长一段时间，我国与西方国家在电子工业、高科技方面的前进步伐，有着相当一段差距。在西方，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收音机已在各国逐渐普及，到了50年代，电视机也得以普及。而我国的情况却不令人乐观。以1937年6月的统计数字为例：全国收音机的总数，包括已经沦亡的东北三省在内，只有20万台左右。电视机的景况更令人失望，1958年我国电视事业初创时期，全国只有北京、上海两个电视台定期播放节目，电视接收机的数量屈指可数。六七十年代有所发展，但仍仅仅是一种高档消费品，只有企事业单位和极少数家庭拥有^[27]。

经济的落后，国力的衰微，使得中国的电台、电视台的建设和发展远远被甩到了西方发达国家之后，节目主持人的产生与发展相应受到了阻滞。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日益繁荣，广播电视事业得到了极大发展。2005年全国广播人口综合覆盖率达到94．48%，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达到95．81%，全国有线电视用户1．26亿户^[28]。截至2003年，全国共有卫星地球站34座，卫星收转站82．6万座；使用4颗卫星29个转发器转播126套广播节目和74套电视节目；国家广电光缆干线网3．8万公里，省级干线网10万公里，地市、县分配网300多万公里，连通1亿多户家庭。数据表明，中国已建立起一个无线、有线、卫星等多技术、多层次混合覆盖的、现代化的、覆盖人口最多的广播电视物理传播网络^[29]。广播电视事业的迅速发展为中国节目主持人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时机。电子高新技术在广播电视节目制作中得到应用，节目主持人凭借卫星传输、数字技术等高科技手段使受众直接、同步地参与到节目中来，现场直播、热线电话、短信竞猜、网络留言等形式让受众与主持人能够进行双向或多向交流。所有这些都为节目主持人的发展和兴盛提供了物质和技术的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