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提只提箱赴国难”

第五章　抗战，“提只提箱赴国难”

1937年七七事变，卢沟桥上一声炮响，改变了父亲的全部生活面貌。

到了11月中旬，父亲还没离开济南，他犹豫不决，主要是不知上哪儿去好。回北平，北平已沦陷；去上海，上海的朋友们劝他绝对不要来；去徐州，火车常遭轰炸，危险重重，不易通过。最重要的是，小孩子拖了他的腿。独自走，把家交给敌人，于心不忍；全家走，最小的孩子三个月，最大的才四岁，麻烦不说，危险极大。

他看报，打听消息，读《剑南诗稿》，学写鼓词，写短诗，痛骂不抵抗主义，为山河破碎而暗暗流泪，为报国无门而长吁短叹。

国事难言家事累。

（老舍：《论语两岁》，《论语》第25期，1934年）

故人南北东西去，独领江山一片哀！

（老舍：《诗三律》，《青岛民报·避暑录话》第10期，1935年）

这是他最凄惨的日子。

学生全部走光，每当一批学生前来告别，父亲的心就哆嗦一下。教员也走了多一半。齐鲁大学的大校园里就剩下父亲等几家人。院内安静得可怕，卖蔬菜和瓜果的都不再来了。在警报声中只有失去了主人的猫狗跑来讨饭吃。

父亲最担心的是：济南忽然会被敌军包围。死，他不怕；丢失财产，他也不怕，反正没有什么家当。可是，要是被活捉，当了俘虏，被逼着做汉奸，失去他最珍贵的东西——民族气节……这点恐惧，逼着他决心立刻出走。

他把一只小皮箱打点好。母亲，一个瘦弱的女子，深明大义，为了不连累丈夫，下定决心，牺牲自己。她默默地帮父亲收拾行装，催他上路。父亲把小皮箱提起了几次，又放下了几次，看一看娇儿弱女，他的心就软了，他不忍心独自逃走。

▲1937年11月15日，黄昏时，三声惊天动地的爆炸，炸断了黄河铁桥。这时老舍预感济南即将沦陷，毅然提起小衣箱，告别了妻子和三个幼小的子女，离开现长柏路11号的家，挤上南去的最后一趟火车，奔向武汉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去。

是爆炸把他赶出了门。

1937年11月15日，黄昏，天上起了三道红闪，紧接着是三声惊天动地的爆炸，院内的树木被震得叶如雨下。父亲摸了摸我们的头，提起了小皮箱，拿了五十块钱，对母亲匆匆说了一句话：“到车站看看有车没有，没有车就马上回来！”然后，极快地走出了家门——齐鲁校园内长柏路二号，开始了八年流亡的生活。

“到车站看看有车没有”，表示了他同国家、民族、人民共患难的决心；“没有车就马上回来”，表示了他同家人共患难的愿望。如果，两者不可兼得呢？他决心舍弃后者，选择前者。他走上了抗战的路。

父亲在去车站的路上遇到一位朋友，一同来到车站，居然还在卖票。他立刻把去徐州的车票抓到手，奔向月台。八点钟，车来了，可是连车顶上都坐满了人。父亲有票而无法上车。等到夜里快十一点，车还没开，父亲也上不去。朋友去敲最末一节车厢的窗，窗打开，朋友递上两块钱：“一个人，一个小箱。”茶役点了头，由窗中先接过箱子，后拉父亲的双肩，朋友在底下托了父亲一把，父亲落到了一群士兵当中。他上了车。

经过泰安、徐州、郑州，三天之后，父亲到了汉口。

父亲出走，父亲到汉口，消息传开，许多人替他设身处地一想，确实动人，一时传为美谈。“大兵诗人”冯玉祥将军做了一首“丘八诗”，可以算是一例：

▲冯玉祥将军做的打油诗。

父亲来到黄鹤楼，登高一望，遥看抗日烽火，感慨万千，思潮起伏。诗句，像开了闸的水，奔腾而来。他的诗，他的短文，他的歌，他的快板书，他的鼓词，他的信，全都很快地上了报，上了街。

他开了火！

他的诗，他的文，是机关枪，有着战斗的灼热，有着挺进的气势，有着高亢的愤慨，有着连发的激情！

父亲的决定，牺牲小我，成全大我，使人们在羸弱的书生外表之下看到了一副极硬的筋骨，他赢得了普遍的尊敬和爱戴，很快就被推崇为抗战文艺的核心人物之一。

父亲的决定由跨出长柏路二号门槛的那一霎开始，使他由一个教授、学者、作家，一下子成了一个到处为家的战士，一个挥舞十八般兵器、高举抗战旗帜、转战大江南北、奋力拼杀的战士。

父亲的决定，使他由单枪匹马的状态中走出来，加入了全民抗战的洪流，成了一个联络全国各路文艺大军的勤务兵，组织成百上千拿笔当枪的文艺英雄，在中华抗战文艺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父亲的出走，不论是对他个人，还是对抗战文艺，都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说，它在父亲一生中，是第二个有决定性意义的决策。

黄鹤楼头莫诉哀，

酒酣风劲壮心来。

奇师指日收河北，

七步成诗战鼓催。

（老舍：《到武汉后》，《大风旬刊》第1期，1938年3月）

唱吧，

诗人！

民族之心，

民族之琴，

在正义的弦上，

调好胜利的歌音。

如闪如雷的字句，

教人人怒吼狂奔，

教这四万万五千万，

结成一个抗战的决心！

（老舍：《怒》，1939年3月21日《大公报·战线》第302号）

“笔是我的本钱，也是我的抗敌的武器。”就这样，父亲作为作家和战士走上了抗战的战场。他的心中充满了酣战的欲望。

父亲的案头，爱摆几朵鲜花。有烟在手，有花在桌上，是创作妙境。在武汉，小花又上了父亲的案头；不过花瓶是酒瓶子，花是豆花、菜花、野花，一朵或两朵。它们，象征着纯洁、生机和乐观。看见这一两朵小花，人们知道，父亲又开始写作了。不过，这回，父亲笔下迸出的是火的花！血的花！

对着小花，他尽全力去写，正如他在一首叫《礼物》的新诗中所说：“生死一回就够了，因为这一回咱们尽了力。”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安慰自己生死离别的心，才能补偿失去的一切。

小花——写作——作品，这便是他的喜悦，只要文艺上有所收获，便是获得了生命中最善的努力与成就，虽死无怨。“我永远不会成为英雄，只求有几分英雄气概；至少须消极地把受苦视为当然，而后用事实表现一点积极的向上精神。”（老舍：《自述》，《天下文章》创刊号，1943年3月15日）有了这点信念，父亲把流亡变成了战斗。

结果，八年之内，父亲完成了：

▲在武汉，老舍结识了各地来的作家、各党派领导人士与社会名流，大家共商抗日救国大业。老舍（左）与黄琪翔夫妇碰杯。

一、长篇小说三部半：《火葬》，《四世同堂》三部曲的第一卷《惶惑》、第二卷《偷生》，半部《蜕》。

二、中短篇小说集两部半：《火车集》、《贫血集》和《东海巴山集》的巴山部分（共收作品十篇）。

三、长诗集《剑北篇》。

四、话剧九部，其中独自完成六部，合作三部。它们是：《残雾》、《张自忠》、《面子问题》、《大地龙蛇》、《归去来兮》、《谁先到了重庆》、《国家至上》、《王老虎》、《桃李春风》。

五、通俗文艺作品集：《三四一》，包括鼓词三篇、京戏四部、旧体小说一篇。

六、散文、杂文、短诗、歌词、报告、论文、评论、回忆录、鼓词、相声、太平歌词、河南坠子、公开的书信等，这一类作品，据不完全统计，有三百一十余篇，还可望陆续发现。

上述作品，除回忆录外，大大小小每篇都和抗战有关，这个事实说明父亲的确实现了他要为抗战竭尽全力的诺言。

就在父亲到达武汉的先后，全国的文化人士也都聚会武汉。武汉一时成了文化界人士从四面八方汇拢来的集中地和大本营。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抗战，走到一起来了。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个极为罕见、极为特殊的现象。

在这之前，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西安事变”得到和平解决，国共第二次合作酝酿成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接着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了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北平、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形势逼人，时局严峻，中华民族危在旦夕，中国人面前只剩下一条路可走：团结起来，打倒日本侵略者！

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作家们迫切要求成立统一的作家联合组织。这时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来到武汉，他一方面组织国共合作的新的政治部，建立以郭沫若为首的第三厅，另一方面在民间积极推动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37年10月，党员作家阳翰笙率先提出筹办“文协”的倡议，立刻得到各方面的热烈响应。在酝酿过程中，大家听说父亲已经到了武汉，住在武昌华中大学游国恩教授家，立刻决定派两人前去请他出山。父亲态度很积极，很愿意来跟大家一起干。于是，成立了有父亲参加的“文协”临时筹备会。

▲“文协”成立大会部分代表合影。

临时筹备会开了五次会，在1938年2月16日的第六次会上决定成立正式筹备会。24日，正式成立筹备大会，推举老舍、阳翰笙、冯乃超、胡风、王平陵等二十余人为正式筹备员。在筹备大会上，父亲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们要振作起来，参加这大时代的斗争，各以全部的力量，向同一目标，做最大最高的发挥，老幼新旧一致携手，把青年的血液灌输到老年人中去，把老年的经验交付青年，共同上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在成立“文协”的过程中，各派势力的注意力很自然地都集中在主要领导人的人选上。当时国民党想抓“文协”领导权，但派不出有声望的作家；如果中共党员作家出面领导，又会受到国民党的刁难。党组织决定推荐父亲。周恩来同志和国民党左派、坚定的抗战派冯玉祥将军共同商定，支持父亲出面组织“文协”。父亲这时已搬到冯先生的住处——武昌千家街福音堂去住，那里有父亲的许多老朋友，像何容、老向，他们正在帮冯先生办通俗文艺刊物《抗到底》。

在文艺界中，父亲有较高的文学成就，在同行中有威望，有人缘，为人豪放正直，既有原则性，又能团结人，办事认真，热情高，任劳任怨，是个坚定的抗战派。大家看中了他。

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总商会礼堂正式成立。这天，早上六点，父亲起床，八点赶到汉口，约上老向、何容一起来到总商会。总商会门口扎着彩牌，一幅大白布标语横跨马路，高高吊在上空，上面写着“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楼适夷早已站在门口，他发给每人一个缎条和一个布条，缎条上写着庆祝成立大会，布条上写自己的名字，以便一握手就彼此知道是谁。这天会员来宾到会极为踊跃，足有六七百人。在会场上父亲第一次见到郭沫若、郁达夫、丰子恺和许许多多早已闻名而不曾见过面的朋友。大家热烈地握手、鞠躬，互致问候，马上又忙着谈工作，忙着约稿，忙着签名留念。大会主席邵力子先生宣布开会。报告筹备经过之后，各派领袖讲话。周恩来、郭沫若和日本作家鹿地亘都上台讲了话。周恩来高度赞扬了作家们的团结，他说：“这种伟大的团结，不仅仅是在最近，即在中国历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团结，也是少有的！这是值得向全世界骄傲的！”他号召作家们多多取材前线将士的英勇奋斗，多多接触人民生活，同时要承继祖先遗下的优秀文艺传统，使我们的文艺在世界上也有辉煌的地位。讲完话，集体照相，然后到普海春饭店吃饭。吃了饭继续开会。在饭店里，父亲站在凳上宣读了由他和吴组缃起草的成立大会宣言。宣言中说：“我们相信，我们的文艺力量定会随着我们的枪炮一齐打到敌人身上，定会与前线上的杀声一同引起全世界的义愤与钦仰。最辛酸、最悲壮、最有实效、最不自私的文艺，就是我们最伟大的文艺。它是被压迫的民族的怒吼，在刀影血光中，以最深切的体验，最严肃的态度，发为和平和人道的呼声。”接着父亲又朗诵了《告全世界作家书》原稿。突然，空袭警报响了，大家原地不动，继续讨论章程。紧急警报！还是不动，敌机到了上空，丢了炸弹，高射炮响成一片，窗子震得哗啦啦响，还在讨论章程！炸弹只能增加拿笔的铁军的抗敌决心！警报还没有解除，便开始选举理事。父亲以最多的票数当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第一届理事，同时当选的还有郭沫若、茅盾、丁玲、邵力子、冯玉祥、田汉、郁达夫、成仿吾、巴金、张天翼、王平陵、胡风、冯乃超、张道藩、楼适夷、姚蓬子、吴组缃、陈西滢、沈从文、曹禺、郑振铎、朱自清、朱光潜、许地山、夏衍、张恨水等四十五人。周恩来、于右任等当选为名誉理事。

在第一次理事会上，选举了十五名常务理事。为了不使领导权落入国民党手中，决定不设会长，只设四个部：总务部、组织部、研究部、出版部。分别由常务理事担任各部正副主任。总务部主任对内总理会务，对外代表“文协”总会，是实际上的总负责人，父亲当选为总务部主任。

4月1日，父亲写了一份《入会誓词》，公开发表：

“我是文艺界的一名小卒，十几年来日日操练在书桌上与小凳之间，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给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

“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了，这是新的机械化部队。我这名小卒居然也被收容，也能随着出师必捷的部队去作战，腰间至少也有几个手榴弹打碎些个暴敌的头颅。你们发令吧，我已准备好出发。生死有什么关系呢，尽了一名小卒的职责就够了！”

1938年7月30日，父亲带“文协”总会印鉴入川，8月12日到达重庆。

▲1938年11月，出版了抗战通俗文艺作品集。

连续七年多，在每年一次的“文协”年会上，父亲连选连任，一直担任“文协”的常务理事和总务部主任，直到抗战胜利。他以极大的毅力担负起“文协”这个重担，在非常艰难和复杂的环境中，苦苦地奋战了七年多。父亲实现了他的诺言。

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在党员作家们的积极参加下，在广大爱国作家的合作下，“文协”办得有声有色，很有气势，成为广泛团结抗日文艺工作者的一面旗帜，为发展抗战文艺作出了巨大贡献。

“文协”出版了会刊《抗战文艺》杂志。它是抗战时期惟一贯彻始终、坚持到底的文艺刊物。它又是文、又是史，成为最珍贵的抗战文艺史记，是作家们始终不懈地打着的一面大旗，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抗战文艺》一开始是三日刊，后为周刊、半月刊，最后是月刊，加上特刊，一共出版了七十七期。它从头至尾坚持了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父亲在《抗战文艺》上以个人名义发表各类作品三十篇。另外，还以总务部的名义写了二十五篇会务报告。父亲的会务报告写得既短小精练，又详尽细致，充满了必胜的乐观主义精神，是很值得一读的珍贵史料。它们不仅忠实地记录了“文协”的战斗历程，也从侧面反映了父亲本人的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

“文协”在各地组织了分会，它的会员遍布全国各地，包括陕甘宁边区。襄樊、宜昌、长沙、成都、香港、昆明、延安、桂林、曲江、贵阳、晋察冀边区、内江，都先后成立了“文协”分会或者通讯处。“文协”很快就发展成为团结抗日文艺工作者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组织。每成立一处，总会都要表示祝贺，父亲还亲自前往成都致贺词。父亲写信给外地的理事、候补理事或者分会负责人，包括南洋的郁达夫、香港的许地山、延安的周扬，互相勉励，交换意见，切磋发展抗战文学的指导方针。这些往来信件成为亲密团结的绝好见证。

“文协”经常组织文艺联谊会和各种座谈会，但只有清茶恭候，而且是自掏腰包。座谈会分别有戏剧座谈会、小说座谈会、诗歌座谈会、民族形式讨论会、文艺批评座谈会、中外作家交流座谈会等等，它们为活跃民主气氛、联络感情、切磋技巧、繁荣创作做出了贡献。在这些座谈会上，父亲有时担任主席，致完简短的开场白之后便静静地听大家发言，把自己的发言放在后面。他的发言认真坦率，态度诚恳。在余兴节目里，父亲最活跃，是核心人物。他朗诵自己的《骆驼祥子》，朗诵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朗诵高尔基的《海燕之歌》，他说相声，演双簧，唱京戏，讲故事，说笑话，对诗。他能使大家从精神上感到愉快，尝到团结的喜悦。大家喜爱这样的聚会，也喜爱父亲。从来不肯轻易地放过他，回回都要“加演”。连叶圣陶先生都说，只要老舍先生说，他一定听，哪儿也不走。

▲1938年12月中旬至1939年1月20日，老舍随冯玉祥等人一同到万县、成都等地了解各地抗日宣传工作及“文协”活动情况。在成都参加“文协”分会的成立活动。老舍（后排右1）与冯玉祥（前排右4）等人在万县合影。

“文协”发起建立诗人节（端午节）、文艺节（5月4日），父亲做发起者并主持大会。

“文协”参加并筹办每年的鲁迅纪念会、高尔基纪念会，父亲是历届纪念大会的主席团成员。

“文协”发起援助贫病作家、保障作家生活运动和提高版税稿费、保护作家合法权利运动，父亲亲自起草呼吁书，登门发送救济金、药品和补养品。

“文协”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父亲代表“文协”总会亲自参加北路慰问团，历时六个月，行程二万五千多里。

“文协”组织为士兵编写通俗读物，父亲带头写鼓词。他的鼓词《抗战一年》，在“七七”周年纪念日，散发了一万多份小册子，有的直接送到了前线。

“文协”举办通俗文艺讲习班，父亲担任教员，写讲义，并辅导青年写作。

“文协”组织抗战募捐献金，父亲带头献字献稿，在街头义卖。

“文协”为郭沫若、茅盾、洪深祝寿，父亲是祝寿活动的发起人之一，并写诗著文热情祝贺。

“文协”声讨周作人投敌，父亲联名发表公开信。

“文协”反驳梁实秋的“与抗战无关论”，父亲代拟致《中央日报》的公开信。

“文协”的财力不足，父亲到国民党宣传部、政府教育部去坐索，到名流门上去“化缘”。

“文协”的会员被国民党特务抓走，父亲出面托人去营救，经他营救的进步作家有孟克、方殷、骆宾基等人。

……

“文协”抗击横逆，支撑八年，使这一时期成为五四运动以来文艺界团结得最好的时期之一，在这当中，父亲立了大功。他出力最大，流汗最多，受气也不少，这是大家一致的公论。

1939年6月至12月父亲参加北路慰问团到过陕甘宁边区，这是一段特别的经历。

这一次慰问绕了小半个北中国，走了八个省：四川、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河南、湖北、绥远，前后用了一百六十四天，到了当时的第一、二、五、八、十共五个战区，是一次二万五千里长征式的活动。

父亲买了两身被吴组缃称为“斯文扫地”的蓝不蓝、灰不灰的清道夫服，老在身上裹着。他是根据“文协”理事会的决定，作为“文协”总会代表参加慰问团的。他扛着简单的行李卷上了路。

路上父亲三次遇险，但终能大难不死，活着回到重庆。

第一次在河南陕县，差点被敌机炸死，炸弹就在身旁爆炸。第二次在过陕西黄龙山的路上，行车途中，桥面年久失修，突然断塌，汽车滚向山涧，幸而被密林枝干撑住，得以脱险。几天之后，在由陕北秋林返回宜川的途中又一次出事。这次是骑骡涉水，走到河道中间，突然山洪暴发，水势凶猛，不大的工夫，水已齐到马夫胸口，吓得马夫弃骡而逃。骡子听着山洪的咆哮，全身发抖，立着耳朵，站在水中一动不动。走在前面的人已经上岸，看见父亲陷在河中，大叫：“勒紧缰绳，骡子腿软！”可惜水声太大，父亲根本听不见他们嚷些什么。此时水已浸湿鞍座。父亲只好稳坐鞍上，听天由命。幸亏骡子恋群，挤成一堆，前拥后推，被冲上了岸，总算得救。

在陕甘宁边区，父亲曾随团到革命圣地延安慰问。边区北部的清涧、绥德、米脂，他也到过，至榆林再返回延安，有机会两次在延安进行参观访问，并和各界人士座谈联欢。

1939年9月10日在北门外大礼堂，延安各界举行了欢迎大会，演出了《黄河大合唱》，锣鼓齐鸣，口号不绝，热闹非凡。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毛主席发表了热情的讲话。他号召坚持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全面抗战。他说：“当此大敌当前国家危急敌机轰炸不分南北之际，全国应加紧团结，彻底抗战，力求进步。”晚上举行了招待宴会。父亲和毛主席、朱总司令并肩而坐，谈笑风生，极为欢洽。总政治部代表致词之后，大家对父亲到达延安特别报以热烈的掌声，欢迎他即席讲话。父亲站起来，很激动地说明他是代表大后方的文艺界同人，前来向驰名中外、深入敌后浴血杀敌的八路军进行慰问的。他的话代表了亿万人民的心声，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对八路军的诬蔑，伸张了民族正义。父亲热情地歌颂延安成为敌后抗战的中心。他说，要把坚持抗战的决心由这里带回到大后方去。最后他振臂高呼：“抗日战争胜利万岁！”父亲简短的慷慨激昂的讲话一再被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所打断。

毛主席同父亲碰杯，父亲一饮而尽。父亲说：“毛主席是五湖四海的酒量，我不能比；我一个人，毛主席身边是亿万人民群众啊！”（吴伯箫：《作家、教授、师友——深切怀念老舍先生》，《北京文艺》1978 年7月号）话音刚落，大家鼓掌欢迎父亲出个节目，毛主席也站起来同大家一起鼓掌欢迎。父亲引吭高歌，来了一段悲壮铿锵的京戏清唱。他的磊落的风采，他的奔放的热情，他的坚定的信念，都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在这次慰问途中，父亲边走边写。因为没有中心人物和情节，他决定写诗，写长诗，而且要进行一种新试验——使诗民间化。他的这种诗既像鼓词，又像新诗；既全用韵，又相当口语化；既能朗诵，又能唱；既有形式格调，又自由活泼。用这种诗体，他描写了延安，那被日寇几乎炸平了的延安：

……

就因这疯狂的一念，

炸弹呼啸，毁灭了延安！

看，那是什么？在山下，在山间，

灯光闪闪，火炬团团，

那是人民，那是商店，

那是呀劫后新创的：

山沟为市，窑洞满山，

山前山后，新开的菜圃梯田；

听，抗战的歌声依然未断，

在新开的窑洞，在山田溪水之间，

壮烈的歌声，声声是抗战，

一直，一直延到大河两岸！

轰炸的威风啊，只引起歌声一片：

唱着，我们开山，

唱着，我们开田，

唱着，我们耕田，

唱着，我们抗战，抗战，抗战！

父亲写的这段延安颂，是20世纪40年代初出现的最早的一批描写红色延安的作品之一。由于它曾在大后方公开发表，所以传播甚远，影响很大，尤为可贵。

这部叫《剑北篇》的长诗，曾被朱自清誉为抗战诗坛“有意在使诗民间化”的两部代表作之一。

由西北回到重庆，父亲除了陆续分段发表长诗之外，还就他的观感发表了三篇专论，题目叫《西北归来》、《归自西北》、《西北是块宝地》，并且进行了公开讲演。周恩来同志领导的《新华日报》曾经专门就父亲的报告发了题为《积极加强战地文化工作》的社论，高度评价了父亲关于开发大西北，加强大西北文化建设的意见和呼吁。父亲关于西北是块宝地的灼见是很有预见性的，即使今天来看也是如此。

延安，在父亲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终于在最关键的时刻，这两个字，以奇妙的方式由父亲嘴里蹦了出来。

那就是在1940年年底以后。

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后，郭沫若领导的第三厅被解散，国民党酝酿在文化界人士中搞第二个“皖南事变”。

▼老舍抗战期间发表的长诗《剑北篇》。

父亲以他独特的坦荡对付了这些挑衅。国民党不给“文协”规定的拨款，父亲就故意不要“文协”干事出面，而是自己去领，面见那些老爷，不给不行。对汇报他的行踪的文化特务，父亲通过朋友捎话去：“告诉他，别再进我的房门！再来我就当面骂他混蛋！”对跟梢他的特务，父亲干脆返过身来迎上去：“老兄，你一月拿几块钱？我替你写我的报告好不好？”国民党文化头子张道藩说父亲被共产党包围了，父亲立刻写信给他：“我是中国人，我爱国，我要抗战，全中国老百姓都要抗战！我被谁利用？我当然听老百姓的，我只知道抗战，这没错！你的话倒是很不利团结，很不利抗战呢，请你收回！”1942年10月，国民党不准开鲁迅纪念会，父亲在会上刚一讲话，特务一拥而上，架下父亲来，父亲大叫：“我是主席，跟我一人说！不关别人的事，不准胡来！”

就在这大受折磨、大受刁难、大受威胁的关键时刻，父亲喊出了他早已埋在心里的话：

“你们要是不想要，我就扛着‘文协’的牌子上延安！”

父亲每一次由曾家岩中共办事处出来，每一次在重庆歌乐山、陈家桥及赖家桥和周恩来同志相遇，都增加了他对周恩来同志的敬仰。父亲说：“这就是共产党；没有别的，就是大公无私，为国，为民！对每个人都热情关注，目光四射！”周恩来同志成了父亲最敬佩的人。

周恩来同志信任父亲，关心父亲，常常给他些实际的帮助。他来看父亲编的戏，给他的话剧提意见，介绍他认识许多戏剧界的朋友。周恩来同志常说：“要老舍来主持，别人都不如他合适，由他出面最好！”每次回延安，周恩来同志都向延安的同志们介绍父亲的近况，说得很细，很具体，很实际。回来，他给父亲讲“那边”的新闻，给他介绍“那边”的和工农兵相结合的新文艺的动向和成就。他吩咐《新华日报》社，叫报童夜里去给父亲送报，免得给他添麻烦。他有时约上父亲和郭沫若、阳翰笙去吃陶行知推荐的“世界第一”的四川面条……

抗战胜利之后，1945年10月21日，“文协”在重庆张家花园举行了最后一次联欢会和告别会。这回，到的人也很多，有周恩来、郭沫若、叶圣陶、巴金等。父亲做主席。他讲完话，把周恩来同志请出来，他说：“周先生还是八年前在武汉‘文协’成立时来过的，今天‘文协’改名，他恰好在城里，他又来了，就请他给大家介绍延安的文艺概况吧！”

又是延安！

父亲在周恩来讲完之后，举起酒杯，说道：“延安文协和这里的文协，几年来都是很亲密的、合作的，这是可庆贺的事。希望大家能和北方的朋友见面，那一定更亲密了。”他劝大家痛饮干杯。

父亲从自己的实践中找到了真理，他早已是党的好朋友！

1940年以后，重庆的生活越来越惨，文人们的生活也到了穷困潦倒的地步。

父亲做了一个统计，他出过二十本书，可是收入呢，几乎等于零。

《二马》等三本书的版税上哪儿去了？天晓得！反正父亲没得着。出《猫城记》的那家书店倒闭了，纸型押给了一个纸铺，它就是再出书，也与父亲无关。《牛天赐传》等四本书两年一共付了一千七百元，就算全部付清！从此不再付。好了，八本书等于不存在。《赶集》和《离婚》已在上海付印，但情况如何，不得而知。《面子问题》和《三四一》是卖版权的，卖多卖少和父亲无关。《国家至上》没得过分文。《小坡的生日》每年收入二三十元，《蛤藻集》、《残雾》每年约收入四五十元！

可是，写一本十万多字的小说，比如《火葬》，成本费就要一千五百二十元：纸——一百元，墨——一百二十元，毛笔——二百元，求人抄副本——一千一百元。

笔墨比稿费贵！

算清了账，父亲无限感慨地说：“假如社会上还需要文艺，大家就须把文艺作家看成个是非吃饭喝茶不可的动物！”

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作家只好另找出路；可是文艺倒了霉，加上国民党的种种限制、迫害，情况越来越艰难。

父亲并不灰心。让发国难财的奸商和贪官以及没良心的去发财吧。“至于我，只要还有口气，就不放弃文艺。尽管成绩欠佳，收入更欠佳！”

抗战文艺，谈何容易！

父亲也穷、也苦，可是他还是那么幽默。不过，此时的幽默更加深沉、更加锐利，直接刺向时局的弊端。叫他去讲演，他先声明：“我叫舒舍予，是无业游民。刚才晚到主要是车价太高，不宜坐车，才改为走路，但腿虽贱而鞋贵，亦不宜走快，故晚到了。希望能练习打赤脚走路，省车资而不费鞋袜，百无禁忌。”谈到抽烟，他写了一篇戒烟的小文：抽的烟卷已由“大前门”降成“刀牌”，又由“刀牌”改吸没有牌子的土产卷烟或者叶子烟。有一回和父亲同住在一起的何容由街上买回一种土产卷烟，很客气地让父亲一支：“尝尝这个，才一个铜板一支！有这个，似乎不必戒烟了。”点上烟，两人细细地品尝。头一口就惊人，冒的是黄烟，吸了四五口，蚊子往外飞，再吸几口，墙上发现臭虫，大概也要搬家，吸到了半支，何容和父亲都跑了出去。“看样子，还得戒烟！”

▲1940年12月31日《面子问题》定稿。剧中讽刺了大后方一些腐败官僚和公务员，在国难中仍为了面子，厚颜无耻地讲究排场，忙于应酬。1941 年4月由正中书局出版。1943年2月由中华剧艺社在重庆上演，应云卫为导演，演员有秦怡等。

这些，包括衣服、帽子、房子、车子、鞋子、蚊子、打摆子，父亲都写成杂文。它们表现了中国抗战中最艰苦的岁月里爱国的知识分子的悲壮的生活——他们拖着随时都有可能倒下去的身躯，在做最后的冲刺和殊死的拼搏，这是一组难得的精彩杂文。

由于赶写话剧《面子问题》，父亲得了头晕症，是贫血和劳累所致。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一天比一天瘦弱，终于不得不经常卧床。

母亲和我们于1943年底由北平逃到了重庆，一下子又多了四张嘴。母亲在编译馆找了个小事，一月挣一石米。父亲全家在重庆附近的北碚定居。父亲不顾头晕和打摆子，坚持写作。他的严肃、他的责任感和他的负担都使他付出了过度的精力，而过度的勉强每每使写作变成苦刑！

他吸烟、喝茶、愣着、擦眼镜、摸骨牌、在屋里乱转、着急、出汗、筋疲力尽，而找不到需要的字句。

这不是文艺的创作，而是在夹棍中夹出血来！

他决定返回小说。

在返回小说之前，父亲在曲艺和话剧两大文艺形式中曾经大范围地驰骋了一阵，大搞了一批试验。这两种文艺形式使父亲在抗战文艺中显得十分活跃，成为在文艺评论专家们和人民大众两方面都受到高度评价的作家。

大作家描“红模子”，特殊！

大作家整天和唱大鼓的艺人泡在一起，特殊！

鼓词、“拉洋片”词、相声词、河南坠子词、太平歌词、数来宝词、儿歌词，什么都写，又特殊！

父亲成了民间曲艺改革的一位先驱者。（周扬：《纪念老舍同志》）

那时，为了发动民众抗战，为了使文化落后的民众更好地接受抗战教育，为了应急，为了宣传，搞通俗文艺成了重要而迫切的问题。曲艺作品，像集合号和冲锋号，短促，干脆，目的明确，能绕开文字，直接面对观众。不是说集合号一定比交响乐低级简单，而是说它们特点不同，用处不同。

▼老舍夫人胡絜青带着三个幼小子女于1938年夏由济南返回沦陷了的北平。在北平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任国文教员，教养子女，照顾老婆母。这是1942年胡絜青和三个孩子在北平宫门口西三条9号的合影。

茅盾曾经专门拜访了父亲，请父亲为他主编的《文艺阵地》写鼓词。因为茅盾已读到父亲的好几篇大鼓词，“深感这是‘旧瓶装新酒’的成功试验，是文艺大众化的一条途径”。茅盾说：“我们的工作是不是配合着长期抗战之必需？我们的工作是否紧抓住了能够增强长期抵抗力量的几个最中心问题？”“倘若抓住了核心，那即便是薄物小篇也真能尽着一种巨大的作用。”

写话剧，在父亲，是头一回。虽然一开始只知道把小说拆成对话，不太顾及舞台动作和效果，但是由于题材好，适合抗战形势，加上语言生动，人物有性格，居然能旗开得胜。继《残雾》之后，《国家至上》在重庆上演了两次，在昆明、成都、大理、兰州、西安、桂林、香港，甚至西康都上演过。张瑞芳在重庆扮演《国家至上》的女主角，回族的朋友们看过戏后甚至叫她“我们的张瑞芳”了。父亲到过云南大理，大理的一位看过《国家至上》的回民老人，一定要见见作者，并求他写几个字。田汉以为：写农民典型成功的作品，中国一共两部，一部是写南方农民典型的《阿Q正传》，另一部就是宋之的和父亲合写的描写北方农民典型的《国家至上》。（田汉：《一九四一年文艺运动的检讨》）

到1944年，战争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到了长期抗战的最后决战阶段。父亲也随着形势的变化，放下了曲艺和话剧，开始写长篇小说。写完《火葬》，父亲开始向小说《四世同堂》进军。这是个大块头作品，计划一百万字，三部曲，是作为献给抗战文艺的一个较大的纪念品而创作的。父亲发布了安民告示，题目叫《磕头了》，谢绝各种拉稿和小文，闭门写长篇。

当日寇打到四川南边贵州省的独山和都匀时，重庆震动，不少人准备再逃。朋友问父亲打算如何，父亲说：“我已下定决心，如果日寇从南边打来，我就向北边走，那里有嘉陵江，滔滔的江水便是我的归宿！”

抱着这种破釜沉舟的信念，排除一切干扰，父亲开始动笔。

▲1945年在北碚寓所院内。

他的心又飞回了北平。这回，他要深深地挖：从民族心理，从文化传统，从历史赋予的巨大的内聚力上去挖掘，说明为什么中国必胜，为什么日本侵略者使出一切招数，竟连七八十岁的老人和四五岁的孩子也征服不了；另一方面，也要说明为什么这么大的一个中国，会叫日本给收拾得这么惨。

父亲画了一幅北平小羊圈胡同全景草图，写了一份有六七十人的人物表，架起一副顺带创作一部北平百科全书的气势，拉开了大幕。父亲让祁老人在卢沟桥事变的炮声中带着他的四世同堂的家人和全胡同的邻居，登上了八年抗战的历史舞台。

父亲说：“我们要咬紧牙关，我们要做耶稣降生前的约翰，把道路填平，以迎接新生者！”

这是勇者的宣言！

▼重庆文化界邵力子、郭沫若、茅盾、冯雪峰等29人发起，1944年4月16日举行纪念老舍创作20周年茶会。

1944年4月16日，重庆各界人士在百龄餐厅为父亲庆祝四十五岁生日和创作生活二十周年纪念。《新华日报》发了短评，说：“老舍是值得全社会尊敬的作家。他对中国新文艺的发展的确有他的独特的贡献。他为文艺界团结所尽的力量是值得人们永远追忆的。”郭沫若赋诗两首，其中一首写道：

二十年文章入冠，

我们献给你一顶月桂之冠。

茅盾、胡风等几十位朋友发表了纪念诗文。十多家报刊开辟了纪念专栏和发表了社论。黄炎培、沈钧儒、郭沫若、茅盾、梅贻琦、邓初民、邵力子、杨云竹等发表了讲话。白杨、张瑞芳、舒绣文、魏鹤龄朗诵了贺词。这天，还来了许多艺人，他们为父亲表演了大鼓、相声、金钱板、武术、魔术和太平歌词。轮到父亲致答词的时候，他已泣不成声。面对这样热烈隆重、盛况空前的集会，他突然变得笨嘴拙舌，良久不能成句。他衷心地感谢大家，诚挚地感谢各方朋友的厚爱。他说：“二十年，历尽艰苦，很不容易，但是拉洋车做小工二十年也很不容易，我定要用笔写下去，写下去。”

茅盾说过：“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家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今天了。这不是我个人的私言，也是文艺界同人的公论。”

八年来，父亲的每篇作品没有一篇不是为了抗战，可是他的身后老有一个鬼鬼祟祟的黑影，国民党随时可以把他逮捕下狱。

他不去管，不去管。

无限乡思秋日晚，

夕阳白发待归鸦！（老舍：《八方风雨》）

他的心和瑞宣、瑞全、钱诗人、祁老人在一起。他是“文牛”，他在埋头苦干。

病中逢酒仍须醉，

家在卢沟桥北边！（老舍：《自谴》）

他的头由桌案上抬起，眼光越过北碚的小山，远远地，看见北方家乡父老兄妹和他们的伟大的、神圣的、虽死犹荣的悲壮胜利。

他写下去，写下去。《四世同堂》写了三分之二，抗战胜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