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城的“老右”们

一天，彦涵到镇上的澡堂里洗澡。洗完后，正躺在长椅上休息，透过蒙蒙雾气，看见一个老头儿从里面出来，干瘦干瘦的，根根肋骨清晰可见，犹如搓板，举止却很斯文，一看便知道是从城里下来的干部。

彦涵觉得面熟，仔细一看，不禁叫道：“这不是李又然同志吗？”

老头儿转过身，眯起眼睛，朝彦涵这边望：“你……是谁呀？”

“我是彦涵哪！”

老头儿惊喜地“噢”了一声，便跌跌撞撞跑过来，紧紧拉着彦涵的手，亲热得不得了。

李又然在延安文协时，彦涵就认识他，两个人很聊得来。他早年留学法国，并在法国加入了共产党，是大作家罗曼·罗兰的学生。他比彦涵大十岁。在彦涵的印象里，李又然文学修养深，诗和文章都写得出色。进城以后，彦涵每次到中央文学讲习所去看他，他都拉着彦涵到街上的小饭馆里去喝酒，边喝边聊，海阔天空，话语滔滔，十分地风雅浪漫。

彦涵已有几年不见李又然了。自从划为右派以后，不许乱说乱动，也没人敢去看他，他对朋友们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没想到，今天竟在这里相遇。

彦涵又惊又喜：“你怎么在这里？”

李又然苦笑一下：“和你一样。”

彦涵很惊讶：“怎么？你也……”

李又然点点头，伸出两个指头：“二类，双开。”

“双开”是指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看来李又然的问题不轻。

“什么原因？”

“搞不清楚。”

“搞不清楚？怎么搞不清楚呢？”

“没人告诉我。说划就划了。”

李又然瘦瘦的脸上浮现出无可奈何的苦笑。

一阵沉默之后，彦涵问：“你现在怎么样啊？”

“唉，”李又然长叹一声，目光黯淡下来，“妻离子散！”

接下来又是一阵沉默。

过了好一会儿，李又然才说：“老婆离了，划了右派就和我离了。唉，她本来是为了与我划清界限，没想到，离了之后，她也被下放到张家口去了。”

“我记得你有两个小孩子，孩子怎么办了？”

“托给北京的朋友了，朋友帮着照顾。”

“你现在做什么呢？”

“监督改造嘛。在下面一个村子里，离这儿不太远。村子里大炼钢铁，我每天敲矿石，把大块敲成小块。”

李又然挥动一下麻秆一样的细胳膊，做着敲矿石的动作，模样有些滑稽可笑。

彦涵被逗乐了：“你这个诗人哪，五十多岁的人了，身体又这么孱弱，怎么干得了哇？”

“唉，干不了也得干哪，不然要挨训的呀……”李又然说得凄凄然。他因体弱无力，干不了太重的活，经常挨带队的训斥，但是从来一声不吭，默默忍受。

彦涵又问：“生活怎么样？”

李又然脸上一片愁云：“工资没了，每月给十八块钱的生活费，我和两个孩子就全靠这十八块钱了。不瞒你说，我现在是形同乞丐，身无分文哪。”

彦涵心里一阵难受。唉，一个著名的诗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一个心地善良的好人，竟沦落到如此地步，真是可悲！

他霍地站起身，说：“穿衣服穿衣服，到我家里去！”

等李又然穿好衣服，彦涵又是一阵难受。只见李又然衣裳破烂，满身粉尘，形同一个穷困潦倒的流浪汉，哪里还有一点当年那个西装革履、风度翩翩、斯文风雅的诗人的影子！

彦涵把李又然带回到家里。一进门，他就从箱子里找出十块钱，塞到李又然手里：“拿着拿着。”

李又然眼圈一下子红了：“老彦……”

“拿着拿着，我比你强一些。”

彦涵被划为右派后，工资减了一半，每月一百四十元，但实际上只给他三十几元的基本生活费。但白炎还有工资，加在一块儿也不算少，养两个孩子、吃饭还是勉强够的。这要比李又然每月十八元养三口人强多了。

李又然接过了那十块钱，一点儿没有拒绝。他没法拒绝，他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

彦涵要留他吃饭，李又然说：“不行啊，请假时只说是来洗澡，回去晚了，要挨训的呀。”

彦涵只好作罢。临别时，他说：“又然同志，以后进城就到我家来，聊聊天，吃吃饭。不要总是一个人待在那里。”

李又然点点头：“是啊，一个人，太寂寞了……”

送出门，彦涵又说：“又然同志，以后有过不去的时候，你只管开口好了。”

李又然摇摇头：“都很难，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我是不会要的。”

以后，李又然过一两个月就到彦涵家里来一趟，吃吃饭，聊聊天，尽量说些开心的话，互相安慰受伤的心灵。每次来，不需要他开口，彦涵都主动给他一些钱，多则十块八块，少则三块五块。李又然都默默接受，他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这天，李又然又来了。他一本正经地说：“老彦哪，有一件事我琢磨了好久，一直拿不定主意，想听听你的意见。”

“什么事情？”

“我想给毛主席写封信。”

彦涵吓了一跳：“给毛主席写信？”

李又然点点头：“有件事，我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应该直接给他老人家写封信。”

彦涵以为他要向毛主席申诉被划为右派的事，提醒他说：“反右运动可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

“不不不，不是这件事。”李又然说，“我不会为自己的事，打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

“那……那是什么事？”

“当然是大事，有关毛主席的事。”李又然说，“前些日子，我在一个杂志上看了篇文章，其中引证了毛主席的一段话，我发现，这段话的标点点错了。我弄不清楚，是毛主席写文章的时候就点错了呢，还是引证的人抄错了。不管是谁弄错的吧，但肯定是错了，这一点我有绝对的把握。我觉得这对毛主席的形象有影响，他是个伟人，是个大诗人，不应该出现这种常识性的错误。我想给他老人家写封信，请他查一查，如果是他点错了，建议他改过来，免得影响他老人家的形象。”

彦涵听了，哭笑不得，说：“老兄哎，你没看看你自己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了，还给毛主席写信？算了吧，老兄！你写了，他也不一定看得到。”

“不不不，我相信他会看得到的。”

“你怎么能肯定？”

“只要在信封上写上我的名字，毛主席就一定能看得到。毛主席知道我的。”李又然的表情非常认真，“在延安的时候，毛主席接见过艾青和我，我们一起谈过话。毛主席的记性特别好，肯定还会记得我。”

“老兄啊，那是哪年的皇历了？你想想你现在是个什么身份哪？啊？是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

一提右派，李又然便像被人揭了短，顿时耷拉下脑袋，不再言语了。但对彦涵的话好像仍然不大服气，想了想，又说：“咳，过去，我毕竟也是个老干部、老党员，发现问题不能不讲话嘛。退一万步说，即使现在不是干部和党员了，我和毛主席也算是朋友嘛。出于朋友之间的友谊，我也得提醒他一下。”

彦涵苦笑着摇摇头，说：“老兄哎，听我一劝，一定不能写。你不要忘了，你是右派，右派是不准乱说乱动的。你现在的任务和我一样，是劳动改造。老兄，还是老老实实敲你的矿石吧，没人需要你推敲什么标点不标点的。再说，我敢肯定，你就是写了信，也寄不到，弄不好还要惹出乱子来。老兄，五七年的苦头你还没吃够吗？”

李又然垂下了头，沉默半天，喃喃地说：“其实，我是好意，完全是好意呀……”

彦涵反问一句：“那么多的右派，有多少是恶意的？”

李又然眨了眨眼睛，没说话。

“老兄，看来，划你右派一点儿没错。”

“为什么？”

“书生气太足，而且，不长记性。”

李又然叹口气，又嘟囔了一句：“我是好意，真的，我真是好意。”

彦涵看着他那副认真的样子，脸上苦笑，心里发酸。

以后，李又然再未提过标点的事，老老实实敲他的矿石去了。

除李又然外，在彦涵的“社交生活”中，还有另外几个右派人物：版画家郑野夫、漫画家肖里、作家刘大海、戏剧家王少燕、文学编辑方轸文。

这几个右派都分在下面的村子里劳动。一九五八年热火朝天地宣传大跃进，他们时常被抽调到沙城来，和一些下放干部一起画壁画，写街头诗，有时还排演小戏。

每次活动，他们都要叫上彦涵。彦涵不大爱动，另外又身在报社，不大好出来，所以每次都得派人来叫他。

每次叫他的都是刘大海。刘大海是东北人，“九一八”东北沦陷后，流亡到内地，写诗写小说，后来参加了革命，在部队上干过好些年，以后转业到地方。人很豪爽，就是嘴爱咧咧，结果咧咧成了右派。虽然成了右派，依然大大咧咧的，右派们画壁画，他写打油诗，还忙前忙后紧张罗。

刘大海趴在报社那个小屋的窗台外面，悄声叫道：“嘿，彦涵，出来出来！出来热闹热闹，见见阳光！一个人憋在屋子里有什么劲儿！”

彦涵就笑着指指大屋：“不行，不能乱说乱动啊！”

刘大海说：“狗屁！宣传大跃进是政治任务，谁不支持谁政治态度有问题！”然后大摇大摆地走进大屋，冲着小屋喊：“彦涵，出来出来！画壁画去！”众目睽睽之下，把彦涵拉走了。

有时剧协的人排戏，刘大海也来叫彦涵。彦涵说：“我也不会演戏，我去干什么？”

刘大海说：“你记时间，看看每场戏要多长时间。”然后朝他一笑，“管他干什么呢，图个热闹嘛！”

“老右”们满街画画写诗，有时看看弄得差不多了，便背着下放干部，互相使个眼色，一个个偷偷溜走，然后钻进街上的小饭铺，大家一起凑钱，弄上点酒和肉，解解馋虫，说说心里话，吐吐闷气。

“老右”们在一起，精神放松，什么都敢说，彦涵感到很开心。

他最乐意听王少燕聊天。

王少燕是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喜剧作家，与彦涵同岁。抗战初期，他与吴雪、陈戈等人，组成了一个“四川旅外剧人抗敌演剧队”，他任名义上的队长，领导者实际上是共产党人吴雪。后来演剧队从成都出发，一路宣传抗日，最后到了延安。王少燕家里有钱，演剧队去延安的经费，就是他筹集的。王少燕没有去延安，仍留在成都，从事进步文化工作，与周恩来、罗隆基、阳翰笙等人关系密切。四十年代在重庆的时候，他来往于民盟与共产党之间，为共产党做了不少好事。罗隆基他们写了文章，经常是由他送到《新华日报》，《新华日报》有事要找罗隆基他们，也常常通过他来转达。一九五六年，“双百”方针提出后，王少燕接连发表了《葡萄烂了》、《春光明媚》、《墙》等政治讽刺剧剧本，讽刺官僚主义。结果反右运动一来，便被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

王少燕对彦涵讲起这些事，口气淡淡的，像是说别人的事，只是在末了说了一句：“我是对得起共产党的啊。”说完又嘻嘻哈哈，跟没事儿一样。王少燕这人生性乐观，什么事都想得开，划了右派之后，照吃照喝照睡照开玩笑，落得个心宽体胖。即便发牢骚，也不动肝火。

彦涵很佩服王少燕这一点。他也想像王少燕那样，对什么事都看得淡想得开一些，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做不到。他的心太重了，认死理。

转眼快到一九五九年的春节了。春节前，王少燕回了趟北京，回来时悄悄对彦涵说：“哎，伙计，我带回了一样东西，给你瞧瞧。”看看周围没人，打开了手提包。

原来里面装着一个熟猪头。“嗬，好大的个儿呀！”彦涵高兴地拍了拍那个硕大的猪头。

“老彦，大年三十的时候，你到我这儿来，咱们好好过个年！”

王少燕喜欢吃，而且会做菜。

“光咱俩有什么意思？把‘老右’们都叫上，一起热闹！”

“好，就这么办，全是老右，不要别人。”

大年三十晚上，几个“老右”聚在王少燕的屋子里，共度除夕。白炎带着东东也来了。大家围坐在火炕上，畅饮竹叶青，大嚼猪头肉，一个个吃得满嘴油光光，喝得满面红扑扑，又说又笑，感到异常地温暖和快活，忘却了心中的郁闷。

大家酒兴正浓，有人提议，吟诗助兴，每人两句。

“好，吟诗吟诗！”“老右”们一齐响应。

“我先来！”彦涵稍事默想，吟道：

当年刀枪挂在腰，

革命未死到今朝。

“好！”众人举杯起哄。

老实巴交的野夫一饮而尽，接了两句：

风云早已飘忽去，

军旗不摇酒旗摇。

在“老右”中，肖里最年轻，颇有才气，说话也像画漫画一样，形象而夸张：

只因嘴巴没封紧，

一顶小帽扣得牢。

刘大海酒性正酣，脱口而出：

从此变作无嘴人，

装聋作哑更逍遥。

王少燕笑眯眯地看看大家，接下去：

全国掀起大跃进，

我们右派如何好？

王少燕说完，大家搜肠刮肚，不知如何接下去。

这时，窗外响起噼噼啪啪的爆竹声。刘大海想了想，随即笑着高声说道：

一九五九快来到，

大家一起向左跑！

说完，做了一个雄赳赳气昂昂挥手前进的姿势。

大家顿时哈哈大笑，边笑边说：“对，向左跑，向左跑。”说着，一个个笑得东倒西歪。笑声中却充满了酸楚……

1959年春节，全家人在沙城居室前。

在沙城的“老右”里，与彦涵接触较多的，还有方轸文。方轸文是《戏剧报》的一位年轻编辑，苏州人，毕业于苏州社教学院，专攻戏剧。他性格直率，敢说敢讲，到《戏剧报》工作不到一年，正赶上大鸣大放，遂成右派，发配到怀来，在离沙城不远的二台子监督劳动。他和彦涵很谈得来，星期天时常到彦涵家里坐坐，聊聊天儿。虽然自己已遭不幸，却对彦涵深抱同情，甚至抱打不平。

鸡蛋事件，即是一例。五九年春天，彦涵的胃溃疡日趋严重，已经到了吃饭难以下咽、天天呕吐的程度，体重比一年前下降了十几斤。白炎很为他担心，就去商店里买鸡蛋，想替他补养身体。可是，鸡蛋实行统购统销，商店无售。出得商店门来，恰巧有个农民蹲在门口卖鸡蛋，白炎喜出望外，便买了几斤。

没想到，这几斤鸡蛋却惹出了麻烦。很快有人把白炎买鸡蛋的事情汇报到北京，美协立即指示，要对白炎进行严肃批评。白炎属于下放干部，在下边砸矿石，归下放干部队领导。

那位领队把白炎叫了去，狠狠训了一顿：“彦涵是下来改造嘛，有点儿小病就不得了啦，还要吃鸡蛋！这么娇气还行？那什么时候才能改造好？你是一个老同志、老党员，不但不帮助他进行改造，还给他买鸡蛋，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呀？啊？鸡蛋，国家有政策，统购统销，不能随便买卖。你身为国家干部，这么做又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呀？啊？”

个别批评不算完，接着又在下放干部中，点名大批了一通。

白炎性格软弱，又不善争辩，憋了一肚子气回到家，把挨批的事说给了彦涵。彦涵一听就火了：“这些人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然后，又无可奈何地叹口气，“算了，以后不吃就是了。”

鸡蛋事件发生后，方轸文很是愤愤不平，对彦涵说：“要说买鸡蛋，下放干部里买鸡蛋的人多了，怎么就不算事？右派生病，吃几个鸡蛋就兴师问罪，我怀疑这些人的心是不是被狗叼走了！彦涵同志，鸡蛋该吃还得吃，城里不好买，我从乡下帮你买！”

没过几天，方轸文就把一篮子鸡蛋送到彦涵家里。彦涵和白炎自然十分感激，但又怕给方轸文惹麻烦，劝他说，以后别买了，弄不好会惹麻烦。

方轸文说：“好些干部都买，怕什么！彦涵同志，你尽管放心吃，下个星期天我再给你带一篮子来。”

到了下个星期天，方轸文果真又来了。却是两手空空。

上次他从彦涵这里回去以后，二台子村的下放干部领队就把他找去谈话，说他帮彦涵买鸡蛋，是故意破坏统购统销政策，是臭味相投，拒绝改造，让他要在会上作检查。并严厉警告他，以后绝不允许再帮彦涵买鸡蛋。

“这帮家伙太不像话了！右派就不是人了？他们还讲不讲点人道主义？”

方轸文一副余怒未消的样子。彦涵很过意不去，因为生病吃点鸡蛋，竟惹出这么多麻烦，唉，这个鸡蛋真是不能吃了。

他劝方轸文说：“别人整我们，我们自己就别再窝囊了，得学会苦中作乐。等到哪个星期天，我们一起到郊外的河滩上去野餐，散散心。”

一个春光明媚的星期天，彦涵和白炎带着东东，与方轸文一起，来到了二台子村外的沙滩上。这是一片非常纯净、洁白的沙滩，沙子又细又软。大家躺在沙滩上，吃着从沙城买来的烧饼，聊着轻松的话题，很是惬意。东东在沙滩上跑来跑去，时而会扑进彦涵的怀里，父子俩便抱在一起在沙滩上打滚，滚起一阵一粗一细的笑声，飞入白云悠悠的蓝天。

自从划为右派后，彦涵还是头一回这样心情放松，开怀大笑。这一刻，心中的郁闷和烦恼都被笑声驱散了。

玩了一个多小时，大家打道回府，方轸文回二台子村，彦涵一家回沙城。分手时，又兴致勃勃地约定，有机会再来野餐。

谁也没想到，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彦涵一家回到家里没一会儿，一个陌生人破门而入，劈头就问：“你们到哪儿去了？”

彦涵弄不清怎么回事，问：“请问你是……”

“县政府的！”来人气势汹汹，“我问你，你们到哪儿去了？”

“到二台子玩去了，吃吃东西……”彦涵如实回答，然后又补充一句，“今天是星期天，我们休息。”

“休息？休息不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往外跑什么？”

好像休息就是待在家吃饭、睡大觉，否则就不叫休息。

“我们想到外面走走，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这有什么不可以的？”

“你们的任务是什么？是下放改造！改造嘛，还要到外面吃吃喝喝，随随便便就出去，也不向政府说一声。”

“休息还要向谁说一声？”

“你不要以为休息了就可以随随便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告诉你，你们的一举一动，我们都有人在盯着！”

彦涵惊讶得呆住了。在沙滩野餐的时候，他就发现对面的小树林里有个人，一直探头探脑朝他们这边窥视，当时还觉得奇怪，原来是在监视他们！

他恍然大悟，怪不得白炎和方轸文刚买了鸡蛋，上面的人就知道了，原来他们的一举一动，一直都有人在暗中监视！

彦涵有些恼火了，说：“我们又没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有什么可盯的呢？”

“你应该明白你们的身份，到处乱跑可不行！”

彦涵的倔脾气上来了：“不行又怎么办？”

“怎么办？你们好好考虑考虑，这事不算完！”来人怒气冲冲地走了。

全家人呆呆地愣在那儿，野餐带来的那点儿难得的快乐，全都烟消云散了。彦涵气得晚上连白炎做的鸡蛋汤也喝不下。这太不像话了，简直把右派当成了犯人，连点行动自由也没有了。他弄不清，派人监视他们，是县政府的意思呢，还是下放干部领导的指使？但可以肯定，那些人绝不会善罢甘休的，肯定要借此机会来整治他和方轸文。他必须采取主动的措施。

第二天，彦涵找到安部长，把星期天发生的事说了一遍，然后问道：“我们又不是犯人，为什么总有人监视我们？”

安部长似有难言之隐，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星期天嘛，出去玩玩，没有什么不可以的。这件事，我跟他们说一下，就算了。”

大概是安部长替彦涵讲了话，没有人再来找麻烦，事情就算了结了。

但是却没有放过方轸文。不久，方轸文被调到一个农场去了，虽说也是劳动，却要比农村艰苦得多，而且带有强制性质。据说，上面认为他一直不好好改造，屡犯错误，而且拒不检查，其中包括买鸡蛋和到外面野餐这两件事。

处理方轸文，显然与文联下放干部的领队有关，“老右”们提起这件事，都说领队太没人情味了，太左。耐人寻味的是这位领队后来的命运。许多年以后的七十年代末，有一天，彦涵在北京街头意外地碰见了他。

彦涵问：“这么多年没见，你到哪儿去了？”

领队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傲慢，苦笑着：“唉，别提了，你离开沙城以后，我就被发配到了新疆，一待就是十几年，现在刚落实政策回来。”

“什么原因把你弄到了新疆？”

“说我思想右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