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陶老师
姚军毅
从武汉珞珈山来到广州白云山麓十五年来，每逢与武汉大学哲学系同学和系友、武汉大学的同学和校友相聚时，一谈起当年的求学生涯，大家通常都以“我们的陶老师……”开篇。念及于此，在武汉大学筹备隆重庆祝陶德麟教授八十华诞之际，我要对敬爱的陶老师说出自己的感受和心声:陶老师，您是武大同学们心目中的良师；您是我心目中治学、做事、为人的典范！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武汉大学，不仅以校园之美享誉全国，更以学术气氛活跃吸引全国学子，浸润其中，自是获益良多，但最让我铭感于心的，还是陶老师的治学严谨。
那是1987年的一个春日，在哲学领域还处于入门阶段的我，冒昧地夜叩门扉，求见陶老师诉说己思。陶老师面带微笑，耐心地听我就社会规律与人的活动关系的认识滔滔不绝论说一番后，简述了他50年代研究社会规律与人的活动关系、撰文论述社会规律并非绝对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学术经历，并告诉我一个故事:一个学生问自己的老师，为什么对同一个问题，师兄的研究不比自己深刻却受到欢迎?老师问他，你是喜欢给一间黑屋子打开一扇窗透进光线的人呢，还是喜欢把天窗变成大窟窿洒进雨水的人?然后语重心长地告诫我:虽然时至今日，研究社会规律问题的大障碍已不复存在，但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不能一门心思“语出惊人”，必须把问题研究透彻；不能为发表论文而研究，必须为有利于社会实践而研究；不要为抓住细微末节而沾沾自喜，一定要抓住事物的根本；严谨，是治学者的立身之本。23年过去了，陶老师那一番醍醐灌顶的教诲，至今仍然铭记在我的心里。
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的武汉大学，樱花大道的樱花依然灿烂如昔，被陶老师收入门墙，再度回到珞珈山下求学的我，却有了更多的铭记:做事要精专，为人要通达。
那时，由于工作的需要，陶老师出任武汉大学校长，十分忙碌。作为他的博士生，我们既为他过度操劳学校事务而担心他的身体健康，更为他还要忍受一些不负责任的闲言碎语感到不平。1993年的一个夏夜，我就关于历史进步问题的研究聆听陶老师的教诲之后，多少有些愤懑地告诉陶老师，有人说他忙于做官，疏于治学。陶老师微微一笑，对我说，他担任校长后，在一次高规格的会议上，主管教育的国家领导人曾要求在座的大学校长们心无旁骛地做好教学管理工作。然后告诉我，他一贯主张“做事贵精专，做人贵通达”。就做事而言，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只有做一行、爱一行、精一行，才能把事做好；既然做了校长，就要切实负起职责，以治校为己任，待从校长位置上退下去后，再好好治学。就做人而言，每个人考虑问题都有自己的角度，做出选择都有自己的理由，不可要求人人都能理解自己，重要的是自己要“俯仰无愧于天地”。
写到这里，20世纪80年代中期、特别是90年代前期在武汉大学求学的难忘岁月，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我也越来越深切地意识到，陶老师对于我，不仅是专业上授业解惑的恩师，更是安身立命道理方面授业解惑的恩师！此生何幸?得蒙陶老师为师！此生何愿?愿陶老师身体健康，与吴师母“相濡以沫、相期以茶”！
2010年5月16日于竹韵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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