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日书翻译的热潮及背景

近代中国的翻译家、翻译理论家们，通常把所译外文文本，分为“西文”和“东文”两大类。其中，“东文”指的就是日本语文。

中国对“东文”及其著作，原本是瞧不起的。之所以称日文为“东文”，据说就是因为在当时许多中国人看来，日文还不配与汉文并称。众所周知，日本在千余年来一直是中国的学生。直到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中国许多人仍没有把日本放在眼里，称之为“东夷小国”或“蕞尔三岛”。历史上，极少有日文书籍被中国翻译过。据谭汝谦在《中日之间译书事业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书中的统计，从1600年到1825年的二百多年间，中国从日文翻译的书籍仅有十二册，其中由中国人翻译的只有两册，其余都是在中国学习和研究汉学的日本人所译。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使得日本顺利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并迅速成为强盛的近代国家。日本在较短的时间内变法成功，使中国人大为惊异，从此对他们刮目相看。在中国的有识之士眼里，当时的日本就是中国学习的最好的榜样。虽然有一帮顽固守旧者，对明治维新不以为然，甚至讽刺讥笑，但当时的改良主义者几乎人人谈日本，个个推崇明治维新。中国人发现，在介绍洋学、著译新书方面，日本也大可借鉴。从此，几千年的中日文化交流关系也发生了流向上的根本变化，“汉学东渐”转为“东学西渐”。当时，关于日本变法图强的书籍资料，使改良派人士受益匪浅。改良派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王韬、郑观应等，极力主张效法日本的明治维新。康有为曾说：他早年读了日本的书，了解了日本明治维新的情况，“且读且骇，知其变政之勇猛，而成效之已著也。臣在民间，募开书局以译之，人皆不信，事不克成”（《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他在呈光绪皇帝的上疏中说：“日本崎岖小岛，近者君臣变法兴治，十余年间，百废俱举，南灭琉球，北辟虾夷，欧洲大国，倪而不敢伺。”（《上清帝第一书》）他主张把日本明治维新作为变法改良的借鉴。王韬说：“日本海东一小国耳，一旦勃然有志振兴，顿革平时因循之弊。其国中一切制度，概法乎泰西。仿效取则，惟恐其入之不深。数年之间，竟能自造船舶，自制枪炮，练兵训士，开矿聚钱，并其冠堂文字、屋宇之制，无不改而从之。民间如有不愿从者，亦听焉。”（《弢园文录外编》）郑观应说：“考日本东瀛一岛国耳，土产无多。年来效法泰西，力求振作。凡外来货物，悉令地方官竭力讲求，招商集股，设局制造。如有亏耗，设法弥补，一切章程，听商自主，故能百废俱举。”（《盛世危言》）

在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惨败。清政府被迫屈辱求和，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向日本割地赔款，开放口岸。甲午战争的失败，充分暴露了清朝封建统治的腐朽没落，也使更多的人思索这样的问题：区区岛国日本，为什么能够打败老大中华帝国？由此，中国人对日本、对日本明治维新的认识也更深化了。有识之士更痛切地认识到了学习日本、变法图强的必要和紧迫。康有为认为，西洋各国与我国差别太大，而且变法时间已太久，难以效法，而日本“其守旧之政俗与我同，故更新之法，不能舍日本而有异道”（《日本变政考·跋》），并明确地提出了“不妨以强敌为师资”的口号（《日本变政考·序》）。

在这种情况下，研究日本，介绍翻译日本书籍，就成为一种时代风尚。

首开日本研究之风气的，是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黄遵宪。黄遵宪曾作为驻日使节出使日本多年。他对日本进行了长期的观察和研究，历时十几年，写成了中国第一部系统地研究日本、研究明治维新的长达五十万言的大作《日本国志》，并于1895年出版。此书全面研究论述了日本的历史和现状，有意识地把中日两国进行比较，并以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为借镜，主张学习西方，学习日本，改良中国的封建政治制度，像日本一样殖产兴业，加强武备，巩固国防，提倡“工艺”和“专门之学”，发展教育，改革语言文字。此书一出，即引起了轰动，并被“海内奉为瑰宝”（荻保贤《平等阁诗话》）。出使欧洲四国的薛福成在《日本国志序》中赞叹说：“此奇作也，数百年来鲜有为之者。”1896年，梁启超在为《日本国志》写的后序中，“责备”黄遵宪未能早些出版此书，以致中国人迟迟未能了解日本。梁启超写道：“中国人之寡知日本也。黄子公度撰《日本国志》，梁启超读之欣怿咏叹：黄子乃今知日本，知日本之所以强，赖黄子也。又懑愤责黄子曰：乃今知中国，知中国所以弱，在黄子成书十年久，谦让不流通，令中国人寡知日本，不鉴，不备，不患，不怵，以至今日也。”

而要研究日本，借鉴日本的经验，光有一本《日本国志》还远远不够。为了更多、更直接和更全面地了解和借鉴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经验，许多洋务派和维新派人士都大声呼吁派学生到日本留学，学习日语并大量翻译日本书籍。清末洋务教育的开拓者张之洞在《劝学篇》（1898）一书中指出：

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一，路近省费，可多遣；一，去华近，易考察；一，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一，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若欲求精求备，再赴西洋，有何不可？

学西文者，效迟而用博，为少年未仕者计也。译西书者，功近而效速，为中年已仕者计也。苦学东洋文，译东洋书，则速而又速者也。是故从洋师不如通洋文，译西书不如译东书。

王之春对清廷上奏说：

西书译手本少，惟日本选译最精。中东同文，通才学东文，三月便可卒业。（《东华录续录》卷一六九）

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也慨叹日本“以蕞尔三岛之地，治定功成，豹变龙腾，化为霸国”；“二十年间，遂能政法大备，尽撮欧美之文学艺术，而熔之于国民，岁养十万之兵，与其十数之舰，而胜吾大国”。因此康有为认为日本的成功经验很值得中国学习借鉴，而学习借鉴日本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翻译日本书籍：

若因日本译书之成业，政法之成绩而妙用之，彼与我同文，则转译辑其成书，比起译欧美之文，事一而功万矣。彼与我同俗，则考其变政之次第，鉴其行事之得失，去其弊误，取其精华，在一转移间，而欧美之新法，日本之良规，悉发现于我神州大陆矣。……但借其同文，因其变迹，规模易举，条理易详，比之采译欧美之万难，前无向导之盲瞽，岂不相距万里哉！（《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1898年）

梁启超在1897年发表《变法通议》一书，其中有《论译书》一节专门论述翻译的重要性，认为：“苟其处今日之天下，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要义，昭昭然也。”他举日本为例说：“日本自彬田翼等，始以和文译荷兰书……至今日本书会，凡西人致用之籍，靡不有译本。故其变法灼见本原，一发即中，遂成雄国。”他进一步指出：

日本与我为同文之国，自昔行用汉文。自和文肇始，而平假名片假名等，始与汉文相杂厕。然汉文犹居十六七。日本自维新以后，锐意西学，所翻彼中之书，要者略备。其本国新著之书，亦多可观。近诚能习日文以译日书，用力甚少而获利甚钜。计日文之易成，约有数端。音少一也，音皆中之所有，无棘刺扞格之音；二也，文法疏阔；三也，名物象事，多与中土相同；四也，汉文居十六七也，故黄君公度谓可不学而能。苟能强记，半岁无不尽通者。以此视西文，抑又事半功倍也。

在《论学日本文之益》中，梁启超又说：

学英文者经五六年始成，其初学成也尚多窒碍，犹未必能读其政治学、资生学、智学、群学等之书也。而学日本文者，数日而小成，数月而大成。日本之学，已尽为我所有矣。天下之事，孰有快于此者。

可见，尽管表述方式不同，但洋务派、维新派人士关于学习日本、翻译日书的主张，是非常一致的。为什么特别主张学习日本、翻译日书？按他们的看法，和学习、翻译欧美文学比较而言，学日本是多、快、好、省的一条捷径。

在这种普遍的共识之下，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在中国出现了学习日语、留学日本、翻译日书的热潮。甲午战争之前，中国没有一所学校讲授日语。1862年成立的第一个培养翻译人才的学校“京师同文馆”，先后开设了英语、法语、俄语和德语，但没有日语。甲午战争后的1897年，京师同文馆内便开始建立“东文馆”。同年，梁启超在上海建立大同译书局，特别注重翻译日文著作，在《大同译书局叙例》中，梁启超提出译书局的翻译方针是：“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1898年，罗振玉在上海设立东文学社，请日本教师教中国学生学习日语。1896年，中国向日本派出了第一批学日语的留学生。接着又有一批批的中国留学生源源不断地到日本去。这些人成为日本书籍翻译的主要承担者。日本学者实藤惠秀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中写道，那时的“中国人认识到不仅要派遣留学生出洋留学，而且肯定翻译比留学更少当务之急。至于留学的目的，甚至可以说主要是为了培养翻译人才”。1898年，出现了留学生翻译的日文书籍。1900年，留日学生成立了第一个翻译日文书的团体“译书汇编社”，出版《译书汇编》月刊。之后出现的专门翻译日文书的团体还有湘籍留日学生组成的“湖南编译社”（该社发行《游学译编》月刊）、闽籍留学生组成的“闽学会”等。

虽然上述文章极力鼓吹翻译日书的紧迫性，并认为日语易学，但要真正达到可以译书的程度，起码也需要数年时间。所以晚清大规模地对日本书籍的翻译，大致开始于大力提倡日书翻译的四五年以后。到20世纪最初几年间，日文书籍的翻译在数量上超过了所有西文书籍，占到了一多半。据香港学者谭汝谦在《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中的统计，自中国开始大规模翻译日本书的1896年起，到民国成立的1911年，日文著作的中译本共达九百五十八种。陈应年先生根据所掌握的资料认为，实际上的数量还要超过谭的统计，“估价实际数字当达一千种以上”（参见《中日文化交流史论文集》，第269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