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作用及历史定位

第四节　翻译的作用及历史定位

翻译作为人类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它所涉及的内容是深刻而广泛的。路易·凯勒（Louis Keller）曾指出，完整的翻译理论应该有三个部分：对翻译的功能和目标的说明；对翻译操作的描写与分析；对目标操作之间关系的批评性评述。（Keller L., 1979：1-5）凯利将这翻译的功能与目标的说明摆在突出重要的位置，由此可见，对翻译作用的考察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

1. 翻译的作用

探讨翻译活动的作用，既可以根据自己对翻译的理解和认识对翻译目的与功能进行理想的定位，也可以根据对某一翻译现象、翻译事实的分析，对翻译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具体影响予以揭示，甚至可以根据对某一文本的深入分析，对文本的价值和效果进行评价。在这里，作用、功能、影响、价值等等词语，虽然意义有所区别，但就本质而言，指的都是翻译活动应该起到或已经起到的作用。

为翻译定位，更确切地说，是要探讨翻译到底应该有何作为。在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之前，有必要说明一点，那就是“为翻译定位”这一说法，出自特贾斯维尼·尼朗贾纳（Tejaswini Niranjana）在《为翻译定位：历史、后结构主义和殖民语境》一书。

尼朗贾纳在这部著作中所使用的“翻译”一词，“并非仅指一种跨语际的过程，而是对一个完整问题系的称谓”，因为，“在后殖民的情境下，翻译的问题系（the problematic translation）成了引发有关再现、权力以及历史性这诸多问题的一个意义重大的场点”。所谓“翻译的问题系”实际上指的是翻译这一实践所引发的有关“再现、权力以及历史性”这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考。尼朗贾纳明确表示，为翻译定位，对翻译进行研究，“完全不是要去解决什么译者的困境，不是要在理论上再给翻译另立一说，一遍能够找到一个‘缩小’不同文化之间‘隔阂’的更加保险可靠的‘办法’。相反，它是要对这道隔阂、这种差异作彻底的思考，要探讨如何把对翻译的执迷和欲望加以定位，以此来描述翻译符合流通其间的组织体系。”鉴于此，尼朗贾纳试图通过翻译这一人类实践去认识历史，并从中反思翻译在这一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在研究中，她通过对“翻译问题系及其与后殖民状况的关联”、“‘翻译’在传统译学话语和民族志著述里的状况”的审视与检讨，发现翻译这一实践活动“构塑了殖民状态下不对称的权利关系”，并揭示了在殖民统治下，翻译在“哲学、语言学和政治学”等诸多领域都在“发挥作用”。在传统的视角中，翻译往往只是在认知和知识的领域发挥作用，尼朗贾纳在分析印度的翻译实践以及对殖民语境中的翻译作了多方面的分析之后，认为翻译的实际作用远远不止于“知识”的再现。她指出，“翻译的如此派用，是配合了一个目的论的等级文化模式的建立，或为之创造了条件”，“影响广泛的翻译召唤了殖民主体，把某些关于东方的描述加以合法化和权威化”。

2. 翻译的历史定位

我们之前谈到为翻译定位，从而进一步思考翻译到底应该有什么作用，那么翻译的历史定位，或者说，翻译的历史作用，则主要通过对翻译史的考察探讨翻译活动所发挥的历史作用。如果说尼朗贾纳是通过详尽的分析与严密的论证旨在唤起人们对翻译在历史上发挥作用的重视，那么法国译论家米歇尔·巴拉尔的话则一语中的：“对翻译研究的首要目的，就是要还翻译应该有的历史位置，让人们清楚地看到翻译所起的重要的历史作用。”

2.1　翻译的历史作用之一：对译入语的影响与改造

梁启超是对翻译问题有着深刻思考的学者之一。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一文中，他从词语的吸收与创造、语法、文化之变化等方面讨论了佛经翻译文学对汉语的直接影响，并提出了许多重要观点。梁启超认为：“初期译家，除固有名词对音转译外，其抽象语多袭旧名。吾命之曰‘支谦流’之用字法。盖对于所谓术语者，未甚经意，此在启蒙草创时，固应然也。及所研治日益深入，则觉旧雨与新义，断不能适相吻合，而袭用之必不免于笼统失真。于是共努力从事于新语之创造。”（罗新璋，1984：63）梁启超在此所论涉及语言准换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发出语中表达新事物、新观念的名词，若目的语中不存在相对应的词语，译家有可能采取两种方法：一是袭用旧名，二是创造新语。而袭用旧名，有可能笼统失真，旧语与新义不相吻合，起不到翻译之用，于是创造新语便成了译家努力的方向。正是靠了翻译，汉语在不断地创新中得到了丰富与发展。根据梁启超介绍，当时日本人编了一部《佛教大辞典》，其中收录“三万五千余语”，而“此诸语者非他，实汉晋迄唐八百年间诸师所创造，加入吾国语系统中而变为新成分者也。夫语也者所以表观念也；增加三万五千语，即增加三万五千个观念也。由此观之，则自译也勃兴后，我国语实质之扩大，其程度为何如者？”（罗新璋，1984：63）梁启超提出的这一问号，在我们看来有“惊叹号”之用。暂不论“三万五千语”是否完全进入汉语系统，但就词语带来的新观念而言，其价值不仅仅在于汉语词汇的丰富、汉语实质的扩大，更是思想观念的革新，这种直接与间接的作用是需要我们认真关注的。梁启超还以为唐玄奘重译苻秦译过的《阿毗昙八犍度论》中的一些译例为分析对象，指出了翻译的特殊功能：“盖我国汉字以后，学者唯古是崇。不敢有所创作，虽值一新观念发生，亦必印嵌以古字，而此新观念遂晻没于囫囵变质之中，一切学术，俱带灰色，职此之由佛学既昌，新语杂陈；学者对于梵义，不肯囫囵放过；搜寻语源，力求真是。其势不得不出于大胆的创造。创造之途既开，则益为分析的进化。此国语内容所以日趋于扩大也。”（罗新璋，1984：64）梁启超在此指出了一个值得深刻思考的问题，即以旧语译新观念，新观念必变质，而在对于佛经的翻译中，面对大量的新观念、新事物，若固守旧语，翻译的可能性必大打折扣，且有违背了翻译的初衷，故“不得不出于大胆的创造”，创造新语译新观念，既扩大了语言的实质内容，又引进了新观念、新思路。如果以此观点去考察一下我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与白话文运动之间的关系，再去审视“白话文为维新之本”、“开民智莫如改革文言”等等观点（唐弢，1979：3-4），人们便不难领会白话文运动之于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性，而翻译则又在很大程度上为白话文运动起到了强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更不难理解为何“五四”运动前后的几乎所有进步报刊都登载翻译作品，且鲁迅、刘半农、沈雁冰、郑振铎、瞿秋白等为何会热衷于翻译。客观地看，在“五四”文学革命所进行的诸如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建立新诗、改革旧剧这些重要的运动中，翻译在某种意义上都起了重要的先锋作用。鲁迅则是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实践中，都把翻译当作改造语言、革新思维的重要事业去对待的。“在鲁迅那里，翻译并不仅仅是一种手段，而且本身便是目的。把外国语译成汉语，不仅仅是把外国人的思想、情感介绍给中国人，同时本身便是汉语自身的一种实验。或者说，翻译，不仅仅是把外国人的思想、情感介绍给中国人，同时也把外国人的语言方式，也就是产生这种思想、情感的方式，一并介绍给中国。”鉴于此，鲁迅极力主张“直译”、“硬译”、“宁信而不顺”，借助翻译来改造汉语、丰富汉语，使汉语更细致精密，更富有表现力，更具有逻辑性。

把目光从中国移开，投向西方语言的发展史，我们便会发现历史有惊人的相似，翻译对于语言改造的特别作用在历史的进程中得以不断凸现。路德翻译《圣经》的例子具有深刻的历史内涵。从路德所处的历史环境来看，路德翻译《圣经》具有两方面的重大意义：一是对德国宗教改革的实质性推动，二是对德国语言统一与发展的开拓性作用。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 Berman）在《异的考验——德国浪漫主义时代文化与翻译》对此有详细的论述与分析。为了推动宗教改革，路德用德国大众的语言来翻译《圣经》，以“土生土长”的地方性语言为出发点，在翻译的过程中不断提炼、不断丰富，最终使其从俗语言逐渐提升成为了规范语言。在欧洲，不仅仅在德国，而且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翻译都起到了培育现代语言的作用，使与拉丁语这种公认的“文明语言”相对而言的“俗语言”，如德语、法语、西班牙语等，在翻译过程中不断丰富自身，在种种“异”的考验中最终显示了自身的生命力，确立了自我。

纵观中西方语言发展史的演进，翻译，无论是在对旧语言的改造、新语言的形成，还是在不同语言的接触与交流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2.2　翻译的历史作用之二：对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塑造

张立波在《翻译与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一书中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传播与接收，并进而指出，翻译在整个过程中发挥了历史规划与主体召唤的巨大作用。历史规划作用不仅仅体现在对汉语政治新词的引进与创造，如“干部”、“农民”、“封建”、“阶级”等等，而且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译解过程对中国的政治生活与经济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渗透到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方方面面。因为有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才能超越国际社会主义尝试失败的个例，从思想的高度对未来的走向提供了某种理论上的指导，进而作出历史性的规划。马克思主义被翻译到了中国的过程，延续了“唤醒中国”的历史使命，发挥了“召唤”主体、唤醒民众的独特作用。（张立波，2007）“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如若没有一批出洋留学或大学深造，没有那些精通外文又心甘情愿献身工人运动的‘赤色’知识分子把《共产党宣言》，把马克思的、恩格斯的、列宁的、早期斯大林的，以及诠释经典理论的书籍如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等，还有共产国际的指令、文件翻译成中文，马克思主义靠‘悟’是悟不出来的……靠什么来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十月革命的炮声是如何传入中国，继而中国进行革命实践的？从媒介学的角度，靠的是翻译！”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的历程中，翻译具有某种先导作用，而对马克思主义的翻译，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塑造中国主流政治思想的过程。

翻译与政治的特殊关系，无疑是翻译发展的一大特征。若我们从政治角度去考察整部翻译史，许多翻译现象可得到更为合理的解释；同时，翻译活动的进行，也因为最初的政治目的与价值取向，其作用的发挥也或多或少带上了政治的色彩。中国的佛经翻译曾取得了辉煌的成果，也积累了丰富的翻译经验。但是，历朝历代的佛经翻译都是与当时的封建王朝的支持分不开。显而易见，佛经翻译深刻影响着封建王朝子民的思想价值观，从而进一步巩固帝王的统治。在中国近代史上，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是对中国知识分子阶层震动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历史事件。这一时期的翻译家以梁启超、严复、林纾等人为代表，怀着“吸彼欧美之灵魂，淬我国民之心志”的民族文化心理，大都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意识和策略。反映在外国文学翻译中，关注民族命运、反抗外国侵略、讴歌民族独立和解放，就成为一时翻译选择的风尚。而事实上，他们在翻译过程中所确立的目标也在翻译的实践中得以实现。

在谈到影响翻译的因素时，我们将意识形态纳入到我们的研究视野，这也与文化学派代表人物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的观点不谋而合。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在意识形态影响翻译取向、翻译选择的同时，翻译活动也对意识形态本身有着某种反作用。正如有学者指出，文学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译者个体乃至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以梁启超、严复、林纾、苏曼殊、马君武和周桂笙等这一代文学翻译家为例，他们翻译的小说体现了反对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拯救祖国危亡的爱国主义思想，追求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和爱情自由的进步思想，以及反对种族歧视的人道主义精神。然而，在翻译介绍异域思想与文化时，难免会产生“异”的道德观念与意识形态同中国的封建传统相冲突的事实，而那时的翻译文学也正是在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思想的斗争中获得了发展的。这也是为何杨紫麟和包天笑译了半部《迦茵小传》就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而林纾将其补全却遭到了强烈的批评，因为该小说后半部描写了女主人公迦茵怀孕并生一私生子，有悖于中国的传统礼教。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翻译文学读者人群的扩大，这些观念也逐渐为国人所接受。

2.3　翻译的历史作用之三：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

就我们对翻译本质的认识而言，季羡林说：“只要语言文字不同，不管是在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华民族包括很多民族）内，还是在众多的国家或民族间，翻译都是必要的。否则思想就无法沟通，文化就难以交流，人类社会也就难以前进。”（季羡林，1997）基于这一认识，我们可以这么说，翻译是因人类相互交流的需要而生，文字与文化的差异性是翻译诞生的原动力，从这一意义出发，寻求思想沟通，促进文化交流，却是翻译的目的或任务之所在。在人类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中，翻译所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若把翻译放在人类文化交流的大背景中去进行考察，那就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翻译决不仅仅是文字符号的简单转换，它涉及文化交流的方方面面：文字积淀的文化价值、文本所置身的文化土壤、文本转化所涉及的出发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之间的关系等等。不同文化的相互了解、互为尊重、互为补充，以达到人类心灵的沟通，应该是多元文化语境下的一种理想追求。翻译在其中可起的作用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如何发挥翻译在多元文化语境交流中的作用呢？首先我们应该明确认识到，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其文化要发展，就不能不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封闭与堵塞只能导致民族文化的贫乏化和枯萎，只有交流才会带来生机与发展。其次，翻译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可以有效组织全世界的文化走向同质化和同一化的危机，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孙会军谈到文化“全球化”与翻译的关系时认为，多样性的文化是构建普世文化的重要资源，若要使多元文化资源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全球文化，唯一的构建方式是异质文化之间的对话。文化之间的对话离不开翻译，翻译是异质文化之间进行交流和对话的重要媒介。（孙会军，2005：232）

考察翻译历史，检视翻译之“用”，途径多样，观点纷呈，一方面为我们认识翻译提供了新的视角，另一方面，也为我们评价翻译提供了事实依据。如果说近三十年来翻译界和文化界对翻译的功能与作用的认识在不断深入、不断提高的话，那么，对翻译之“用”的不断提高和不断深入的认识，则有助于我们全面客观地对翻译活动进行评价，进而为如何更有效地进行翻译活动和开拓翻译的可能性提供了理论的参照。通过对具体翻译史的考察，我们看到翻译在语言、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发挥的历史作用。如果说尼朗贾纳通过对翻译的定位重新认识翻译在后殖民语境中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为我们分析译之“用”提供了某种新的视野的话，那么我们从翻译史的角度切入则实在地揭示出翻译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在我们所列出的翻译的三种历史作用之间，并非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也是文化交流的主要手段，翻译对于语言的影响与改造势必会加快对新思想的塑造，提高文化交流的广度与深度；同样地，翻译在引进新思想的过程中也必然会引进新的语法习惯、词汇用词。其实，无论是语言层面、政治层面还是思想层面，翻译归根结底是“跨文化的交际活动”。

3. 文化视角下的翻译的运用

从世界的范围内来考察，我们了解到各国翻译界和文化界都已经开始从翻译的性质、翻译选择、文化立场、翻译影响、价值重构等各个角度切入，对翻译史上的一些重大的事件和现象进行文化层面的审视，探讨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与翻译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文化翻译”的概念。像美国的安德烈·勒菲弗尔、英国的苏珊·巴斯奈特、法国的安托瓦纳·贝尔曼、德国的弗美尔、奥地利的玛丽·斯内尔-霍恩比、以色列的吉迪恩·图里（Gideon Toury）等翻译理论家的“研究表明，翻译在全世界文化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许钧，2002：219-226）在国内，王克非的《翻译文化史论》是这方面研究的一部开山之作，在这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国内重要学者对翻译与文化关系的深刻思考，有助于认识“翻译对于文化（尤其是译入语文化）的意义和影响，它在文化史上的作用，以及文化对于翻译的制约，特别是在通过翻译摄取外域文化精华时，翻译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发生什么样的变异”。王克非在强调论述翻译与文化的互动关系时，一连提出的三个“什么样”，既为我们认识翻译的文化价值提供了研究路径，又为我们全面把握翻译目的、翻译过程和翻译结果之间的关系开拓了批评的疆界。

3.1　翻译与文化的差异性

劳伦斯·韦努蒂在《翻译与文化身份的塑造》（“Translation and 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Identities”）一文中，通过考察日本小说的英语、亚里士多德《诗学》的英译和围绕圣哲罗姆的《旧约》的翻译在早期基督教内所引起的广泛争议等情况，揭示“翻译是如何形塑特殊的文化身份，如何使这些文化身份维持某种程度的连贯性和纯粹性的”。韦努蒂认为，任何翻译活动都以“交流”为目的，但“只有异域文化不再是天书般地外异，而是能够在鲜明的本土形式里得到理解时，交流的目的才能达到”。（转引自许宝强、袁伟，2001：358-382）鉴于此，他明确指出：因此，翻译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归化过程，其间，异域文本被打上使本土特定群体易于理解的语言和文化价值的印记。这一打上印记的过程，贯彻了翻译的产生、流通及接受的每一个环节。它首先体现在对拟翻译的异域文本的选择上，通常就是排斥与本土特定利益相符的其他文本。接着它最有力地体现在以本土方言和话语方式改写异域文本这一翻译策略的制定中，在此，选择某些本土价值总是意味着对其他价值的排斥。再接下来，翻译的文本以多种多样的形式被出版、评论、阅读和教授，在不同的制度背景和社会环境下，产生着不同的文化和政治影响，这些使用形式使问题进一步地复杂化。

细读韦努蒂的这段话，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所使用的“影响”和“价值”两个词有着特殊的意义。韦努蒂认为，翻译的产生、交流和接受的每一个过程，一方面要打上本土特定群体易于理解的语言和文化价值的印记，另一方面又起着反作用，即产生着不同的文化和政治影响。我们也许可以这样去理解，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总是要受到目的语文化价值的制约，但在同时，它又深刻影响着目的语文化。这种作用于反作用贯穿着翻译的整个过程，翻译是一种苦熬文化的交流活动，翻译的双向性必然决定着它也将对影响它的所有因素产生反作用。因此，在之前对翻译的历史作用和探讨中，我们也透过翻译史看到了翻译对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塑造与影响。的确，翻译所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而韦努蒂认为，翻译所起的作用中，“最重要的是对文化身份的塑造”。（转引自许宝强、袁伟，2001：359-360）他强调：翻译以巨大的力量构建着对异域文化的再现。对异域文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制定，能成为异域文学建立起独特的本土典律，这些典律遵从的是本土习见中的美学标准，因而展现出来的种种排斥与接纳、中心与边缘，都是与异域语言里的潮流相背离的。本土对于拟译文本的选择，使这些文本脱离了赋予它们以意义的异域文学传统，往往使异域文学被非历史化，且异域文本通常被改写以符合本土文学中当下的主流风格和主题。这些影响有可能上升到民族的意义层面：翻译能够制造出异国他乡的固定形象，这些定式反映的是本土的政治和文化价值，从而把那些看上去无助于解决本土关怀的争论与分歧排斥出去。翻译有助于塑造本土对待异域国度的态度，对特定族裔、种族和国家或尊重或蔑视，能够孕育出对文化差异的尊重或者基于我族中心主义、种族歧视或者爱国主义之上的尊重或者仇恨。从长远看来，通过建立起外交的文化基础，翻译将在地缘政治关系中强化国家间的同盟、对抗和霸权。

韦努蒂把翻译所起的最重要的作用归结于“对文化身份的塑造”是不无道理的。应该看到，文化身份的塑造所面对的最基本问题，是差异性问题。韦努蒂在这段论述中，涉及了有关文化交流的许多重要因素：一是翻译以其对异域文化的再现、对异域形象的制造，使异域文本脱离赋予其意义的文学传统；二是翻译以文本和策略的选择为切入点，对异域文本加以改造，甚至改写，使其符合目的语文化的主潮；三是通过对异域文本的改造，使目的语文化形成一种对异域文化的基本态度：基于我族中心主义、种族歧视或者爱国主义之上的尊重或者蔑视，甚至仇恨。由此一来，这种对异域文化的态度和翻译策略所造成的结果，势必上升到民族的意义层面，最终“在地缘政治关系中强化国家间的同盟、对抗和霸权”。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在翻译活动中所凸现的文化与政治之间的紧密关系，同时文化的民族性与文化的差异性又无法避免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对文化的民族性和差异性的不同态度与处理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翻译所起的作用。韦努蒂认为，翻译产生的作用，可以是保守的，也可以是逾越常规的。对异域文本的语言及文化差异性的压抑，常常会抹杀翻译的积极作用。

对文化的差异性问题，北京大学的孟华有着深刻的思考。她明确指出，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翻译具有传递“相异性”的功能，即翻译“可在一国的文化传统中，亦即在一个民族的身份认同中植入相异性因素”。（孟华，2001：101）从某种意义上说，孟华与韦努蒂的观点有着共同之处。不同的是，韦努蒂是从反面来提醒人们注意翻译在“对文化身份的塑造”中可能会起到的不同作用，而孟华则是从正面来论述翻译“在不同文化间将一种异域文化的‘相异性’植入本民族‘身份认同’中来的”积极功能。孟华的这一观点，基于她对中国翻译史上四个重要阶段的分析，尤其是基于对明末清初（17世纪末18世纪初）对西学的译介，和对自清末民初始而至20世纪30年代达到高潮的对西学大规模译介活动的分析。孟华指出：“在十七、十八世纪，随着天主教传教士的东来，发生了第一次大规模的中西文化交流。面对中国这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古老民族，传教士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为了把上帝的‘福音’传入‘天朝’，传教士们确实费尽了心机。”由于在目的语中难以找到对应的词汇传达原文的意义，传教士们采用音译的方法，如罗明坚甫在《天主圣教实录》“天主圣性章”中将“Pater”（圣父）、“Filius”（圣子）、“Spiritus Sanctus”（圣灵）分别译作“巴德助”、“费略”、“斯彼利多三多”，但这种方法达不到传播“福音”的目的。罗马耶稣会士利玛窦采取了一种“改写”的方法，“取中国人传统的概念，往里面硬塞进了基督教的含义，以此来取悦中国士子。如在《天主实义》一书中，利氏就引用了大量儒家典籍的原文，以说明基督教的‘上帝’实乃中国人传统的‘天’。尽管‘天’的概念离‘上帝’的内涵想去甚远，但利玛窦这种中国化的努力，却保证了他日后能在中国扎下根，取得传教的成功。”孟华借用此例想要说明的是，利玛窦采用灵活的翻译策略将基督教义纳入目的语文化体系，通过对出发语文本的改造，将“相异性”因素引入到另一种文化之中。她认为，“利玛窦的成功主要在于他找到了如下规律：越是将基督教义这一绝对的相异性中国化，中国文人就越不会提放它，它也就越容易为儒士们所接受，从而有可能进入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中。我们甚至可以说，将相异性植入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度和广度，与这一相异性的中国化程度是直接成正比的。简言之，越是本土化的，就越易被接受。而利玛窦的实用主义以及他所取得的成功都使他们看到：在文化交流中只要翻译策略运用得当，相异性因素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身份认同。”（孟华，2001：103-104）不难看出，孟华在此所说的得当的翻译策略，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本土化”方法，也就是韦努蒂所强调的“归化”的策略和手段。看来，将异域文本加以归化的努力，是将异域文化中的差异或“相异性”植入到目的语中的一种较为普遍的方法。但问题是，在“本土化”或“归化”的过程中，异域文本中所蕴含的文化差异是否还能保存？翻译的文化交流目的是否能达到？孟华显然已经意识到这些问题，她以“相异性”与“相似性”之间的互动关系和交互作用对上述疑问作了解答：“将相异性因素植入认同性并非一种单向的直线运动。实际上，相异性与认同性两者间是存在着一种交互作用的：只有本土化了的相异性，才有可能被植入接受者文化体系；而同时，这一被本土化了的相异性也就以其携带的异国因素（无论此因素经历了怎样的变形，相对于传统，它依然具有某种他者的性质）丰富了本土文化，从而反作用于身份认同，为更新目的与文化传统做出了贡献。”（孟华，2001：104）至此，我们终于明白，孟华所强调的翻译的重大作用，在于通过“归化”的策略，将相异性因素植入目的语文化体系中使之被认同，以目的语文化的“认同性”来激活“相异性”，达到更新目的语文化传统、丰富目的与文化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更新和丰富的过程是渐进的，其对文化的推进作用是积累性的。

3.2　从文化的高度把握翻译的作用

斯达尔夫人（Madame de Stael，1766—1817）曾说：翻译“对文学最大的贡献就是把人类精神的巨著从一种语言搬到另一种语言”。当然，文学翻译远非仅仅是语言上的迁移，但“精神”二字道出了翻译之于民族文化最重要的作用，而文学翻译对精神的构建作用无疑也是对其贡献的最高褒奖。杨义在《文学翻译与百年中国精神谱系》一文中指出翻译与人的本质相联系，与百年中国文化谱系相联系。他说：“这股历百余年而不衰的翻译文学的流脉，对于现代中国文化的转型重建，是不可或缺的。”（杨义，2008：8）他认为翻译文学具有混合型或混血型的双重文化基因。正是“异”与“同”的冲突与融合，才决定了每个民族的文学不可能只在本民族的文化系统内进行封闭性的循环创造，否则不仅影响文学接受和传播的范围，同时也使各民族文学发展的演变十分缓慢。“翻译是中国人看世界的一双眼睛，同时又随着翻译借得一双一样的眼睛看中国。”这一形象的说法明确地揭示出翻译在文化交流中的双向作用，一方面通过翻译，我们了解到不同于本国的文学与文化，而另一方面，在与“异”的冲突与内化中，我们了解到了另一种角度、另一种视野来反观本民族的文学与文化。杨义还系统地梳理了百余年来的中国翻译文学史，不仅对具体的个案有所涉及，更重要的是他从整体上把握了翻译在文学史演进中的突出作用，并指出了翻译与文化和精神的互动、互渗、互斥、互化的关系，继而将文学翻译之于民族文化和精神的作用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开拓视野；标举潮流；援引同调；扩充文类；新创热点。”我们可以看到，文学翻译一直贯穿在中国思想和精神文化的演进轨迹中，文学翻译通过对异质文化的引进和自身文化的输出，不仅扩大了各个不同民族的文学版图，使其获得了世界文学的意义，而且在将异质文化植入自身文化土壤的过程中，也是对本民族文化、精神的重构和改写。而在百年中国文化的发展中，也是因为翻译的制导和催化作用，中国文学才走出传统的局限，渐渐被赋予了现代化和世界化的色彩，他说：“20世纪中国文学的开放性和现代性，以翻译作为其重要标志，又以翻译作为其由外向内的启发性动力。”（杨义，2008：8）

对于文学翻译在中国的现代性文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王宁也持有同样的看法。他说：“在漫长的中国文学史上，20世纪的文学实际上是一个日益走向现代性、走向世界的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文学日益具有了一种整体的意识，并有了与世界先进文化及其产物文学进行直接交流和对话的机会。一方面，中国文学所受到的外来影响是无可否认的，但另一方面，这种影响也并非是消极被动的，而是更带有中国作家（以及翻译家）的主观接受——阐释的意识。”（王宁，2006：139）如果说在翻译对文化的双向作用中，杨义侧重于强调对异质文、文化的吸收之于百年中国精神文化的作用，王宁则更期待中国文化和文学在对外国文化和文学的影响方面有所作为，这也是为何他会作出这样的展望：“翻译的重点将体现在把中国文化的精华介绍到世界，让全世界的文化人和文学爱好者共同分享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王宁，2006：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