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定义和分类

第三章　翻译的定义和分类

翻译活动伴随着语言的产生和发展。翻译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很重要，它涉及翻译的本质、标准、目的、策略和方法及对翻译的评价等一系列问题。翻译是一项十分复杂的人类活动，涉及译者语言文化的水平，原文本和目标文本之间信息的转换，译者的心理、认知、身体状况、话语权，还涉及其他翻译主体的相关情况及文本输出国和文本输入国的国际地位等一系列问题。事实上翻译还涉及更多的问题，有待于深入挖掘。

国内外学者对翻译的定义众多，它们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共性是几乎每个定义都提及意义和语言，但它们之间的差异大于共性。差异主要体现在概念的内涵、表述定义的长度等方面。它们在信息转换方面抓住了翻译的部分本质属性，对另一部分的本质属性则在范畴和范围上存在差异。它们在视角上的不同，说明对翻译的界定还存在着概念上的混淆，主要表现在把翻译和翻译的标准混为一谈，把对翻译的认识和翻译的本质混为一谈。

第一节　翻译的定义

定义的特点是用简明的语言说明被定义对象的本质。定义的目的就是通过把它与其他的事物区分开来，进行符合逻辑的思维活动，以免因为概念混淆而影响思维效果和行动结果。下面选一些翻译的定义进行讨论，以期对翻译的本质、翻译的标准、翻译的目的、翻译的策略和方法及对翻译的评价等问题有一个比较立体的认识。

翻译是一个熟悉而又复杂的问题。说它熟悉是因为自从语言产生以来，翻译就开始存在了；说它复杂是因为对“翻译”这一概念的界定多元而不统一。艾弗·理查兹曾经说过，翻译很可能是宇宙进化过程中产生的人类最复杂的一类活动。^[1]所以翻译的定义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翻译进行界定，如语言视角、符号视角、文学视角、文化视角、信息视角、交际视角、原作视角、译作视角、读者接受视角等。

一、对翻译的各种定义

（一）定义一

英国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在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中这样写道：“What is translation？Often，though not by any means always，it is rendering the meaning of a text into another language in the way that the author intended the text．”^[2]

纽马克的定义比较传统，把翻译局限在语言之间，把作者和原文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把涉及多个翻译利益方的行为仅仅限定在了一个利益方，而且用了“经常”和“并非总是”等字样，使得这个定义的概括性和普适性受到影响。对翻译的定义应该能够覆盖所有符合定义内涵的外延，而不仅仅是在某些时候的某些外延。

（二）定义二

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在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中这样定义：“Translating consists in producing in the receptor language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t of the source language message，first in term of meaning and secondly in term of style．”^[3]

翻译是实践行为，而实践行为是以目的为导向的。当翻译的目的是尽量忠实于原文时，译文越忠实越好，但当尽量忠实于原文不是翻译目的时，对翻译的评价则不会以译文是否十分忠实为评价译文的标准。因此，是否十分忠实于原文不能作为评价所有译文的标准。奈达的定义不仅忽略了翻译的生态环境对翻译行为的影响，还忽略了翻译是以目的为导向的实践行为，结果把某些翻译的标准等同于翻译本身，存在概念混淆的问题。

（三）定义三

中国学者张培基认为：“翻译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活动。”^[4]

张先生的定义言简意赅，抓住了语际翻译的本质，但两个副词“准确”和“完整”扩大了语际翻译的内涵，因此限制了语际翻译的外延，使忠实于原文的程度区间问题变成了一个极端问题，存在以偏概全的问题。

（四）定义四

中国学者许钧的定义是：“翻译是以符号为转换手段，意义再生为任务的一项跨文化的交际活动。”^[5]这个定义表达相对简洁，也没有使用“语言”而是使用了“符号”，使得翻译定义的内涵与外延更为匹配和严谨，既包括“符内翻译”也包括“符际翻译”，但在逻辑上存在一些问题。符内翻译未必总是跨文化，比方说，用同一语言换一种方式解释一个术语、短语等都属于翻译的范畴，但却不是跨文化交际活动。因此，用一种类型的特点作为同一范畴中所有类型的典型特征，犯了概念与范畴混淆的层次错误。如果“符号”在此特指语言系统的话，意义再生确实是“跨文化”的，但问题是，是否存在不是跨文化活动的语言系统间的信息转换活动？跨文化是语言系统间信息转换活动的本质属性之一，不提出来也没有人能否认它的存在，但单单提出这一属性，有挂一漏万之嫌，而且把属性之一与本质并置也存在着层次混淆的问题。“交际活动”的表达犯了类似的错误。事实上翻译还是脑力活动、体力活动等许多不同性质的活动。另外，难道有什么符号间的意义再生不是交际活动吗？最后不得不强调的是，“符号”在此定义中的使用不够严谨，毕竟“符号”和“语言系统”不是同一个概念，不可相互替代，否则会出现概念不清、概念和范畴混淆的问题。

（五）定义五

范仲英认为：“翻译是把一种语言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使译文读者能得到原作者所表达的思想，得到与原文读者大致相同的感受。”^[6]这个定义不仅把翻译局限在语言之间，而且表达过于冗长，在强调作者思想时忽略了译者主体性，同时把翻译行为的本质与众多的翻译行为结果并置，用翻译行为和翻译结果或效果两个不同的概念之间的关系界定翻译概念本身，存在概念、范畴、顺序等多方面的问题。此外，界定中出现的“译文”字样也有界定循环表达的嫌疑。

（六）定义六

有的定义突出定义者倡导的理论视角，与其说是界定一个概念，还不如说是在凸显其理论的核心概念。如功能派翻译理论家诺德认为：“翻译是一种以原文本为基础、有目的的、人与人之间的跨文化交际行为。”^[7]本定义凸显了翻译的目的和交际的特点，偏重于该理论的核心概念，语言表达也不够直接，没有提及语言或符号、信息转换等关键要素，只是用原文对其进行暗示却不提译文，需要读者进行一定的推理，缺乏简洁、直接、明了等“定义”必须具备的基本特征。

（七）定义七

有的翻译定义突出了定义者的职业敏感度，带有强烈的学科色彩。如哲学家贺麟先生给翻译下的定义是：“从哲学上讲，所谓翻译又是什么意思呢？翻译乃是译者（interpreter）与原本（text）之间的一种交往活动（communication），这种活动包含了理解、解读、领会、翻译等诸多环节，其客观化的结果即为译文（translation），它是译者与原本之间交往活动的凝结和完成。”^[8]

这个定义的突出特点是阐述了翻译涉及的与翻译相关的因素之间共时和历时的关系，带有明显的哲学色彩。不足之处是表述过于冗长，与其说是对概念的界定，还不如说是对概念的解释。定义提及翻译的很多有机组成部分，但存在提及越多遗漏越多的问题，比如翻译是“译者与原本之间的一种交往活动”。翻译主体何止译者与作者？出版商和读者等对翻译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另有一个不足之处是用“译者”暗示两种语言，但译者与翻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用译者界定翻译有循环定义之嫌，因此并没有从根本上说明翻译的本质，只是将其暗含其中而已。

（八）定义八

以上翻译概念是对翻译的狭义界定，但也有比较广义的翻译定义，不仅涉及翻译的行为，还涉及翻译的人和翻译行为的结果。汉语“翻译”在《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为：①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把代表语言文字的符号或数码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②做翻译工作的人。③指翻译行为的结果，即译品或译作。^[9]

汉语“翻译”有三个含义：符内翻译和符际翻译、译者和译作。符内翻译指的是语言符号内部的翻译，符际翻译指的是语言符号与其他符号之间的翻译。这个定义是以语言为中心的，只包括单向地把其他符号表达的意义用语言符号表达出来，但不包括把语言符号表达的意义用其他符号表达出来。

（九）定义九

英语与汉语“翻译”对应的词是“translate”和“translation”，因此没有汉语中的“译者”含义。如Webster’s Encyclopedic Unabridged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把“translation”定义为：①The rendering of something into another language．②A version in a different language．③Act or process of translation；state of being translated．①

英语定义前两个含义对应汉语的翻译行为和译作，第三个表示翻译的行为或过程和被翻译的状态，只是第三个含义的表达文中出现了“translation”和“being translated”，也有循环定义之嫌。

（十）定义十

我们似乎可以将翻译的定义更为简明地表述为：翻译是将一种语言符号所表达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符号（也称语符）来表达。（Translation is a transformation in one language of what is written or said in another language．）这个定义中有三个关键词：语言符号、意义、转换。语言符号是翻译的物质介质，意义是连接纽带，转换是行为方式。至于以上诸定义中涉及的信息、文化、交际活动则在此定义中没有提及，因为语符本身是能指和所指意义的结合体，是信息、文化的载体，语符的主要功用就是交际，语符本身已包含了这些信息，所以翻译实质上就是两种语符间的转换，而两种语符间的信息转换只是更加通俗易懂而已。

但是，随着翻译实践和翻译学的发展，对翻译的认识也有了质的变化。翻译的本质是不同形式体现的意义在不同形式之间的转换。能够体现意义的形式很多，形式在这里完全可以用物质来替代。物质分实体物质和抽象物质，它们本身都是有意义的，因此它们都可以被冠以符号的名称，任何符号之间的意义转换都可以被称为翻译。比如用语言描述行为，用肢体语言、图画、信号等其他符号体现文字语言；即使是大脑中清晰或不清晰的思绪也是一种符号，它们都可以用语言描述出来。鉴于此，广义的翻译应该涵盖所有符号和符号系统，那么，翻译行为就是符号或符号系统之间的信息转换，而狭义的翻译才是语符间的信息转换。

二、定义的特征和界定概念时应注意的问题

翻译的定义很多，只取一部分，目的是讨论一下定义的特征和常见的翻译定义存在的问题。定义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区分不同的概念。定义有一系列特点。第一，定义是对被定义概念的本质的描述，而非规范性地列举此本质的特征。第二，概念具有唯一性的特点。如果不同的概念具有相同的本质，那就一定出现了概念和范畴混为一谈的层次错误。必须区分概念和其所属范畴，并对它们分别定义，凸显它们各自的本质，避免出现概念不同但内涵相同，而相同概念的表征却存在本质差异的错误。第三，定义的对象是概念，因此必须有十分抽象的特点。抽象则意味着笼统，而非具体量化，更不能看似面面俱到却多有遗漏。另外，定义抽象的属性也意味着语言表达应该简洁、逻辑性强，而非冗长、忽略其内在的逻辑性。

定义是针对具体事物的抽象概念而言的。对概念的界定应该抓住被定义概念的本质，这是审美活动的中心问题，而对中心问题的认识则属于与中心问题相关的部分，它们是“在场的”和“不在场的”关系。对中心问题的认识是对它的深入挖掘。从不同的视角，用不同的认识方式，会挖掘出与中心问题相关的不同因素及它们之间的不同关系。

被定义的概念是个体，而对一个概念的认识则必然会涉及其他概念，也必然会涉及范畴。对概念的认识是一个从个体到整体的全面的认识过程，涉及许多概念与范畴之间的关系。因此，在对概念进行界定时只需明示其本质即可，因为只要涉及对概念的认识，就必然涉及其他概念、范畴等，这种探究可以无穷无尽。在这个认识过程中，无论提及多少概念和范畴，都意味着有更多的概念和范畴被忽略。因此，把对概念的认识引入概念的界定，就会出现定义过长而阐述片面和本质不突出的问题。

因此，在界定概念时，应该区分本质与本质的表征，避免把概念、范畴、层次、范围、程度等杂糅在一起，同时要避免语义重复、语言表达繁简失当等问题。

第二节　翻译与忠实

狭义的翻译就是语言间的信息转换，即忠实于原文是翻译的本质。忠实的就是翻译，不忠实的就不再是翻译了。因此忠实与不忠实是判断一个文本是不是翻译的唯一标准，换言之，只要是忠实于原文的就是翻译，而忠实到什么程度则是区分翻译类型的标准。忠实与忠实的程度是内涵与外延的关系，是不同的概念，忠实本身不需要忠实的程度来界定，两者不可混为一谈。

很多定义是规范性而非描述性的，出现了“忠实地”，甚至是“十分忠实地”等字样，与翻译实践有很大的差距，因此未能真实地抽象概括翻译行为的本质。把“忠实”作为翻译定义的重中之重有语义重复之嫌，就像把人定义为“吃饭的高级动物”一样，难道还有不吃饭的人吗？“十分忠实地”在语义重复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程度副词，把翻译的一种外延的体现等同于翻译的内涵；而定义中的“完整地”同样犯了用翻译的一种外延的体现等同于翻译内涵的错误。这种错误导致的后果是，如果以这种定义去判断一个文本是不是翻译，很多两种语言间的信息转换的文本就被排除在了翻译的范畴之外。

定义概念应该凸显概念的本质，而非程度和数量。如果在翻译的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创造性叛逆或未能全译的译文，根据这些翻译的定义，语言文字转换的结果则不是翻译。但问题是，它们如果不是翻译又是什么呢？翻译实践中是否真的有符合这种翻译定义的译文？翻译的定义是个概念，它的表征各不相同，即具体的翻译千姿百态。概念的内涵越丰富，外延则越狭窄，表征的数量也相应越少。在定义中出现“忠实”“全面”等达到极端的程度副词，不仅事实上降低了翻译概念的等级，将其从最高级的范畴降至次级范畴，而且由于翻译范畴下的翻译种类仍然冠以翻译的名称而非翻译种类的名称，翻译作为一个概念的普适度降低了，使许多类型的翻译归属成为问题，从而使翻译的定义形同虚设，失去了其应有的现实意义。

翻译的内涵与外延及内涵本身就有的程度含义是概念、范畴、范围、程度、层次的复杂、立体的系统。梳理清楚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研究翻译和翻译理论的前提，否则各种争论将不可避免，而且在明确它们的概念和厘清它们的关系之前，这些争论也很难带来实质性的结果。

忠实于原文是翻译的本质。忠实问题除了在翻译的界定方面引发争论之外，也是翻译中的敏感话题，忠实的对象与忠实的程度密切相关，因此有必要进行一番探讨。

从概念上讲，传统意义上的“忠实”指的是译文来源于原文，依赖于原文，但就翻译的事实和现代的翻译研究而言，“忠实”涉及作者、译者和读者三个大的翻译参数系统，忠实的对象不止作者和原文，译者还应被允许忠实于自己对物质世界的认识和信念，除此之外，译者还应该忠实于读者，当然也不应该忽略出版商、委托人等其他利益相关方，照顾到多个翻译利益相关方的需求、利益等。

除了对原文的完全忠实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理想这个原因之外，绝对的忠实未必总是值得提倡的，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是应该反对的。在回答了翻译的概念和绝对性问题之后，产生了译文忠实度的问题。显而易见，判断译文质量的标准应该涉及多个翻译利益相关方，对他们的需求和利益的满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忠实于什么、如何忠实及忠实到什么程度。说译文是忠实的，一是基于译文来源于原文，这是从本质上而言的；二是基于译文在整体上与原文的相似度。在考虑到众多影响翻译的策略和方法的因素的前提下，也要考虑在多大程度上译文与原文在内容与形式上是对等的，在什么情况下虽然无法保证形式上的对等，但做到了意义上的对等；即使可以做到内容和形式上的对等，但由于读者需求、目标文化的意识形态、翻译目的等原因，译文对原文进行了某种程度上的增删和调整，如节译和编译等。节译和编译都是常见的翻译类型。节译指的是根据读者需要或由于目标语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译者对原文进行大量的删节。编译指的是编辑和翻译结合而成的译文。为了方便读者接受译文的思想和文化信息，译者通过大幅度改变源语文本的篇章结构，使译文更通顺、清楚和直接。就节译而言，删除读者不需要的内容，并不能否认译文是翻译，原因有两个：首先，删节之后保留的译文仍然是忠实于原文的；其次，最为重要的原因是，翻译是服务于读者的，是以目标语读者为导向的，满足他们的需求是翻译的根本目的所在，而满足他们的需求并不仅仅体现在翻译什么，更重要的是如何翻译，而节译和编译等都基于这个目的，因此并不能因为在数量上与原文有较大的差距就否认译文的忠实度。总之，判断译文忠实与否的参数应该包括数量、内容和形式。在数量上，要看叛逆是局部的还是整体的；在内容和形式上，在不能保持形式时，要以内容为主；如果译文整体上有大量的删节，要看保留部分的译文在内容和形式上整体的忠实度。

第三节　翻译的分类

无论是何种形式的翻译，它们之间的共性决定了它们属于翻译的范畴。同时，它们之间的差别则把它们分成了不同的翻译类型。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翻译概念本身也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它的核心内涵是符号或符号间的信息转换，其外延也相应扩大。

随着对翻译的认识逐渐加深，翻译已经从仅仅与原文和译文相关的语言概念引申到了符号概念。原文和译文都是语言符号的产物，而语言只是一种符号。不仅如此，符号也已经从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延伸为任何一个行为和行为结果，既包括实体的形态，也包括非实体的形态。如交通信号灯和玫瑰是符号，音乐和心理活动也是符号，前者是有形的，而后者只能表达和感知。

这些不同性质的符号都像语言符号一样，它们本身可以表意，同时又可以通过其他的符号传达其意。用语言阐述玫瑰的象征意义，玫瑰作为一个隐喻符号表达了人们的爱慕的情感。它们之间的相互转换都是翻译活动。

传统上对思想与语言的关系的理解是：思想是用语言表达的，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则是每个人都有过的经历。这就说明，并不是所有的思想都可以用语言表达的。确切地说，人未必总是在用语言思考的，在用语言思考这个阶段之前，还有一个非语言思考的过程，之后才是用语言把用非语言思考的结果表达出来与他人交流。因此，不能说在语言产生之前人类就没有思想，只能说，有了语言之后人的思想更清晰、缜密和复杂。因此，从不清晰的思绪到清晰的思想，从大脑中的思想到语言表达的思想，都需要翻译活动才能完成。

如用语言把思绪表达出来，则会出现语言“是否能够完整地表达思想”“在什么情况下能，又在什么情况下不能”“在什么范围能，又在什么范围不能”“能到什么程度”“在能的情况下是否会和盘托出”“是否会有意识地言不由衷”等一系列问题，而这些问题何尝不是语言之间的翻译中常常困扰译者的核心问题。

因此，翻译的本质是两种不同符号之间的意义转换。翻译的本质决定了传统翻译观念外延的扩大，同时也自然地使翻译形成了诸多的种类。既然符号是翻译的核心概念，符号的种类则必然与翻译的种类有关；既然翻译也可以发生在符号系统之间，那么翻译的分类也与符号系统的种类有关。俄罗斯语言学家雅各布逊把翻译分为三类：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和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10]翻译理论家图里认为这种分类不够严谨，应把翻译分为两类：符内翻译和符际翻译，继而又把符内翻译分为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11]

翻译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翻译是符号系统间的信息转换，即符际翻译，其中包括语言系统与其他符号系统之间的翻译；狭义的翻译是两种语言间的信息转换。符内翻译和符际翻译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关系。以语言之间的翻译为例，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从大的范畴来讲，不同的语言系统都属于语言范畴，它们之间的翻译属于语言符号系统间的翻译，属于符内翻译，但就语言系统下的不同语言系统之间的关系而言，语言之间的翻译又分成两种：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语际翻译比较单纯，是不同国家的语言系统之间的翻译。语内翻译则比较复杂。横向地讲，一个国家不同民族语言间的翻译是一种类型的翻译；纵向地讲，一个民族的语言经历变化，使用同一民族语言但生活于不同时代的人之间的沟通也需要翻译，即古文与现代文之间的翻译。

狭义的翻译包含着复杂的人类劳动。而翻译定义的概要性为对翻译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提供了无限的空间。对翻译的认识，可以从不同视角和不同层次展开。从学科角度来说，语言学、文化学、心理学、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人类学等都与翻译有着或远或近、或直接或间接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翻译的本质是语言间信息的转换，因此语言学与翻译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它体现着文化，也影响着文化，因此，翻译与文化的关系也理所当然或为翻译学的研究领域。翻译是译者的意识和无意识行为的结果，虽然对大脑这个“黑匣子”知之甚少，但这并不能否认心理学与翻译的密切关系。哲学作为方法论通过对翻译理论的影响而影响着翻译的结果。社会学研究的人与人之间复杂的关系体现了翻译本身的复杂性。政治学在民族性、意识形态、话语权等方面揭示的翻译的某些特征也越来越得到更多专家的认同。经济学对翻译主体间性的研究，特别是对作为赞助人的出版商出于利益的考虑在翻译过程中对翻译策略举足轻重的影响，有一定的解释力。历史学关注的客观历史事实及研究历史的人眼中的历史事实对原著与译文的关系也有很大的启示。翻译是语言间的信息转换，各国科技和文化通过翻译而获得的长足进步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则与人类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事实上，还有很多其他的学科也与翻译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篇幅有限，不能一一提及。显而易见，只从一个角度，比如说文化的角度，去认识翻译是远远不够的。

带有“完整地”“十分忠实地”等字样的翻译定义把几乎所有的翻译排除在了翻译的大门之外。而概要的翻译定义很好地解决了所有译文的归属问题，为使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使译文与原文之间不同程度的不对等提供了巨大的解释空间：从译文与原文具体细节的对应来讲，译文可以在某些词句上使用归化策略，但整体在形式和内容上与原文对等；从文本长度来看，译文可以比原文长，因为增加了对陌生点的注释，对原文中阐释不充分之处进行了完善，提供了相应的评论或引导等，如严复的《天演论》，或为了迎合读者的兴趣和需求，对原文进行适量甚至是大量的删减，如节译；从篇章结构来看，为了适应读者的审美情趣，译文对原文的结构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和部分之间的糅合，如编译；从文本体裁之间的相互转换来看，原文的诗歌可以翻译成散文，原文的小说可以翻译成戏剧。

总之，如果概念、范畴、范围、层次、程度被不加辨析地杂糅在一起，翻译概念的界定就会变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万花筒；如果在界定翻译时只聚焦翻译概念的本质而排除其他对翻译的认识视角、翻译的分类标准等因素，对翻译的定义将很容易达成共识。切实可行的做法是，在翻译概念的本质确定之后，其外延可以根据分类标准进行灵活的划分，使各种类型的翻译行为和结果各有归属，以达到不同的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的目的。

【注释】

[1]转引自王述文：《综合英汉翻译教程》，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年版。

[2]Newmark Peter．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p．5．

[3]转引自王述文：《综合英汉翻译教程》，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4]张培基：《英汉翻译教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绪论。

[5]转引自王述文：《综合英汉翻译教程》，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6]范仲英：《实用翻译教程》，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页。

[7]Vermeer Hans：Skopos and Commission in Translational Action，选自李养龙：《西方翻译理论文献阅读》，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48页。

[8]孙圣勇：《专业英语翻译知识结构的三位一体说》，《外语学刊》2007年第2期，第133页。

[9]转引自王述文：《综合英语翻译教程》，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10]转引自陈宏薇：《高级汉英翻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

[11]转引自陈宏薇：《高级汉英翻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