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对策及多元文化下的翻译使命

第四节　翻译对策及多元文化下的翻译使命

1. 中国翻译学对策的核心思想

中国翻译学对策的核心思想是代偿（compensation），所谓“代偿”（或“功能代偿”即functional compensation），是指双语转换中以词汇手段广泛代替形态手段，或以形态手段广泛代替词汇手段，来实现语言交流功能。（刘宓庆，2008：19）

为何说代偿是中国翻译对策论的核心思想？这是因为

第一，汉语中意合，英语重形合，这两种不同语系、不同质的语言在进行互相转换时，对应（equivalence）很有限，通常都需要功能上的代偿来实现语言交流的目的。

第二，汉语和英语所体现的思维方式不同，决定了两种语言表达方式的不同。在英汉交流时，有时无法对应，更谈不上对等，只能通过代偿。

第三，不同的地缘文化、地缘政治以及地缘历史，造成了英汉之间有很多文化上的差异，并产生文化隔膜或冲突，以及在交流中会出现语义缺失的现象，只能通过代偿手段来予以弥补。

要注意的是，代偿不同于对应和对等（identical）。

“对应”和“对等”等观念均来自西方翻译界，是结构主义的静态翻译观的产物；在形态语言中用以表示双语在语法形式（形态）上的同源性（cognateness）或同源相似性（cognate similarity）。“对应”或“对等”是语言之间的客观存在，是语言的“家族相似性”。比如同一语系之间（如英语和法语），尤其同一语族之间（如英语和德语）的相似程度比较强。汉语和英语分属两种不同的语系，它们之间的语言“家族相似性”只是在“语言”这个大的功能层面上而已，结构和意义层面就相对较低。于是，我们只能以词汇手段去“代替”形态手段，以实现功能上的代偿。下面举几个简单的例子：

1. No hard fellings.

并无恶意。（不能对应，只能求得语义代偿）

2. What’s up?

怎么啦？（不能对应，只能语义代偿）

显然，英语中的“性”、“数”、“语气”等语法现象，在汉语语法里形式对应程度都很低。翻译时，汉语的办法是通过汉语的词汇手段来进行代偿，有时甚至可以创造词汇来实现代偿。例如二十世纪刘半农创造的“她”代偿“she”，后来出现的“它”、“牠”来代替“it”。

奈达曾说过：“任何翻译都有语义‘丧失’的现象，但必须设法将其减少到最低限度。”（In any translation there will be a type of “loss” of semantic content, but the process should be so designed as to keep this to a minimum.）一般来说，语义的缺失是文化差异造成的。英汉分属两种不同的文化，因而这两种语言相互间的文化语义丧失（“losses”）是常见的现象。例如，汉语中的“缘分”、“风水”、“气功”、“阴阳”、“桐油”、“褡裢”和“四合院”以及“闻道辽西无战斗，时时醉向酒家眠”中的“辽西”、“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在扬州”中的“扬州”等蕴含中华特有的文化含义，英语中的“brunch”、“samba”、“Achilles’heel”、“Pandora’s box”等在汉语中也无对应的文化所指。因此，在英汉互译时必须进行文化补偿，才能将语义的损失降低到最小。

代偿是英汉两种不同语言之间进行互译时，实现有效转换的行之有效的翻译策略。我们下面就语法层面的代偿进行笼统的讨论。

（1）词法结构的代偿

英语是一种形态语言，词缀（affix），如-(e)s，-‘s，-al，-less，-ness, en-, dis-，-ing等，有着一定的语法意义。而汉语基本属于非形态语言，没有词缀变化。在英汉互译时，通常是采用词汇的代偿手段来表达从英语词缀的语法范畴义和语义意义。例如“dislike”可以译作“不喜欢”或者“厌恶”，通过词汇代偿。再如，英语中的“-(e)s”作名词后缀时，表示复数，汉译时可以通过增词，如“们”、“种种”、“朵朵”、“条条”、“个个”等，来表示复数。但是当“-(e)s”作动词后缀，表示主语为第三人称单数的主谓一致时，例如，“The boy plays alone on the floor.”，则“plays”中的“-s”不必译出，是一种省略代偿。其实，很多场合下，英语中名词的复数概念，在翻译时通常可以省略不译，译出反而显得别扭。例如，“Students there are ignorant about their own country.”，这里的“students”按汉语习惯，只译作“学生”。同理，英语中的所有格“-‘s”，包括表示所有关系的“of”结构，在翻译时，也是通过词汇来代偿，增加一个“的”或者省略不译。

英语中的词缀，在翻译时，一般都采取“增词”和“省略”这两种代偿手段。反过来，在汉译英时，由于汉语的“数”、“格”等的概念常常比较隐晦，代偿的手段就略显复杂，但通常都可以通过增加词缀来进行代偿。

（2）句法结构的代偿

英汉两种语言在句法上最显著的差异就是，英语强调形合，其时态、语态、语气在语法表现形式上，以及主句与从句之间的衔接上，比较刻板，固定。而汉语强调的是意合，主句和从句，甚至主语和主句都靠意义来连贯，即通过词汇意义来实现句与句之间的衔接，而不是通过外在的形式标志。

汉语的时态、语态、语气等也都是通过词汇手段来实现的。因此，在翻译时，在句法结构上的代偿常常是通过词汇手段来实现的。比如英语中的时态，不论是现在、过去还是将来，表示动作正在进行，汉语就可以通过“在”、“正在”、“还”、“着”等来表示；表示动作已经完成，可以通过“了”、“已经”、“早就”等来表示；表示将来的动作，可以通过“会”、“要”、“将”等。再如，表示被动的含义，汉语可以使用“被”、“遭”、“受”、“给”、“挨”、“把”、“所”等词。表示语气可以用“呢”、“吗”、“罢”、“吧”、“呵”、“着呢”、“哪”、“罢了”等。但是表示虚拟语气时，汉语不像英语那样有明显的标志，而常常是通过交流语境来意会的。

（3）篇章结构的代偿

如上所说，英语注重形合，任何一个句子都必须至少包含“主谓”这个句子核心，短语不能充当句子。英语中，主语的统领功能不强，每个句子都得有主语，重复时使用代词。英语篇章结构的衔接与连贯靠主语或代词、动词时态、连接词等形式手段，虽然有时也可以通过意合来实现。而汉语的语篇成流散结构，短语可以充当句子；主语的统领功能强，而且常常可以省略；流水句非常普遍；篇章的衔接与连贯主要靠“意念”。汉语是一种“形散而神不散”的语言。请看下面的例子：

永和九年，岁在葵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late spring in the ninth year (AD353) of the Yonghe period (in the East Jin dynasty), which corresponded to the year Kuichou, we gathered at Lanting of Shanyin County in (east China’s) Guiji Prefecture to have festivities at the waterside to abate ill omens. All people of quality, both young and old, met on this occasion. The place was surrounded by sublime, high mountains clad with luxuriant forests and shapely bamboos, in addition to a limpid stream with swift rapids, which foiled each other in the whole scenic beauty. We used the sinuous brook for passing the floating cups and sat in order along its banks. Though we had no lutes or flutes for music, yet one cup of wine accompanied with the chanting of one poem was sufficient to make us air our deep feelings.（谢百魁译）

这篇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中，汉语语文除了一个“虽”，几乎没有任何其他显而易见的连接手段来保持篇章的连贯与流畅，除了“群贤”和“少长”外，再无明显主语，然而文章读起来却主次分明，动作执行者（主语）虽未说出，但读者却心领神会，一目了然。相比之下，英语则既要增补主语“we”（出现三次）和“which”（出现两次），增加连接词“in addition to”、“both … and”、“though”和“yet”，还得保持动词时态的一致，即过去时，才能使得文章结构紧凑、肌理明晰，来保证篇章的连贯与通畅。

在英译汉时，要删减英文中的连接词、代词、介词、分词等连接形式，通过汉语的时间观念、空间意识、因果逻辑关系等手段代替，以保证汉语译文的通顺与地道。

Traditional trade theory, based on the ideas of David Ricardo, a 19th century economist, argues that economies gain from trade by specializing in products where they have a comparative advantage. Developed economies have lots of skilled workers, whereas emerging economies have lots of low-skilled ones, so according to the theory advanced countries will specialize in capital-intensive products requiring skilled labor and emerging economies in low-tech products. Competition from cheaper imports will reduce the wages of unskilled workers in developed economies, but workers as a whole will be better off.

传统贸易理论是从十九世纪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观点发展而来的。这个理论认为企业通过专门生产自身优势产品来获利。发达国家的企业熟练工人多，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低技能工人多。因此，发达国家应集中生产技术含量较高的资本密集型产品，而发展中国家则应生产技术含量较低的产品。廉价的劳动力输入会降低发达国家低技能工人的薪水，而工人的整体状况将得到改善。

原文中的一些形式连接词如“where”、“whereas”、“and”、“that”以及介词“in”在译文中均被省略，甚至“according to the theory”、“competition from”也通过逻辑关系的代偿手段体现在行文中了，这正是功能代偿的妙处。至此，我们不难看出，在英汉两种不同质的语言之间互译时，在无法实现“对应”、“对等”或“等值”的情况下，“代偿”是唯一的也是最有效的解决转换问题的办法。

“代偿”是利用译语自身的特点，或者说自身的语言优势，通过各种手段，最大限度地减少原语文化在译语中的缺失、弥补原文语义在译语中的亏损，以实现英汉交流中的转换。纵观中国汉唐以来的翻译史，可以说，“代偿”既是一种行之久远的翻译对策，又是一种中国译者代代相传的翻译理念。

2. 语言的可译度：进取的态度是关键

语言的可译性是一个变数，语言之间的可译性限度也是一个变数。导致英汉双语之间不可译的关键问题就是语言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它与同质性共存于矛盾统一中，例如，英汉两相对比，汉语具有以下异质性：

（1）文字系统：汉语为方块字，结构和功能都很特殊，扩及整个文字系统，乃至整个语言系统，可以说汉字是汉语的异质之源；

（2）语音系统：汉语有四声及韵律，且没有英语中v, r, th, tr等相对应的发音，汉语有声调，但没有重音；英语两个音节上的词都有重音，但却没有四声变化；

（3）语义系统：包括语义冲突词及大量英汉无对应词，如“party（派对）”、“风水”等等；

（4）语法系统：汉语以词汇手段表示英语动词的形态变化；

（5）语用系统：汉语系统可用无主句、意合句、流水句等；而英语中所有的句子必须以SV为基本要素。

（6）审美系统：汉语富于高模糊度的审美范畴，如意境、意象、风骨、风韵等等；英语讲究规范性，以“自然有序，原创有度”为美。

大抵具有独特民族文化形式的文学样式或体质本身是“不可译”的，如中国的格律诗、宋代元曲、欧洲的十四行诗等。双关语也是“不可译”的，如“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利用“晴”与“情”的异形同音；“When you kick off the game, you kick off the dream”中“kick off”语义双关，即一是“开始”，二是“破灭”；又如汉语的歇后语，如“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类“play on words”通常都无法译出。

但是，“不可译”与“可译”是矛盾统一的，它们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不可译”中包含了“可译性”，如钱歌川曾认为“拆字”是汉语特有的一种“play on words”，是不可译的，并举下例为证。

人曾为僧，人弗可以成佛。

女卑是婢，女又何妨成奴。

对此，若干年后，许渊冲给出了他的试译（许渊冲，1991/5）：

A Buddhist cannot bud into a Buddha.

A maiden may be made a house maid.

许渊冲相当巧妙地利用了Buddhist, bud和Buddha的形似以及maid, made和maiden的音似，解构了原文的拆字游戏，上下联长度相仿，句子基本对称，重音数对等，也算得上与原作大体上异曲同工。由此可见，不可译是相对的，不可译的东西可以随着译者双语掌握技能的增强和翻译经验的累积而转变。现在的不可译，不代表以后不可译；A不会译，不代表B不会译。

因此，所谓“可译性”（translatability）从本质上来说，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民族文化不可译但其中的语义内容和艺术内容还是可以实现相对转换的，我们必须采取进取的态度来对待。

3. 在多元文化下的翻译使命

3.1　以尊重、开放的心态面对异质文化

翻译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那么，面对异质的文化，面对异的思维方式、异的风俗习惯、异的语言表现法，我们首先应该以一种平等的心态去接受，以尊重为原则，从而促进文化交流。译者若以尊重的心态来面对异质文化，就会采取一种客观宽容的心态去尽可能的将异质文化传达到接受语中。法国翻译理论家安托瓦纳·贝尔曼在其著作《异的考验》中着重探讨了德国对异质文学文化的接受心态和翻译取舍。贝尔曼在考察19世纪前后德意志民族文化的发展过程中翻译至于两种或多种文化之间所起的作用时，对歌德的翻译思想进行了探讨。歌德认为，如果从世界各民族及文化交流这个大背景出发，去考察翻译，那么翻译的任务和地位便可以明确。他提出了翻译三类型认为在个民族文化交流的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翻译方法。第一个阶段是为了了解异域文化，以简明的散文体方式翻译最佳；第二阶段是以吸收异域文化的精神，努力使其融入本民族文化为目的，以“模仿”翻译为常用方法。（许钧，袁筱一2001：259）第三阶段是翻译与原文一致、互相代替，这时的各民族之间的了解和交流已经相当广泛，并且已经互通。

在对异质文化的了解以及与异民族的交流过程中，目的语及目的语文化始终接受者考验。因为，如果以开放的心态接受出发语与出发语文化，大量的异域文化进入目的语文化中，对目的与文化而言，必然会形成一种考验，这种考验是多方位的，它可涉及民族文化精神的方方面面。在此种情况下，翻译应该清醒地明确自己的任务是吸收异域文化，不是为了扼杀本民族的文化；同样的，吸收异文化语言新的表现手法、结构，并不是为了丧失母语的纯洁与本色。正如赫尔德所说：“学习异族语言并不意味着忘本，周游列国也并不是想彻底改变自身的风俗习惯。”（Antoine Berman，1984：66）面对异文化的考验、开放的心态和不丧失自我的立场是保证达到翻译目的和完成翻译使命的基本要点。

3.2　进行平等的文化交流

翻译是一把双刃剑。在翻译交流中，受到的考验不仅仅只是目的语和目的与文化，原语与原语文化在进入目的语与目的语文化时也经历着考验。这种考验往往是双重的：一是在翻译的考研中，要看自身是否真正具有交流的价值。没有价值，就经不起目的语与目的语文化的考验。二是在翻译的过程中，不顾目的语和目的语文化的利益，盲目地野蛮照搬，即照搬句法结构、隐喻、成语、俗语等的硬译，都是不行的。

在相互的考验中，只有在平等的基础上，互通有无才能达到互利，要达成这一互利的目的，就必须有一个共识：翻译所要达到的交流应该是双向的流通。孙歌在《翻译的思想》一文中谈到了日本江户时代的著名儒学家荻生徂徕是如何“把翻译问题从简单的工具层面提高到文化冲突和问换转型层面来认识的”：荻生徂徕“一方面通过真正的汉籍日译使得日本人区别中国与中国的文化差异，另一方面又通过消解翻译而进入圣人的语境”。（孙歌，1997）就我们的理解，翻译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译者只有认识差异，了解差异，并且尽可能的将差异融入到接受语大语境和接受语文化中时，才能真正达到吸收原语文化和丰富目的语文化的目的。

3.3　以促进文化交流为己任

人类的社会始终处于不断发展的状态之中。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开放与交流的精神也随之体现。人类社会想要走出封闭的天地，首先必须要与外界进行接触，建立交流的关系，想着互相理解、共同进步发展的目标前进。事实上，不同民族语言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一种需要，也是一种必要。以闭关锁国固步自封消极地维护一个民族文化的纯粹性，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被排除在世界文化交流的形势之外，造成自身的落后。一种文化，无论有多么辉煌，多么强大，总是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只有走出自我，在与其他文化的不断碰撞甚至冲突中，才能认识到自身的局限性，并渐渐在与其他文化的互相理解中丰富自身。

在世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翻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德里达指出，“翻译就是在多种文化、多种民族之间，因此也是在边界处发生的东西。”（雅克·德里达（著），张宁（译），2001：22）翻译，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不同语言、民族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首要保证。无论是口译还是笔译，它都保证了持不同语言、文化的人之间的相互沟通和理解。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一部翻译史，就是一部生动的人类社会的交流与发展史。翻译与社会的发展、文化的积累和丰富以及世界文明的进步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没有在多种文化的接触、碰撞中起沟通作用的翻译，就无法保证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共存、交融与发展。社会发展到今天，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步伐的不断加快，世界各国间的科技、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日渐频繁，对翻译的需要越来越多，翻译的重要性也日渐凸现。因此，交流产生翻译，翻译促进交流。翻译这一基本的跨文化交流活动的本质，要求翻译要以促进交流为己任。一方面交流首先意味着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自己；另一方面，交流还意味着对世界的了解，最终达到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的目的。

维护文化多样性是一个尊重差异、保持差异的过程；文化交流必然要寻求一个基本的共同点作为基础，因为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之间很难展开真正的对话，而我们应该如果在文化交流中维护世界的语言多元与文化多样呢？2008年第18届世界翻译大会上松浦晃一郎的贺词也许可以给我们一点启示。他说：“求同与存异唯有通过翻译才能并行不悖。”翻译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工具，能够开通渠道，在个性与共性，多样化与对话之间找到契合点”。（《中国翻译》，2008）是翻译的跨文化交流的本质决定了它能够担此重任，正如孙艺风所说，翻译“突破以往文化思维惯性，还丰富本土文化资源，又促使现代社会变革”；它“打破文化的趋同与单一，演绎异域之美，融合之美，多元之美，促使人们勉力构建世界各民族和谐共存的文化生态”。（孙艺文，2008：9）

促成不同文化之间的互相理解，实现不同文化的和平共存，这是历史赋予翻译活动的重要使命，而所有的翻译工作者都要勇敢地承担起这一使命。由于翻译活动首先表现为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承担这一使命首先体现在对待不同语言的态度上。世界上的各种语言都具有同等的表达力，即世界上的各种语言都具有同等的翻译能力。奈达是这一观点的坚决拥护者，因此才会在他的翻译研究中提出“尊重语言各自的特征”并在翻译中“尽可能地挖掘它的表达潜力”这样的原则。对奈达提出的这些原则，谭载喜曾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奈达“帮助创造了一种用新姿态对待不同语言的文化的气氛，以增进人类相互间的语言交流和了解”。（谭载喜，1999：112）法国释义派理论创始人之一塞莱斯科维奇虽然对奈达的翻译理论有过很多不同的看法，但在语言的翻译能力上，与奈达的意见是一致的。她曾在许多不同场合强调过她的看法：对世界上的任何一门语言来说，凡是能表达的，就是可翻译的。鉴于这些认识，翻译工作者在翻译活动中，就应以平等的态度去对待各种不同的语言。

思考题

1. 你对文学作品的形象思维创作过程有哪几方面的认识？

2. 公文包括哪几个特点，在翻译时应该注意哪些？

3. 赖斯对每种文本类型的特点总结有哪几点？

4. 为什么说说代偿是中国翻译对策论的核心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