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人生

一

我深知道在今日谈论研究宗教学的紧要，是最足惹起国人的非笑与疑心。因为目下受过教育的人，都拿宗教看作一种违时背理、足以阻挡文化发展的障碍物；说它在世界的改造中，我们国家的革新生活中，不应有尺寸的领土，而且它既是人类进步的劲敌，也应该为人类所驱逐。大家因怀疑宗教，就一并怀疑这个研究宗教的宗教学：怕它要为宗教辩护，障碍吾人的生活。

但是我要问国人，你的大前提——宗教是人类生活的障碍物——是一个独断呢，还是一个与事实吻合无间的真理呢？如为独断，自然不能强众人以必从；如为根据事实的演绎，就应不怕讨论。你说宗教是人类生活的障碍物，这句话究作何解？什么是宗教？什么是生活？宗教何处障碍生活，如何障碍之？这种问题的答案，决非言下可以做出，酒后茶余一夕之谈可以了事。离开事实，停止讨论，空空洞洞，笼笼统统的一个抽象语——比方说“中国的伦理优于西方的道德”，“西洋的文明在中国之上”，“宗教能障碍人类之生活与进步”——是单单的一句话，看来不懂，既然不懂，说它作什么呢？国人果欲得宗教关系生活的真相，应当赶紧去钩致、探索、观察、讨论宗教界的现象，拿它们在社会道德的生活中的意义与旨趣看明，如此，则对于我所倡导的宗教学，欢迎都还来不及，怎么反要非笑疑心它呢？阅者应知：抱残守缺、得鱼忘筌的宗教家可以非笑，研究宗教学者不受非笑，现存之宗教可以怀疑，宗教学不招人疑。

二

生活！什么叫生活？我说生活不是别的，乃是我们人试试看要“做人”的努力；生活的原动力不是别的，是我们人“要做人”、“爱做人”的志愿。俗语说“谁不爱好？”又说“人望高来水望低”。“望高”、“爱好”、“要做人”，正是一件东西的三样说法。所以生活的原动力也可以说是人“望高”“爱好”的心。有了这个“望”、“爱”、“要”，才有一切的努力、希望、奋斗、恐惧、趋避；有了它才有政治、教育、美术、宗教、道德。它是“生活”、“活动”、“进步”的源泉；没有它，历史的电流断，文化的生机绝，人类只好永远住在黑暗、愚痴、羞耻、惨怛、癫狂中，与泥中之豕过一样的日子。人因为有了这“望”、“爱”、“要”，终觉着他是一个有智慧、能力，具有高尚感情的生命，可以昂起头来说，“我到底是万物之灵”。他总要试验他的理想，磨练他的才能，开拓他的心量，发挥他的道德；鞠躬、尽瘁、冒险，朝前去、望上走，也不顾道路辽远、时间短促、能不能到目的点。“求生活”非它，就是自由发展自己，就是“尽己之性”，就是一个人自由去“做他的人”，自由去“爱”他的“好”，自由去爬他的“高”。“满足丰富的生活”非它，就是不受外力束缚，不肯自暴自弃，“做人”、“爱好”、“望高”的活动，到了极自然、极如意、极圆满的时候所造的境界。简言之，“满足丰富”的生活，就是极能“自强不息”的生活。嗳！谁不“爱好”，谁不“望高”，谁不“要做人”，谁不“求满足丰富的生活”？正如英国诗人谭尼荪（Tennyson）所咏：

This life，what of our nerves are scant；Oh life，not death，for which we pant；More life，and fuller，that I want.

但是“满足丰富的生活”，虽为含灵所共求，而实际上能得着它的人真少得很。理论上，“满足丰富的生活”=人生存的目的=人高尚的快乐。实际上为了种种的原因，人的生活极少“满足丰富”者。所以如何利用人天然“爱好”的心，导之入“满足丰富的生活”，如何促进人类现在未满足不丰富的生活，使之渐渐“满足丰富”起来，成了古今唯一的大问题。我常常想，有生活之量（Quantity），有生活之德（Quality），量德俱优越的生活便是“满足丰富的生活”。道德家喜言“人禽之辨”，宗教家喜说“圣凡之判”。什么叫“人禽之辨”、“圣凡之判”，据我看起来，不过是生活的量与德的高下浅深罢了。现在的人心，日趋于重实方面，不再“辨人禽”、“判凡圣”，也不承认有什么“圣”。虽然，吾辈就人算人，文野之判、强弱之判、盛衰之判、进化退化之判，不就是生活之量与德的高下的浅深的区别吗？具体点说，近代之优于中古、将来文化之高于现在，不是因为中古与近代的人、现在与将来的人，比较起来生活上量德有差吗？切近点说，中国之不振，西洋之崛起，不也是因为中国人西洋人生活上量与德的差别吗？中国之所以“为人鱼肉”、“不能自强”、“国势孱弱”、“大局蜩螗”、“人心鼎沸”、“进退失据”，不也是因为中国上下的生活，其量其德有所不足吗？以中国言，中国人欲中国复兴，成一个有光荣有作为的国家，不能不从促进中国全体国民的生活做起。以人类言，欲将我们的地球，变成一个极乐土，也不能不自促进人类全体的生活作起。促进生活是导人之生活入于“满足丰富”之域，就是扩充生活之量，陶铸（或云变换）生活之德。一个生活之量充足、生活之德加高的人，就是能用全部的力量去做他所应该做的事的人。

如何方可促进人的生活，引导他用全部的力量，去做他所应该做的事呢？答曰，唯一的方法是启发人的自觉。苏格拉底曾说：“人不可以不自知。不自知而欲知外物者，愚之至也。”无论个人国家民族，那有光彩有生气、“满足丰富的生活”，都是自觉自知的生活；那暮气逼人、停顿不前、凋败零落、“缺陷贫乏的生活”，都是不自觉或自觉不完全的生活，有为之士与庸碌之人，兴盛民族与衰败民族，他们生活上的差别，也是由于自觉之有无与其程度。真能自觉的人，必知我所处的地位如何，我的使命是什么；真晓得自己的地位与使命，必能发起猛心，急起直追，还会萎靡不振、醉生梦死吗？自觉的个人、民族、国家，一俯一仰都知道他们的命运，是在他们自己的手中，正如一个少年人，自知年富力强、前程远大，只要自己努力专心，万事皆可成就。自觉是“寻着自己”，是“把持着自己”，是“做自己的主人翁”。自觉的人才有意志，而意志是权能、自由、快乐三者的钥匙。所以如欲促进一人或一群人的生活，以助之得自由、快乐，唯一的法门是启发他的自觉。

如果我对一个初学雕刻的人说：“你现在的功课，是雕一个美像。要雕美像，必须先找合用的器具。”他听了当然点头称是。但是等到他实地要去雕刻时，许多疑难为他当时所不及知不及问的便发生了——什么叫美？我应该雕刻什么像？我的材料是什么性质？我应用什么样子的工具？人类就如同一个学雕刻的学生，圆满丰富的生活是他要雕的像，启发自觉是他的工具。听说促进生活当首先启发自觉，他以为明白了。明日出去实地做工夫，便知促进生活启发自觉两句话中，含有无限的问题，为他从前所未梦见。这许多问题有是理论的、有是实际的，都要一一解决一番。照我个人的意见，正在解决这种问题的百忙中，宗教自然作一个不速之客显现出来，要求世界人对于它着实下一番精密的处理——这个处理是他以前不幸不曾受过的，否则人的生活要受损失。

在这件启发自觉的紧要任务中，宗教有应占的位置否，在将来吾人生活中，它应占有地位否，此乃最有研究价值的一个问题。

三

现在我对于促进生活、启发自觉，还稍有一点讨论。等讨论完，接着讨论宗教。

我曾说生活的动机，是人“爱好”、“要作人”的心。其实一个人为什么“爱好”、“要作人”，也不过是因为要得快乐。快乐从什么地方来呢？大家都说是从正当的行为。但是大家虽然自以为知道快乐是从正当行为中出，而且愿意去做正当的行为以博快乐，事实上却往往办不到。因为人的智慧有限，不能知道什么是正当的行为，所以行为屡有不正当的。有时知道些许，却又以意志有限，不能禁止不正当的行为，努力正当的行为。智慧意志既有限，便发生了一个实力的问题：就是如何才能广大他的智慧，坚固他的意志，使他具足实力、除旧布新，从事正当的行为，博得他最想望的快乐。于是我们可以说：从事正当的行为以博快乐，是一切人（古今、文野、贵贱、穷富、智愚、贤不肖皆在内）自然的、默认的、共认的、不讨论的人生哲学；而从事正当行为的实力（实力用广义解释，含有知识、意志、感情各方面），如何可以得着，却是一切人实行他们的哲学时，所发生的一个急待讨论、急需解决的大问题。这个默认的、不用讨论的哲学，我叫它做“严扃的”封了口的主义；这个急待讨论解决的问题，我叫它做“洞开的”张了口的“习题”。天下相同的东西，再没有过于一切人的人生哲学了！天下相异的东西，再没有过于个人对于此大问题之答案了！一本而万殊，万殊而一本，所以民族、个人才有高下贤愚之可言。

读者倘若明白我刚才所说的意思，那么促进生活、启发自觉二语，就不难索解了。我所说的“促进生活”，就是促进能与人以真实快乐之正当行为；我所说的“启发自觉”，就是实际上与人以从事此等行为之实力。所以启发自觉的问题，是讨论如何可以，或说从何处可以，得着这个实力。宗教在启发自觉的任务中应占何位置的问题，不消说就是讨论宗教可否以此实力与吾人，如何与吾人。

四

让我们先讨论，世界上过去、现在的人所视为此种实力的发源地有几个——人用为启发自觉的器具有几个。第一须知人类最幼稚时，已经发明了许多方法来刺触、唤醒、训练他自己。文化愈开，这种方法自然愈演进，由极简单的变为极复杂的，由混合的变为分途独立发达的。这些方法非它，即是美术、文学、宗教、道德、哲学、科学，它们的发达史是人类的文明史。它们鼓舞、触动、指导的结果，是今日之文明。人类既发明了它们，又保持、改良它们，好来养活、教育、变化、启发、陶养他自己，维持他的乐利、增进他的幸福。不过是年复一年，世纪复一世纪，他所认为是他的“自己”、他的“乐利”、他的“幸福”、他的“生活”，内容不知改变了若干次。以致今日地球上人的“自己”、“乐利”、“生活”，千殊万异；所认为保持他们每人的“乐利”，促进他们每人的生活之器具，自然也是“不同各如其面”。我们今日所以必需讨论文学、美术、宗教、哲学诸“启发自觉器具”相互的关系、存在的理由、实际的影响、发达的方向——简言之启发自觉的方法之所以成为迫切的问题，全是因为我们精神物质方面发展的程度不同，生活之量与德的浅深高下不同。宗教存亡之所以成问题，也是因为我们生活上的经验、心灵发展的程度，已异于畴昔。

我想有方法——历史的——心理学的——批评的方法。此方法根据人生与历史。欲知某物（无论是宗教的信仰、美术的陶养、社会现在的制度等等）的价值，须看它在何种情境下的社会，发展到何阶级的社会，才有益；欲知某物过去现在的价值，须从历史上时局上看它实际如何影响改变人或社会的生活；欲知某物现在将来，有无继续存在发展之必要，须问彼所缘之情境还继续存在于彼社会中否。看它的成绩，定它的价值；看内外的情境，定它的去取。又如欲知一物促进生活启发自觉的实力究从何处发生，须问心理。启发自觉，我已说过，是触动人内里的生机，如明确人的知识，坚固人的意志，鼓舞人的感情，使他们去做他的正当行为。同为能与人以实力之物，而各有特殊之方法，以作用于吾人之心理，以触发吾人之生机。所以欲知某物之实效，观察历史已足；而欲深知某物之所以有此实效，非分析心理不可。评骘一切，不援历史者，往往不知它的彰著功效，轻言废弃；不究心理者，往往不知它的特殊作用，轻言代替。功效昭然者，能轻轻废弃吗？作用特殊，能用他物代替吗？又生物界、人生、历史的发展，不是无意识的瞎眼冲撞，是有本意的（Purposeful）进化。研究关于人生诸问题的人，必须知他所研究的一堆现象中的本意（或云目的）是什么，方才走到问题的深处。发展是向着一个本意而趋，自然因时、因地而异其外面的形式。此物在甲种情境下，只好具“甲”的形式，因有非具此形式不可之势。等到甲种情境迁易为乙种情境，此物为适应外状，妙诣本意故，不得不改具“乙”之形式。所以此物无论它的形式变到何等地步，只要仍旧是向着旧时的本意而趋，便不失其为此物。本意形式如不分清，学者必不能知道他所研究的问题的自性，全为常变的形式所欺。他所见的既皆为外面的“果壳”，而不见里面的“果实”，于是无论主张、反对、褒贬什么，都与问题中之物不相应。这般人也知道一物在甲情境下所具之形式，何能，何必在乙情境下保存不失？一物的本意不与生活的发展有妨碍，何妨应许它随着时代改变形式？一物的本意，倘若已经证明，实与生活冲突，何必再抱着这个陈腐的死形式不放？

总之，解决关于促进生活、启发自觉的诸问题，须采用我所谓历史的——心理学的——批评的方法，我这个方法，“甲”正面足以唤起（一）历史上的事实，（二）心理上的经验，（三）有用意的发展，三种的研究；“乙”负面足以拯救（一）离事实的悬谈，（二）离经验的清淡，（三）胶执外状，三种的过失。这方法本是根据人生。用它始终一致去研究诸问题所得的结果，自然是仍归宿到人生；大可令人灼知他所研究的目的物与他的生活所有的真实关系，为他从前所不及觉察的；大可唤醒人将他对于与他生活有妨碍的事物的关系，一概断绝；将他对于与他生活有利益的事物的关系，加意弄得更密切。如此的结果，中必富有实际的教训，指点人多少发展的新方向。其有裨人生若斯，岂是感情的议论、“太速的括论”、空虚的抽象，所可比拟于万一的吗？

五

现在我可以指点阅者，这历史的——心理学的——批评的方法如何应用到宗教的研究上来——如何应用此方法审定宗教在人生上的价值，察验宗教是否能促进生活、启发自觉。前面我曾说过，宗教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吾人思想经验之不一致，而此不一致乃发展不同自然的结果。因为这个不同，宗教所以为一部分人升之于九天之上、为另一部分人坠之于九渊之下。破坏保守两派的言论，纷然并起，然而他们的言论，终嫌陈腐偏浅，讨论不到问题的深处；虚空笼统，实际上不能畀人以指导。既有这个不满意，我们才急于寻一正当的方法，将宗教的现象、材料，着实整理一下；将宗教的问题着实解决一番。不致再听凭宗教家、破坏家来愚弄我们。我认为解决此问题最合用的方法就是上面所述说的历史的——心理学的——批评的方法。这个方法注重历史的事实、心理的经验、发展的本意，三种积极的研究。应用到宗教问题上来，就注意要找出宗教在历史人生上的实效、心理上的根据、中心的目的。这三样找出，问题便可解决；问题解决便可得实际的指导；得了实际的训导，生活便可有发展的新方向；生活有了发展的新方向，他便可较前格外丰富圆满。试验解决宗教问题时所用的材料，应从何处搜集；材料有了之后，用上述的方法去整理时，其步骤如何；终局时，得什么结论——此三件事何等复杂、广大，岂是本文所能详、作者所能尽？我仅要再为上述的方法作一个反面的证明，便可将本文结束。

宗教的功能，如果不援历史说明，必致功罪不明。宗教的作用，如不据心理解剖，必致褒贬失当。宗教的本意，如不从它发展之迹中看出，必致轻重倒置、体相混淆。因为谈宗教的人，离开历史人生逞议论，才有宗教万能、宗教万恶荒谬的毁誉。毁之者说在人类文明史中，宗教无丝毫的功劳；誉之者说人类之所以有灿烂的文明，全是受了宗教之赐。这两种话皆不足信。然而这种人却来硁硁主张是为什么呢。不过是因为他的不学宗教历史与文明史。其次，谈宗教的人，往往离开心理上的经验发言，所以才有宗教为少数祭司所造作，与宗教为无上神灵所启示，二种争论。其实二论皆不可通，然而竟有人主张之者，是由于这般人不知宗教心理的缘故。其三，因为谈宗教的人，不暇致思宗教之本意与“自相”，所以信仰宗教者，以为宗教处处皆含真理，急于保守一切形式；反对宗教的，以为宗教处处皆是错误，勇于破坏一切。孰知形体不辨，言保守等于得鱼忘筌，言破坏等于因噎废食。然而竟有人辨难不休者，是因为他们没有批评的眼光的缘故。

读上节可知平常人对于宗教观念的谬误，如要免掉，非采用上面所述说的方法，按着秩序下一番精密的研究不可。研究到了彻底明白之后，方能灼知宗教与生活的真实关系。然后再动手或是改革宗教，或是扩张它、缩小它，或竟淘汰它，均可有益人生，决不致损伤人生。此项研究作过之后，宗教的功用（Function）弄清楚之后，方算问题有了解决。而这个解决一定富有实际的指导，指点人促进生活启发自觉的新方向。但是此事未做以前，便信口说“无宗教”，那就如同小孩子在地上画了一个空圈，“聊以自娱”，“别无深意”；此事未做以前便胆大去保守相传下来的宗教，那就如同酒醉的人，捉水面的月亮；此项研究未做以先，便随意拣出一样或几样东西来“代”宗教，那就如同漫将水代酒、糖代醋、北极代南极。我们对于宗教的问题，应该求些新颖合用的知识，不可贪便宜，贪便当将那种感情之谈、肤浅之论、陈腐之说，自称为真理的守护者、上天的使臣，种种人高兴起来，吹的法螺，拿了当作一个字不可移的“真言”。

六

这篇论文，对于宗教与人生的问题，并无解决，但与人以一个解决的方法。我所希望的，是有人肯用此历史的——心理学的——批评的方法去研究国内国外的宗教；宗教与人生之真实关系，先能了然于胸，再紧紧看守好中国国内宗教的现状与发展，务必用正当的手腕干涉之、导引之，使之不与我们个人的、国家的、革新的生活冲突，更进而诱之使有所贡献、圆满、丰富、抬高我们生活的量与德。我想这篇论文倘若能够说动了五个或十个人，专心致志去研究宗教与人生的问题（无论用我所述说的方法与否），我的笔墨已经可以算得了厚重的酬报了。

“无有高于真理之宗教”。“There is no religion higher than truth”。

北京，景山东街，大学第一斋，一九一九年四月十六日

（载一九一九年四月《北京大学月刊》一卷四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