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心岂独西政人

2010年4月18日

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

——张元干

半年前，江湖便有传言，说西南政法大学老校区将被政府征用。直到今年(2010年)三四月，真相才水落石出。肇因乃是“红岩干部培训基地”的建设，原拟三处选址，西政老校区位居最末，后来却成第一选择。另有说法称，老校区将被三分天下，主体区域用来打造将与中央党校、井冈山干部学院、上海浦东干部学院并称的“红岩干部培训基地”；剩余的地皮则为房地产开发商和西政的美丽邻居——四川外语学院所瓜分。此方案由重庆市规划局论证，并得到薄熙来书记的肯定。只是这些选址、论证工作润物细无声，待新闻发出，则是于无声处听惊雷。暮春的雷声，令多少西政人肝胆欲碎，义愤填膺。

我很悲观，原以为西政老校区被改造的命运无可挽回。不曾想，因大学与网络的反对声如潮涌至，导致原方案被迫搁浅，那块万人觊觎的风水宝地暂时得以保全。短短三日，西政老校区的命运萍飘蓬转，一变再变，以至演化为一大举国瞩目的公共事件。(见《南方都市报》2010年4月16日相关报道)

自然，此事并未终了，变数随时横生，反对者当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名言自励。现在盖棺论定似嫌为时过早，却不妨碍我们抛却激情，散尽意气，理性、冷静审视这场卖地风波的诞生与终结。

这是2011年的西南政法大学2舍，已经改造为干部培训中心。我住过四年，当时并无空调，炙热的夏夜，无法入眠，只好开台灯读书。

没有人愿意作不肖子孙，发掘、变卖自家的祖坟。现任西政领导人概莫能外。不管他们是西政自产土著，还是外来品种，他们对这所大学的感情未必就比那些声嘶力竭的反对者薄弱，也许还要诚挚几分呢。基于此，忍痛作出变卖老校区的决策，除了上峰的压力，另一重要因素，在于这次舍弃，是为了更大、更长远的索求，譬如全部搬迁到渝北新校区，结束两地办学的奔波之苦；8亿补偿款项，可以用来缓解此前负债办学的重担，投资未来等。

尽管坐落在歌乐山脚下的西政老校区是一块风水宝地，因地下常驻烈士精魂，于是生出了三分仙气、七分浩然之气——这样的地气，最适宜修习法政之学，仙气使人超然，正气使人坚挺，但是，一所大学的精神与灵魂，不必生生世世都绑定在某一处所。当年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为远避战火而迁入云南，反倒成就了西南联合大学的一段惊世辉煌，可为例证。不妨说，西政老校区的消逝与西政之魂魄的维系，并无必然关系。

以西政学子薪尽火传的理性与逻辑感，他们理所当然注意到了这一点，亦能谅解校方的种种苦衷。那么，为什么大多数人依然反对变卖老校区？仅仅基于对故园的乡愁，仅仅是怒火烧身，激情焚脑？或者如校方某一份文件所言，是所谓“爱校”的“西政人”别有用心？恐怕没那么简单、狭隘。

我以为，许多西政学子反对变卖老校区，只是表象，只是寻找一个发泄在心中郁积良久的愤恨与怨望的出气筒；更深层次上，反对者所针对的是西政这些年来一直在走向衰败，是西政之魂的烟消云散。

犹记得2003年，西政五十年校庆(据说今年要举行六十年校庆，西政学子是何其荣幸，两度校庆，人家用十年，我们只用七年)，一篇《西南政法大学：风雨五十年》，写尽了西政的沧桑变故和内外交困，令多少学子黯然神伤，壮怀激烈。尤其是其中一节名曰“那些离开的人”。其实西政的衰败，不是源于未入“211工程”(当时中国政法大学不也同样未入吗，它为什么一直欣欣向荣呢)，而是程燎原、王人博等著名学者的出走。正如梅贻琦先生所言：“所谓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当大师以及有望成为大师的教授都走了，即使大学的行政楼光鲜炫目，高耸入云，终归是徒有其表，是精神的豆腐渣工程。

我所理解的西政之荣光，不是它生产了多少个大法官和省部级高官，而是生产了多少个贺卫方、梁治平和蒋庆；我所理解的西政之精神，不是写于牌匾上的“博学笃行，厚德重法”，而是在龙宗智教授出任校长后的第一场讲座之上，卢云豹老师敢于直言批评龙的观点庸俗不堪，以及龙宗智心平气和甚至有些低声下气的回应；我所理解的西政之魂魄，不是表现在教学楼前董必武的雕像身上，而是表现在拥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王人博、卢云豹等老师身上。

随程燎原、王人博、张绍彦、赵明等备受学生爱戴的教授的出走，以及至今还贵为讲师的卢云豹的退隐，西政之精神进入了画饼充饥的饥荒期，西政之灵魂就像在十里繁华的解放碑迷了路的孩子。渝北校区的建造与本科新生的入主，研究生留在老校区，固然是迫不得已，却不免造成自由传统的断裂。此间，学校并非无所作为，所引进的林氏三兄弟等洵为英才，然在精神上，无法与王人博等所代表的自由主义谱系接榫，出走者所创下的历史伤口终究难以弥补。西政留给时人的印象，犹如一个没落的贵族。眉宇之间还残存风华绝代的气韵，举手投足则与引车卖浆者无异。

不知有多少西政学子如我这样，对于母校之感情是爱恨交织，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同时，却无法割舍那一份发自肺腑的爱与乡愁？若然，正可以诠释他们为什么激烈反对变卖老校区。往大了说，老校区头上承载了永不消逝的历史荣光：中国法律界的“黄埔军校”，“法学江山，西政一半”……待老校区改造为“红岩干部培训基地”，我们连阿Q式的怀旧——“我家祖上也阔过”——都托足无门。往小了说，我们在那里寄存了青春的美艳与哀愁，毓秀湖的雾气，情人岛的呢喃，四号门的美味，图书馆的安宁……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我们还做不到对岁月之花的凋零、陨灭无动于衷。假如毓秀湖被填为平地，四号门被夷为废墟，宿舍楼被改建为宾馆，教学楼坐满了官僚，我们到哪里安放我们的青春，安放我们一生最美好的时光，四年、七年，乃至更长？

也许你只看到反对者眼中的怒火，在他们心底，却是刺骨的伤心。这些夜晚，伤心最是西政人。

一百年前，中国法律人纷纷奔赴的地方，大多名之“法政学堂”，“法”在“政”前；今日，“政法大学”与“政法学院”鳞次栉比，“政”在“法”前。很可能，再过一百年，你来到歌乐山脚下，但见红妆素裹的“红岩干部培训基地”，某一暗角，还有一块标牌，上书“西南政法大学旧址”——“政”完全遮蔽了“法”。这种剧烈的变迁是否隐喻了中国政法史的进化之路？我只知道，从“西南政法大学”到“红岩干部培训基地”，十分契合近年来重庆政法生活的发展逻辑。

从这个意义上讲，伤心岂独西政人？

伤心只是一种情绪，法律人的理性则要求我们必须直面残酷的现实。不管赞成还是反对变卖老校区，我们愿以最大的善意认为，其出发点，皆是对西政的爱之深。因此，不论老校区最终能否保住，对西政而言，无疑构成了一次重生的契机。是继续堕落，还是从此中兴？“第二次起航”，端在今日西政人的一念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