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文出版社

1951年春天，杨宪益在牛津大学读书时的老朋友、北京大学教授向达向毛泽东著作翻译委员会首席翻译钱锤书建议，请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去北京工作。南京方面很快就收到正式的商调函。南京市委统战部希望杨宪益能够继续留在南京，但这是中央的决定，请杨宪益本人选择。杨宪益回忆说，他确实很想转回到学术岗位上来。不过，我不想翻译毛主席的政治、哲学著作，倒是想翻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于是这件事就搁下了。若干年后，在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中，这件事作为杨宪益对毛泽东不够崇敬的证据，使他“不得不为这件不可饶恕的罪行对自己进行大批判”。

同年，杨宪益到苏州参加了中共华东局主办的一所学院学习，结业后他接到通知，可以不再从事行政工作，到上海复旦大学去教书。杨宪益专程到上海会见了教育局局长。恰好这时北京筹办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和平大会，需要大批翻译，杨宪益和戴乃迭都在受邀之列。杨戴两人负责把宋庆龄历年讲话和文章选编成书，并翻译成英文。在京期间，他们见到了许多老朋友。刚刚成立的北京外国语学院和外文出版社的负责人均盛邀他们到北京工作。

报人刘尊棋

时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副局长、外文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的刘尊棋(1911—1993)是一位资深记者和报人。刘尊棋有一个系统地将中国文学主要作品翻译成英文出版的宏大设想，希望杨宪益主持这一翻译出版计划。杨宪益和戴乃迭决定辞谢复旦大学的聘请，到外文出版社工作。

50年代的北京给杨宪益极为美好的印象。他以前翻译的许多作品都出版了。这期间他又翻译了《儒林外史》、郭沫若的剧本《屈原》。还与冯雪峰一起选编了鲁迅的代表作品，由他和戴乃迭翻译成英文出版。并将民间叙事诗《阿诗玛》译成英文，请黄永玉绘制插图。

在一次中办举办的毛泽东会见科学家、文艺家的活动中，周恩来把他介绍给毛泽东，周恩来说他是一位翻译家，已经把《离骚》译成英文。毛泽东问道:“你觉得《离骚》能够翻译吗?”杨宪益回答:“主席，谅必所有的文学作品都是可以翻译的吧。”

50年代，翻译和写作占去了杨宪益大部分时间。他将维吉尔德的《牧歌》、普劳图斯的喜剧《凶宅》从拉丁文译成中文。将阿里斯托芬的《鸟》、《和平》从希腊文译成中文。还翻译了萧伯纳的《卖花女》和《恺撒与克里奥佩特拉》，写了一些介绍惠特曼、奥维德等作家的文章。

他还应少年儿童出版社之邀，创作了《赤眉军》、《黄巾子弟》等描写农民起义的小说，甚至打算编写一套系统描写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的丛书。并为《新观察》杂志写了介绍中国邮票、菊花、荷花、梅花、金鱼、竹子的系列文章。

杨宪益后来在自传中写道:“尽管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干扰，但五十年代仍是我从事中译英工作成果最丰硕的时期。《离骚》及其他诗歌、四卷本的《鲁迅选集》以及清代长篇小说《儒林外史》出版以后，我又翻译了三世纪至七世纪的故事集、唐代传奇、宋明平话小说、清代初期的诗歌《长生殿》、明代诗剧《牡丹亭》节译本、元代剧作家关汉卿的《戏剧选》以及一些地方戏剧本，其中包括昆曲《十五贯》、京剧《打渔杀家》、京剧《白蛇传》。”

杨宪益与戴乃迭合译中国文学名著时，一般是由杨宪益在打字机上先译一遍初稿，然后由戴乃迭修改两三遍，最后定稿。戴乃迭对翻译工作精益求精，她修改时投入的精力和时间往往比杨宪益初译所花费的工夫更多。他们在翻译宋代范成大的田园诗时，戴乃迭边修改边与杨宪益商量，一共修改了七八次。后来翻译《红楼梦》时，戴乃迭就更加认真了。他们夫妻两人合译的中英文名著不下百余种。

1960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调杨宪益翻译《荷马史诗》，他翻译了《奥德修记》，同时还把法国古典史诗《罗兰之歌》翻译成中文。一年后，外文出版社要他回去翻译《红楼梦》。1962年他翻译完《史记》，交稿后一直没有出版，上面作出决定，凡是署名为杨宪益的书稿暂不付印。后来有人在香港发现了这个译本。至于《红楼梦》的翻译工作时断时续，直到1976年才全部译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