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
1929年由欧洲各国缔结的日内瓦公约提出，给战俘以人道主义待遇，这标志着国际人道法的普及。抗战期间，国共两党对日本战俘的态度完全符合国际公约精神，都采取了宽容的人道主义政策，与日军对战俘的肆意杀戮、奴役和虐待形成了鲜明对比。本文真实地展示了部分日本俘虏在战俘营中仍然坚持“武士道”精神、冥顽不灵的情景。
林语堂，福建漳州人，著名文学家。林语堂曾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厦门大学文学院院长，用英文写有《吾国与吾民》《京华风云》等。1943年冬，林语堂从西安返回重庆途中，在宝鸡参观了日本战俘营。1966年定居台湾。
去年冬天，我由西安返重庆的途中，在宝鸡停了一下，因此顺便去参观了宝鸡附近的日本俘虏集中营。
我们在集中营所在的村庄里，遇着了集中营的监督马先生和青年会的援助战俘委员会的瑞典代表彭德兹先生。我们听说有好几所俘虏集中营，分散在各处，马先生准备通知其他的集中营的俘虏到此地集合，我告诉他，我们只要看看附近的集中营的样子就行了。我并不希望所有的俘虏列队站出来，我只想看看今天上午他们如何过日子——正和平日一样。
据说俘虏们有“改变”了的和“未改变”的两种，这两个名称至多只能说出一般的态度。因此那天我们只参观了两所集中营，一所是步兵们住的，另一所是一小群飞行员住的。
步兵
步兵住的集中营很小，大约容有一百二十人，俘虏们穿着深蓝色的棉衣，我想这棉衣的布料比中国士兵们穿的要好些，成群的俘虏在阳光照耀着的地面上闲荡，有几个俘虏坐在一道狭窄的门槛上在专心缝补着衣服。他们好奇地望着我，他们的态度既不和善也不很敌视，我进一间屋里去，有十几个俘虏正盘着腿坐在铺有席子的大炕上，有几个在玩纸牌，室内的空气并不愉快，我想找人作翻译和几个俘虏谈谈话，但是他们微笑的时候，我感觉到他们宁愿没有人去打扰他们，他们知道别人会问他们一些常有的问题，和引起他们痛苦的话。有一个能说流利的中文的俘虏，他们发现他在外边的院子里，我在他近旁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来，表现得很自然的样子，他很和蔼，中文说得很明白，他说他在国内开了一所小店，他对于他在此地的待遇毫无怨言，他时常说到某一个地方，便停下来笑笑，好像是说“有什么可谈的呢”。当然他想到他的家，但是战争是一个使他莫名其妙而且想不透的而且不愉快的话题，我觉得他和其他的俘虏们一样，有伤了自尊心的感觉和有深切的爱国心，这是自然的。
第三次长沙会战后被俘虏的日军士兵
我遇见三四个女俘虏，她们是日本人或是朝鲜人，我注意到集中营的门口没有卫兵，也没有机关枪，而那六七尺高的泥墙很容易爬过。其实我还看到一些日本人在已倾圮的后围墙边工作着，马先生告诉我，俘虏们没有逃跑的可能，有少数俘虏想逃走，又被捉到而送回来了。这地方深入内地一千多里，逃走的俘虏在一两天之后必须到村庄上去找东西吃，而他们的口音，他们的步态，以及中国的乡村保甲制度，随即可以发现他们而送回集中营里来。
残暴的日本飞行员
会见残暴的日本飞行员是这一次参观中最有趣的事，因为他们的意见特别坦白，我和他们谈得很久，也能多多观看，他们一共有九个人，都是在战事初起的那一年内（一九三七—一九三八）被俘的飞行员，他们住在一座土洞里，洞外有一所宽广的院子，马先生告诉我，这些飞行员是“未改变”的俘虏，因此更使我希望能和他们谈谈，我发现他们坐在一条大炕上的席子上，炕成直角形，我看到角落里有一些相片和一个木制的日本天皇的神座，这显然是俘虏们自己做的，我坐在土炕的边上，我们的许多同伴便拥挤在门内和门边这狭小的地方静听着。
马先生用日语告诉俘虏们说我刚从美国来的，他说日语说得很好，但是还有一个好像更会说日语的中文翻译和他在一道，我自己对于日文，却一个字也不懂。
我不明白我自己进去干什么，我觉得我好像在黑龙会开会时参加旁听，日本飞行员不仅是坦白，而且极想说话，有时候他们几个人同时回答我的时题，由日本人的观点说来，他们的“士气”仍旧很高，他们残暴，聪明，狂热而不悔过，他们解释他们的战争哲学，他们没有投降，不过是被击落下来而被俘，这五六年的囚禁并没有改变他们的观念或他们的志气，他们大多数是年轻的，年纪最大的一个看来大约三十岁，有些人在十五六岁的时候便受过训练，灌输以日本陆军的观念、作战的政策和必须为日本的国运而斗争的思想，他们都能够像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们一样谈论他们的观念，一些年纪比较轻的俘虏们未免太兴奋了一点。
有一个年纪较大的俘虏，他能从头到尾地讨论日本的民族主义的每一个问题，他盘着腿，正襟危坐，只要挂上一把刀，看去就像一个日本武士了，但是坐在窗子旁边的另一个年老的俘虏使我大为惊骇，他不多讲话，木然地坐着，他眼中的坚忍和他心中的狡诈，似乎使我立刻明白了日本的黩武主义，他好像是俘虏们的思想专家，时常校正或改正其他的俘虏们的回答，而且他有那种特别防备的和坚决的日本人的表情，好像是说，“全世界都是我们的敌人”。
我望着墙上的写有中文的神座，我问他们对于天皇的感想，这个问题不很明白，他们互相用日语谈了一会，然后窗子旁边那个瘦瘦的思想专家回答道：“在这异乎寻常的情况之下，我们不应当讨论这个问题，如果我们想到这个问题，我们便应当切腹自杀。”我低声地吹吹口哨，我明白我所发现的事情了。
天皇是神吗？
“但是你相信他是神吗？”我跟着问，我已听见过这种说法，但是我希望有人当面告诉我，他相信天皇是神。
那个能言善辩的俘虏答道：“他是神同时也是人，他既然是一个人，我们便认为他是我们最亲爱的父亲。”
这弄得我莫名其妙了，虽然听听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人说这样的话也很可笑，我不愿意深问他们这个敏感的问题了。
“你认为天皇就是国家，而且没有天皇，日本帝国就不能存在吗？”
许多人争着回答。
“当然是的。”有一个俘虏说。
“我们的天皇是日本国运和世界命运的象征。”另一个说。
“我们是天皇的代表。”
“他是我们国家的象征，一个国家没有为首的人便不能存在，你们的孔夫子也说过的。”
“不要谈孔夫子了，你们和中国人接触了这几年以后，你们改变了你们对中国人的观念没有？我想——我知道——你们学校里的先生们告诉过你们一些关于中国人的坏事情。”
另一个一直没有作声的俘虏说话了：“不，没有那回事。”（我知道确有其事的，他不过是想表示有礼貌，我也不和他争论）“学校里告诉我们，美国是我们真正的敌人。”“你当然听到过珍珠港事变，你知道战争对你们不利了，你们突袭美国是失败的。难道你们不明了美国的生产能力超过你们，而你们担任了一件不能胜任的大工作吗？”我坦然笑着说，轻描淡写地谈出一些极有力的意见。
“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强国，我们知道。但是美国是我们在太平洋上唯一的敌人和对手，我们必须打败美国，为了这个目的，我们运用我们所有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资源来作战，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有关两国的国运的战争。”
语调中毫无后悔的意思，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坦白地表示意见。
“那么在你们的陆军学校里，教你们认为日本和美国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吗？”
“并不是教我们这么想，日美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知道会有战争而且准备作战，强有力的国家必须作战否则便灭亡。”
这谈话渐渐使我极感兴趣，他们好像并不厌烦，他们谈话好像是想改变我的意见，有些俘虏可能读过我所写的而译成了日文的书籍。
我问道：“你们是不是认为天皇对于作战的政策并没有罪过，而是你们的军阀将你们引入战争之内的呢？”我用了一句中文的成语，“挟天子以令诸侯”，意思是说军阀们利用皇帝作工具，以建立他们自己的实力，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位翻译员加以解释，他们都懂了。
军阀是什么？
“你所谓军阀是什么意思？”他们突然问道，这一下要我来答话了。
“我所谓军阀是指代替人民统治国家而且决定国家政策的军人阶级。军阀们，”我解释道，“是有军人头脑的军人；他们不能想到外交关系，除非是战争和征服，有了这种军人思想统治着任何一个国家的政策，其结果必是战争——和德国一样，你们的国家是这样被统治的，你们的国策是由军人统治阶级来决定的，这便是我所说的日本军阀的意思。”
我只听到轻敲声和嘶嘶声，如果用言语来表示，就是说：“他们不是军阀，他们是日本的忠实的仆人。”
我想以友好的态度作一点宣传工作，我说：“战争的结局必定是同盟国胜利而日本失败，在美国有两派不同的意见，一派认为我们应当推翻日本天皇，另一派认为我们应当保留他，但是同盟国的人民，一致同意必须摧毁德国和日本的军阀制度。”
“我们不懂，日本并没有军阀。”
谈话似乎成了僵局，他们在互相谈他们的事。
“我是说那些好战而且相信战争是实行国策的工具的人们，你们都希望世界上能过和平的生活，不是吗？如果人们信赖战争，如何能有和平呢？”
这几句话引起那个在笑着的激昂的青年俘虏的一篇高谈阔论来了，因此我明了彼此之间的隔阂太大，任何辩论都没有用处的。
“世界和平？”他确切地暗笑着说。
“你看那些动物，甚至飞虫和蚂蚁也打仗的，只要地球上有人类存在，世界上便常常有战争，全世界的人都死光了的时候，嗯，那么才会有世界的和平。”
我有点目瞪口呆了，谈话告一结束，我已明了许多事情了。
在离开村庄以前，我到彭德兹的住所去了一趟，他说在起初他必须克服许多对于他的动机的疑虑，而当他第一次和那些“武士”俘虏们同进早餐的时候，他极受欢迎，有一个日本飞行员说他和他的同伴们是日本天皇的代表，如果彭德兹先生承认这事实，他们才能和他打交道，据彭德兹先生说俘虏中有二十个军官，二十个飞行员和三四十个大学毕业生，这些人我都没有看到，俘虏们分成两部分，军官们与忠实的武士代表和普通的士兵们，他们彼此之间好像没有什么关系，马先生不得不将这两类俘虏分开来住，大学毕业生原先和军官们住在一起，但是后来他们要求迁移到兵士集中营去，他们在兵士集中营里更感觉适意些。彭德兹先生是几个月以前到此地来的，得到马先生的合作，刚开始设立各种教育委员会和福利委员会，由俘虏们自己来主持，他说马先生做了很了不起的工作，而且完成了有永久价值的事业，他引述来参观过这集中营的友谊野战卫生队的麦克卡路尔博士所说的话：“这所集中营完全够得上我在几个月以前参观的加拿大的集中营的标准。我很自豪而且感觉快乐的发现中国对俘虏的待遇已实行了西方各国的人道主义的传统。”
◇原载《亚美杂志》1944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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