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绿园的故事，你知道吗？

李绿园，名海观，字孔堂，号绿园，晚年又号碧圃老人。祖籍新安（今河南省新安县），累世居住在县北北冶镇的马行沟村。

李绿园一世祖名李昂。昂生三子，长名守分；守分生三子，次名调元；调元生二子，长名玉琳，次名玉　。玉琳是一个普通的秀才，弟兄耕读持家，稍丰裕，但一遇灾荒，便无力应付：

康熙辛未岁，大饥。玉琳兄弟方奉母就食四方，会洛阳会试，玉琳乃留试，遣弟玉玠负母赴南阳去矣。试竣，持七十钱星夜奔迹，抵南阳之梅林铺，音问渺然。值日将暮，计穷情急，乃坐道旁呼天大号曰：“我新安李某也，寻亲至此，已八百里，足茧囊竭，而亲不可得，独有死耳!”益大号。突有仓皇来前者，即玉玠也。玉玠已为土著延作塾师，坐间，忽心动，若有迫之者曰：“起！起！汝兄至矣。”急出户，闻号声乃前，与玉琳相持泣归。……

这是清乾隆间中州著名文人刘青芝所写《宝丰文学李君墓表》中的记载，刘青芝还据此另作有《李孝子传》。这个故事在清代广为流传，被载入地方志。

这个“寻母李孝子”就是李绿园的祖父，名玉琳，字雍州，号鹿峰。康熙辛未（1691年），李玉琳又从南阳流迁至鲁山县（今河南省鲁山县）的水牛屯，大约康熙癸未（四十二年，1703年）【据徐玉诺《歧路灯及李绿园先生遗事》（《歧路灯论丛二》收载）引李绿园《重修关壮缪祠碑记》】，移居临县宝丰的河岸李（村名）。也许因为是同姓又是孝子和读书人的缘故吧，河岸李姓家族热情收留了这位外乡人，还推荐他到附近鱼山的义学里教书，后又在村东南三里宋家寨的李姓庄园中划出一区赠给了他。从此，李玉琳遂在宋家寨安居下来，靠着教书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李玉琳教书治经，对《春秋》颇有研究，著有《春秋文汇》，不传；他也能作诗，但传世仅《鱼齿山》一首，末联云：“满目沧桑堪惆怅，愁看山色碧层层。”大概一生不得志。他的重孙李于潢曾写诗追念，说他“当年穷经只伴僧”（《述先德自励诗》）。然而他却是绿园一家在宝丰奠定基业的第一人。李玉琳生卒年无考，大约在李绿园出生后某年去世，归葬新安祖茔。

李玉琳一子名甲，字尺山，号厚夫。这李甲即绿园的父亲，前引刘青芝《宝丰文学李君墓表》就是绿园葬父时请刘青芝所写的碑文，其叙李甲行状说：

及玉琳殁，仍归葬新安祖茔。宝距新六百里，文学君春秋霜露，祗荐频繁，历数十年不衍期。……母病腿疼，君常翼之行，雨雪则负之。……母重听，然喜闻里巷间好事，君坐卧指画，以色授母，母目之而省，时为颐解。其因时随事，委曲以博高堂之欢者，多此类也。

看来李甲也是一位秀才和孝子，他另外还做过些什么，我们就无从知道了。李甲生年不详，卒于乾隆戊辰（十三年，1748年），葬宝丰。

李氏一门寄籍宝丰、以孝相踵的家世，对《歧路灯》的构思和写作有重大影响。李绿园是李甲的独生儿子[据《新渑李氏族谱》。但刘青芝《宝丰文学李君墓表》中，有李甲临卒“忽招诸子至榻前”的话，栾星以为“绿园还有兄弟”。待考]。

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李绿园生于宝丰县宋家寨（一说本年十二月初一日寅时生于鲁山之水牛屯，见徐玉诺《歧路灯及李绿园先生遗事》。此从栾星先生说），他六十九岁所作《宦途有感寄怀风穴上人》诗中有自注记及襁褓时事云：

余生弥月，先也赠公（外祖母）抱之寺，师冷公和尚赐名“妙海”，实菩萨座下法派也。

李绿园名“海观”应是因此而来。《歧路灯》以“灯”命名，取义于佛教以“灯”喻佛法指明破暗的传统，说不定也与此有蛛丝马迹的联系。

宋家寨是一个风景优美、民风古朴的小村庄，在宝丰县城东南七里，北临滍水（今名沙河），西依鱼山，山上有寺，兼为地方上的义学，绿园幼年就曾在这义学里读书。“抱书此地童龄惯，坐数青山藉草茵。”（李绿园《立夏登村右鱼齿山》）这里的山水风物深深打动他幼小的心灵。特别是鱼山脚下汉墓前的石兽辟邪，引起童年绿园的无穷兴趣，偎依抚弄，与之结下了亲昵的情谊。

宋家寨北数里隔滍水有宋村，是南宋爱国将领牛皋大败金兵处，童年的绿园也曾随乡前辈登高远眺这片古战场；绿水青山，茅屋瓦灶，生活着终年辛劳的农民，他们厚道淳朴的天性，更给了童年绿园以深刻影响，赢得了他终生的好感、同情和尊敬。绿园还不止一次随父赴新安祭扫祖墓和探视族人，激起他在寄籍之乡光大门庭的愿望，可惜这些都无从考查了。

李绿园的祖父教书，绿园上学应是很早的。那时，读书是为了做官，绿园也走上了科举的道路。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绿园十三岁，入城考秀才，住远亲李秋潭家，绿园晚年回忆道：

余十三龄，入城应童子试。先生（指李秋潭）于海观有瓜葛姻谊，遂主于其家。晨起，携余步北门认　水，反入七世同居坊，左入饭馆，各尽浆粥二器。盖先生素窭，惧晨炊之不佳也。尔时海观虽髫龄，颇微窥默识其意。（《李秋潭遗墨幅间题语》）

与一般文人自诩的早慧不同，李绿园自幼就敏感于贫寒家计的难处，从而长成后练达人情，勤于治生理家。他晚年所作《家训谆言》中说：“元儒云：儒者以治生为急。不知治生，必至贫而丧其守。知此，则史书所载，某某不事家人生产，不足为训也。”这与同时代吴敬梓“素不习治生”（程晋芳《文木先生传》）的趋向完全相反。李绿园十三岁那年大概没有考中秀才，但他中秀才的时间不会太晚。乾隆元年（1736年）他应河南乡试，中了举人。这一年新皇帝即位，李绿园正值“而立”之岁，“仪观甚伟，风气非常”（刘青芝《李孔堂制义序》）。新科得中，壮志凌云，他有诗说：

君不见隆中名流拟管、乐，抱膝长吟志澹泊；又不见希文秀才襟浩落，早向民间寻忧乐。一旦操权邀主知，功垂青史光烁烁。男儿有志在勋业，何代曾无麒麟阁？……（《赠汝州屈敬止》）

这诗是他中举后一年写赠一位老迈孝廉的，诗中以诸葛亮、范仲淹（字希文）的功业与友人共勉，抒发的实际是自己跃跃欲试、建功立业的心情。

为了这出将入相的抱负，李绿园读书求学异常刻苦认真，他的《鱼齿山头远望》一诗写到早年读书的情况说：

我生僻隘乡，赋质颇不恶。架上遗蠹简，牵率强为索。茫然昧厥趣，扣而扪龠。偶而窥一二，据案自惊愕。迨自境迁后，所得竟无着。再读未见书，此怀复跃若。

在四书、八股之外一切书籍都被视为“杂览”的时代，李绿园这样博览群书，苦心求索，是难能可贵的。刘青芝《李孔堂制义序》称他是“有志斩伐俗学，力涸筋疲于茹古者也”，他写的八股文也“忧世之怀，壮行之志，殷殷时露行间”。但这样的读书为文，对于科第来说无异缘木求鱼，结果他一生没能考中进士。《歧路灯》写娄潜斋会试考卷中有讽刺皇帝的话而被黜；还写一位读书做了官的人，因不曾中过进士而终生遗憾，大概就寓有作者会试的经历和感慨。

然而举人已是衿绅了。李绿园中举后，除应会试外，居乡还应有许多的活动。但直到他五十岁出仕，我们约略知道的只是他在乾隆八年（1743年）参与修纂《宝丰县志》，乾隆十三年（1748年）葬父在家守孝，并于本年开始写作《歧路灯》。其他可注意的就是他已倾心于弥漫中州的理学，他于乾隆八年跋宋足发《性理粹言录》写道：

先生是编，实于圣贤为己工夫，煞曾体贴过来，故其萃集者，辞皆体要，而义已详该；诚学者座右之珍哉!

但他所珍的是“体贴过来”的理学，也就是《歧路灯》中反复称道的“真理学”。中举后他的家境也显然好了起来，已有了“十亩蔬园”（《夏日南园》》，即他诗中数度咏赞的“南园”。“南园”可能又称为“绿意园”，他并因此自号“绿园”。

吕公溥字仁原，号寸田，新安人。一生不务科举，家藏书万卷，日以读书吟诗为事，有《寸田诗草》；袁枚为之作序，称“诗中雄伯”。吕燕昭字仲笃，又字中一，是吕公溥的侄子，乾隆举人，仕至江宁知府，亦能诗。吕公 溥后来曾为《绿园诗钞》作序，《序》今存；吕燕昭是今知最早评阅《歧路灯》的人，称《歧路灯》“以左丘司马之笔，写布帛菽粟之文章。”（《乾隆庚子过录本〈歧路灯〉过录人题语》）

李元章，新安马行沟李绿园的族人，是一位风趣的板话诗人、通俗文艺家，后来经商致富，曾请李绿园教自己的儿孙读书。刘青芝字芳草，号实夫，晚号江村。宝丰邻县襄城人。青芝为清前期著名学者和古文家，康熙举人，雍正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托病辞归。著书终身，长于传记。青芝可算作李绿园的前辈。他的儿子刘伯仁是绿园乡试的同年，所以绿园能师事刘青芝，过从甚密。上引吕燕昭评《歧路灯》所指出的特点，与刘青芝的影响有关。我们从李绿园的交游中找不到达官显宦，这大概因为他起家寒微而又不喜攀附的缘故吧。

乾隆二十一年（1256年），李绿园五十岁，开始了他称之为“舟车海内”的生涯。这将近二十年的游历，显然是在外辗转做官。他以举人出仕，又无朝贵或封疆大吏做靠山，历任可能只是一些府州县衙的杂职，甚至坐冷板凳候补的日子也不会少，所以史志未见记载，他自己也囫囵称之曰“舟车海内”。从今存李绿园的诗文和他的友人少量有关的诗文看，李绿园的足迹遍及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天津、湖北、四川、江西、江苏、浙江、贵州等地，“舟车海内”是不虚的，只是极少有关他仕历的线索。他有一首《开州署中苦雨》诗，末联云：“不获登城望，田间更何如？”好像开州现任官的口气，但史志上也找不到有关他在开州任职的记载。可以确认的是，他最后任贵州思南府印江县知县。郑士范《印江县志·官师志》载他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到任，“能兴利除弊，爱民如子，疾盗若仇”，是个贤能的“循吏”。李绿园自己也有诗记载这时做官的情况：“政简无忧案牍积，宦贫常虑酒杯空。”（《喜雨亭》）然而他在任仅一年左右就辞职归田了。

李绿园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以病告归”（吕公溥《绿园诗钞序》）。“告归”真正的原因是为事所迫，这可以从他本年所作的《宦途有感寄怀风穴上人二首》的第一首约略窥知。诗云：

竹筇扶步叩禅关，峰岭千层水一湾。祸不可撄聊远害（余以运铅之役，缺匮部项，几频于险），盗何妨作只偷闲。犹夸循吏频摇首，但号诗僧亦赧颜。易地皆然唐贾岛，两人踪迹一般般。

题下署“乾隆癸巳暮春印江署中作”，写此诗时归心已定，而尚未卸任，或正在办理离任中。从夹注可知，他决计辞归，是“运铅之役”中“几频于险”的影响所致。清代贵州是采铅重地，这里所谓“运铅之役”，即指当时贵州向外省及京师运铅的工役。路途险远，运量巨大，“每有坏船之患”，“沿途雇募船只，每多勒　耽误之弊”（《清实录·高宗实录》卷一八五）。李绿园任职的印江县距离当时著名铅厂永兴不远，他到任不久就遇上了这件繁难的事，他虽久历官场，对这件事却并没有经验。可能正是碰上了“坏船”或“勒　耽误之弊”，结果“缺匮部项”，也就是说，负责运送的铅遭到损失。他大概因此被责令赔补，宦囊倾尽，还可能搭上部分家资。他七十岁时有诗云“宦唯山水不曾贫”（《丙申今有轩梦余口占》），七十一岁时还去新安马行沟教书，都是“几频于险”的余波。没有革职问罪已是不幸中之大幸，所以他当时不敢“恋栈”官位而托病辞职了。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李绿园六十八岁，经风尘波涛数千里而返抵家乡宝丰。二十年宦游，他没有变得恶浊，没有沾染官气，而“依然故吾，见之者不知其为官”（吕公溥《绿园诗钞序》）。乡居无事，检点宦囊，只有半世积腋成裘的诗文卷帙，使他感到格外亲切，引起他整理传世和进一步创作的欲望。

返乡后第二年，他的二儿子李蘧中了进士，分用为吏部主事。教子成名的喜悦，也加强了李绿园的自信。“老觉文章终有价”（《丙申今有轩梦余口占》），七十岁的老绿园如“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整理旧作，再赋新篇，《歧路灯》的续写即从本年开始。第二年（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他大概因祭祖扫墓去了新安，被马行沟族人“邀之课子侄”（吕公溥《绿园诗钞序》），一住三年，教书之余，编定《绿园诗钞》，续写完《歧路灯》，还时往本邑的横山访旧友吕公溥，饮酒高会，诗文唱酬，“剧谈数晨夕，相乐无间”（同上），“酒后耳热，每自称通儒。”（道光《宝丰县志》本传）

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李绿园七十三岁，从新安撤帐归来，不久由次子李蘧迎养去了北京。四年后，仍归宝丰。徐玉诺据李家祠堂木主说李绿园“乾隆五十五年庚戌（1790年）六月二十八日巳时寿终于米市胡同京邸，享年八十有四”（《歧路灯及李绿园先生遗事》，《歧路灯论丛二》）。如果这个记载不误，李绿园八十岁以后又去了北京，并死在那里。有人认为他死后寄厝北京，未归葬，但李蘧当时已是都察院监察御史，不会不归葬他的父亲，而且据杨淮《国朝中州诗钞》所记李蘧“庚戌丁艰家居”的话看来，李绿园死后还是归葬于宝丰的。

李绿园有四子，长子李　，一生事迹不详，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客死于开封。次子李蘧，字卫多，号祉亭，乾隆乙未进士，历官吏部主事、都察院监察御史、工部给事中、江西督粮道等。三子李范，廪贡生。四子李葛，乾隆丁酉拔贡，工书法，历任四库全书誊录官、灵宝县教谕。四子中李蘧官最大，名最高，《宝丰县志》本传说他“置腴田四百亩，属从子经理，为祀先资。”看来也最富有。绿园孙辈十余人，第十一孙李于潢为道光年间中州著名诗人，为人放达不羁，有《方雅堂诗集》等传世。余无闻人。

自李玉琳逃荒离新安（1691年），迁宝丰，至李绿园逝世（1790年），李家历三世一百年。这一百年是清王朝由盛而衰的时期，却是李绿园一家由寒素至于富贵的时期，李绿园是光大门庭的关键人物。与吴敬梓、曹雪芹的从大富大贵落到一贫如洗相反，李绿园是踏着现实的台阶步步登高的。“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鲁迅《而已集·小杂感》），李绿园大致属于“要保持现状”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