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时期的文字狱，你知道多少？

李绿园生活于清康熙、雍正、乾隆时期，他长寿的一生几乎与18世纪共始终。

清朝是在全国人民的血泊中建立起统一的极权统治的，“扬州十日”【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破扬州，于城中杀戮十日】、“嘉定三屠”【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在嘉定（今属上海市）进行了三次大屠杀】、“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清顺治元年（1644年）颁“剃发令”，违者处死，当时因有此说】等疯狂的杀戮，写下了历代封建王朝开国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此后的“康乾盛世”则继续了这一“脍炙人口的虐政”（鲁迅语）。

在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等各种武装反清斗争的同时，尤其注重钳制舆论，镇压人民思想上的反抗。自顺治九年（1652年）明令禁止文人结社，以后屡次严申，雍正三年（1725年）更定例究查；自顺治十四年（1657年）“科场案”（这一年顺天、江南、河南三处科举考试皆有舞弊，事发兴大狱，处死主考官等甚众，株连治罪者颇多）、顺治十八年（1661年）“哭庙案”（苏州文人金圣叹等以给顺治送丧为名，哭临文庙，揭告贪官，被清廷处死）、“奏销案”（清廷以追欠钱粮为名惩治汉族士绅，褫革万余人，捕三千人）等以等。据不完全的记载，乾隆六年（1741年）至五十三年（1788年）的四十八年间，各种文字狱有六十三起，杀人焚书几乎成了每年的常例，其酷虐更甚于康熙、雍正。此外，康、雍、乾三朝还多次特诏禁毁“淫词小说”。

与高压手段相辅的是麻痹、利诱、笼络、羁縻等怀柔措施。理学是宋儒掺和了佛教义理的新儒学，主张“明天理，去人欲”，非常合乎封建统治阶级麻痹人民的需要，清初诸帝都提倡不遗余力。康熙亲召理学家入宫讲习，刊印《性理精义》《性理大全》《朱子全书》等颁行全国。给理学家以高官厚禄，如李光地、汤斌、陆陇其等都是所谓“理学名臣”。清代又以功名富贵为诱饵，以八股文为手段，使天下读书人白首窗下，消磨于四书、八股文之间。同时开捐纳、保举之途，康熙、乾隆时还特设博学鸿词科，以名缰利索，四面网罗。康、雍、乾三朝先后集大批学者编辑了《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大型类书丛书，还开局修撰《明史》。这些措施固然有利于典籍文化流传的一面，但清朝皇帝的本意却是为了加强统治，借以羁縻汉族文人名士，抽毁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例如乾隆一面诏求遗书，一面发布禁书令，仅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至四十七年（1782年）的八年间就焚书二十四次，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

高压政策使“前代文人受祸之酷，殆未有若清代之甚者，故雍、乾以来，志节之士，荡然无存”（柳诒征《中国文化史》）。而怀柔的手段似收到更多的效果，对于入清以后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尤其如此。他们没有明遗民学者文人对清朝的仇恨，又觉得读了书，不能没个官做，至少要靠读书所得以养亲糊口，所以大都入了理学和八股文的魔道，久而不闻其臭。即使有识之士，也往往“低首降心，知其不可而为之。”（袁枚《答袁惠　孝廉书》，《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七）这两手政策的影响，从当时河南的几件事可以看出。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夏邑附生段昌绪因收藏吴三桂檄文被杀，前江苏布政使彭家屏因藏明末野史赐自尽，引起河南藏书之家人人恐惧。河南古称中州，自宋元以来为“理学名区”。清初著名理学家孙奇逢先后讲学新安、辉县，造就了一大批理学门生，康熙时的“理学名臣”汤斌及理学家魏一鳌、耿介等就都是他的学生。影响所及，清代河南讲习理学的风气，一直非常浓郁。乾隆年间还出了一位被称为“中原名儒”的刘青芝，他是李绿园早年师事的前辈友人。

然而清朝统治者能暂时压制各种反抗，却不能防止自身的腐朽和堕落，更不能永远阻止历史前进的步伐。相反，“康乾盛世”表面成功却助长了统治阶级骄奢淫逸，并掩盖了深刻的危机。雍正用阴谋夺得帝位，屠杀兄弟，诛戮大臣，猜忌刻薄，刚戾自恣，是有清第一个暴君。乾隆则好大喜功，征战杀伐的“武功”一定要“十全”，“南巡”一定要六次。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诏定“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制，以后相沿未改，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七十八年间，全国人口由二千四百十七万骤至三万万零一百四十八万，增十二倍有奇，大大超过了缓慢的社会生产的发展。国库空虚，又挥霍无度；米价腾贵，官僚又乘机贪污盘剥。乾隆间军机大臣和　一人就占田八千顷，家私估银十亿两。朝政败坏，以致“康熙元年以来，中外臣民愍不畏法”（《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中华书局版第二页），至乾隆中，“‘刁民’……往往聚众抗违，逞凶滋事。……动辄汹涌，甚至殴官伤役”（同上第七页）。据载，这一时期较小规模的农民起义有四十六起，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有四起，大多发生于乾隆年间（同上第四章），可见这一“盛世”是如何地从危机四伏向危机四起发展了。

不过，从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看来，康、雍、乾三朝还是一个相对安定的时期。那时社会矛盾在发生、积累乃至局部激化，却还没有大规模全面爆发，社会生产仍在缓慢发展中，农业、手工业、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城市工商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从全国的情况看，南京、苏州、杭州、扬州、武昌等已成为工商业繁荣的大都市，城市工商业中雇佣劳动已相当普遍，例如“苏州机户，类多雇人工织，机户出（资）经营，机匠计工受值，原属相需，各无异议”（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六页）。从《歧路灯》作者李绿园的家乡河南的情况看，经济的发展虽落后于南方，首府开封又曾在明末受过水患，但至乾隆年间各郡商业行馆仍呈现“星罗棋布，次第秩然”（阿思哈《重修相国寺并建行馆小记》）的景象。开封以南四十里的朱仙镇为当时全国四大镇之一，南北往输，商业最为繁盛。

雇佣劳动与自由贸易的迅速发展必然造成对封建制度的冲击，并影响到思想文化领域的变化。自清初顾炎武等提倡“经世致用”之学，抨击君主制，至乾隆中戴震直斥“后儒以理杀人”（《戴东原集·与某书》），提出“有人欲才有天理”，要“体民之情，遂民之欲”（《孟子字义疏证》）的主张，标志了思想文化领域里反封建专制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尽管这一脉进步思想在当时影响不大，但与经济领域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相呼应，又值理学泛滥日久，弊端百出，故能动摇封建思想统治。康熙甚至发现理学家魏象枢、李光地等虚伪做作，当面斥责，普通有识之士就更可以对理学之弊表示不满和进行批评了。

康、雍、乾时期封建制度的危机还具体地表现为世家地主地位的动摇和败落。我国古代的封建制度是由封建家庭的宗法制放大而来的，封建家庭历来是封建国家的基础和细胞。封建国家是一姓之产业，皇帝以“孝”治天下；封建家庭则化家为国、移孝作忠。上下一致的宗法制关系维持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但是，到了封建社会后期，这个统治的基础开始动摇解体，清代的状况尤为严重，突出表现为贵族和普通地主子弟的堕落。例如清朝建立不久的顺治末年，八旗子弟就已经不习武艺；康熙皇帝斥责太子允礽“举动不法祖德，不遵诲谕，唯肆恶虐众，暴戾淫乱，难以尽言，……岂可托祖宗之宏业!”不禁为之“痛哭仆地”（《清鉴》康熙四十七年）；大臣徐乾学的子弟在外招摇纳贿，争利害民；张鹏翮的子侄在外指名要钱，成了《水浒传》中所写的高衙内似的无赖。普通乡绅子弟也大都不事读书、生产，相率偷惰成风。李绿园写他几十年所见说：“近来浮浪子弟，添出几种怪异，如养鹰、供戏、斗鹌鹑、聚呼卢（即聚赌）等是。我生之初，不过见无赖之徒为之，今则俊丽后生，洁净书房，有此直为恒事。”（《家训谆言》，《歧路灯研究资料》，下引此书只注篇名，不注书名）许多世家地主因此败落。例如《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袭父祖业，有二万余金；素不习治生，性复豪上，遇贫辄施，偕文士辈往还，饮酒歌呼穷日夜，不数年而产尽矣”（程晋芳《文木先生传》），成了封建家庭的叛逆；而更多的则生活糜烂，连人品也堕落了。诚如《红楼梦》中贾母所慨叹的：“如今的儿孙一代不如一代了。”

“兴废系乎时序，文变染乎世情。”（《文心雕龙·时序》）康、雍、乾三朝“外似升平，内实蛊坏”的虐政统治，使一代文学蒙上了浓重的阴影。学者为了远祸，而寄情考证，于故纸堆中讨生活；诗文作者多谀颂献媚，点缀升平，或为消遣应酬之作；小说戏剧则托古人古事，甚至要声明“无朝代可考”，“皆是称功颂德，眷眷无穷，实非别书之可比”。（《红楼梦》第一回）或者托之花妖狐魅，“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王士祯题《聊斋志异》的这两句诗曲折地道出了当时小说家为文字狱所迫的悲剧，同时也说明了一旦作“人间语”（描写现实生活）就很难从主观上超出封建文网的规范。

李绿园就是生活于这样一个时代的作家，他的《歧路灯》就诞生在这样一个政治和文化的氛围里，其成就与局限都与封建社会这个血腥盛世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