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论语·为政篇》第二十二章：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郑玄注：“不知可者，言不可行也。”孔安国注：“言人而无信，其余终无可。”朱熹说：“人而无真实诚心，则所言皆妄。”（《朱子语类》卷二四） 近人蒋伯潜区分信有二义：“说话必须真实；说了话必须能践言。”（《语译广解》）

“信”是孔子伦理思想的范畴之一。指待人处世诚实不欺、言行一致的态度。为儒家的“五常”之一。孔子尤其注重“信”，将“信”作为“仁”的重要体现，以为是贤者必备的品德，提出“敬事而信”“谨而信”（《论语·学而篇》）。《论语》中讲到“信”的地方不少：“信则人任焉”（《论语·阳货篇》），凡在言论和行为上做到诚实，就会得到他人的信用；“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篇》），当权者讲信用，百姓也会以真情相待而不欺上；“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篇》）；等等。孔子及后儒极重信，“言忠信，行笃敬”（《论语·卫灵公篇》）是孔门的处世原则。信，作为道德范畴之一，为历代儒家所提倡。

毛泽东常用孔子此语批评不守信用的人或事。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在洛阳发表了一个声明，即所谓《对张杨的训词》。1936年12月28日，毛泽东针对蒋介石的声明，引用孔子“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这句话，说：

蒋氏已因接受西安条件而恢复自由了。今后的问题是蒋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实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将全部救亡条件切实兑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蒋氏如欲在抗日问题上徘徊，推迟其诺言的实践，则全国人民的革命浪潮势将席卷蒋氏以去。语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蒋氏及其一派必须深切注意。（《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247页）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以张学良为首的国民党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深受中国工农红军和全国抗日运动的影响，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蒋介石倒行逆施，非但不接受二人建议，反而下令镇压西安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并命令张、杨继续率部“剿共”。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临潼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逼迫他联共抗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张、杨的抗日爱国行动，主张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这次事变，派出了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人去西安谈判。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八项抗日主张。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临行前，蒋介石还向张、杨作了停止内战、改组政府、改变外交政策、释放上海被捕的各爱国领袖等六项保证。看重义气的张学良对蒋介石深信不疑，决定陪送蒋回南京。然而，一离开西安，蒋介石的态度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于26日发表了《对张杨的训词》，极力掩盖西安事变的真相，对外称他在西安是被“反动派”包围，并将陪他回南京的张学良软禁，随后又对东北军和西北军进行分化和调离，不久杨虎城也被囚禁。

毛泽东针对蒋介石《对张杨的训词》写了这篇义正词严的声明。声明的开头，毛泽东对蒋介石的“训词”作了评价：蒋的声明，“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实为中国政治文献中一篇有趣的文章。”建议蒋介石如果要真心改变以前的错误做法，“就应该有一篇在政治上痛悔已往开辟将来的更好些的文章，以表现其诚意”，而“12月26日的声明，是不能满足中国人民大众的要求的”。毛泽东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局出发，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诚恳地劝告蒋介石认清形势，改正以往的错误，为国家民族利益考虑，与中国共产党携手抗战，并引用《论语》“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强调为人要讲求信用诚实，劝说蒋介石及其一派从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认清敌友，信守自己的承诺，履行在西安答应的各项条件，断不可背信弃义。否则，不守信用，不履行自己的诺言，必将会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必将被历史的浪潮席卷而去。

毛泽东在声明的最后表示，“蒋氏倘能一洗国民党十年反动政策的污垢，彻底地改变他的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的基本错误，而立即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军事上政治上俱能实际采取救国步骤，则共产党自当给他以赞助”，向全体民众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以及为积极促成全民族全面抗日局面形成的决心和诚意。

毛泽东引孔子“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八字真言，对西安事变刚刚脱身就开始违背诺言的蒋介石，会产生强烈的心理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