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大学》的这几句话让人很容易想起一个词:适可而止。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停住脚步,这样才能对眼前的形势和以后要走的路,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安身立命就应该讲究恰当的分寸,过犹不及,凡事要适可而止,留有余地,避免走向极端,特别是在权衡得失进退的时候,务必注意这一点,不能心浮气躁,一条道走到黑。
正如《菜根谭》里所说“花看半开,酒饮微醺”,这是一种境界,古诗也有云“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酒饮微醺正得其醺醺然然的快感,若是狂饮烂醉超过了微醺的度,那接下来不仅感受不到酒的好处,反而会头痛、呕吐,在生理上遭受痛苦。还有的人喝醉了之后会做出一些平日清醒时绝对不会做的事、如说错话,这就不仅仅是个人生理上的痛苦了,还会给其他人带来麻烦。
而花看半开也是如此,花未开时领略不到它的美,而花若全开也就离凋谢之期将近,最美便是半开时,就像是妙龄少女尚未尽褪孩童稚气,又未曾沾染成人的风尘,正是半开之花最美之时。
做人要有一种自惕惕人的心情,得意时莫忘回头,着手处当留余地。宋朝李若拙因仕海沉浮,作《五知先生传》:安身立命当知时、知难、知命、知退、知足,时人以为智见。反其道而行,结果必适得其反。
但是君子好名,小人好利,人们往往为各色欲望所驱使,身不由己,只知进不知退,得意处张扬跋扈,全然不会未雨绸缪。
长孙无忌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宠臣,他早年追随秦王李世民打仗,多有战功,屡有升迁。而且他的妹妹是李世民的结发妻子,贤良淑德,世人敬仰。有这两层关系在,李世民对长孙无忌是非常信任和重用的。
在李世民登基后,长孙无忌受封齐国公,但他从不倚仗自己的身份而骄横行事,每言大事必反复思量,然后方徐徐陈进。有人说他太过谨慎,长孙无忌就说:“身为重臣,当自知厉害,慎对宠恩。我若倚仗皇上垂爱,不知检点,乱进谏言,一来对皇上不敬,二来也会由此失去皇上的信任。怎敢大意呢?”
有一次,在朝会上商议讨伐突厥的事,有人借突厥发生内乱之机,主张发兵讨伐,以成大功。长孙无忌听后却久久不发一言,唐太宗就问他的意见:“你足智多谋,相信此事自有明断。你不做声,可是另有打算吗?”长孙无忌见皇上相询,这才上前应对说:“此事臣以为不可征伐。”唐太宗很奇怪,说:“你从前一向主战,今何致此呢?”长孙无忌说:“动止之间,全在变化,焉能不变呢?从前突厥与我为敌,不伐不行。如今突厥刚与我结盟,伐之失信,毁我天威。再说夷狄今已内乱,无力再侵我朝,这正是我朝求之不得的好事,何必多此一举呢?如果一兴刀兵,徒增烦恼不说,恐怕祸患将生,与我大唐有弊无利,故不应出兵。”唐太宗接受了他的谏言,说道:“动止之祸,你已言透了。朕若贪恋全功,只怕终有抱憾。”唐朝不攻突厥,突厥感恩戴德,最后归顺了唐朝。
这里长孙无忌说明了两个道理,一个是事情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对同一件事情的处理方式要根据它的变化而有所不同,要因地因时制宜;另一个就是要适可而止,表面上看来唐朝占了有利时机,可是如果因此而冒进讨伐突厥,后果却是自损大唐的威名,让其他附属国家认为唐朝不重结盟的诚信,也就会失去归顺的想法,从这一点来看大唐的损失要比得到的更多。
后来长孙无忌的权力过大,以至于许多人都不断上书攻击他。唐太宗没有猜忌他,却把这些表文直接拿给他看。长孙无忌背生冷汗,坚持辞官,还泣泪说:“陛下信任于臣,可是臣也不该让陛下为难。臣为国做事,本不在意身任何职,倘若为了那些身外之物而令天下猜忌,却非臣之所愿了。”唐太宗一口回绝。长孙无忌忧心更甚,对自己的家人说:“我虽然表面上受到尊崇,可实际上已经处在风浪中了。这个时候,若不知退让,只是倚仗皇上撑腰,只怕他日有悔。”他的家人反对说:“皇上不准你辞官,别人又能把你怎么样呢?他们嫉恨你,难道就让他们得逞吗?你也太软弱了。”——这就是世俗的看法,不明白物壮是不合于道的。
唐太宗李世民像
长孙无忌说:“只进不止,只能授人以柄,时间一长,皇上也会疑心。何况既是皇上厚爱于我,我又何必为了那些虚名而自树强敌,招惹祸端呢?”在他坚持辞官的请求下,唐太宗只好解除了他的尚书右仆射之职,但仍让他主持门下省的事务。长孙无忌还是推让,唐太宗下诏说:“黄帝因为得到了力牧,才能成为五帝中第一个帝。夏禹因为得到咎繇,才能成为三皇中第一个皇。齐桓公因为得到了管仲,才成为五霸中第一个霸主。我得到了你,才平定了天下,你不要再推让了。”
唐太宗还亲自作了一篇《威风赋》赐给他,以表彰他的功绩。长孙无忌深感其诚,这才勉强留在朝中。此事传出,人们对他的攻击也就戛然而止了。
事物是在不断转变的,今天的繁盛可能就是明天的衰败,谁也不能保证自己永远在一个永胜不败的境地里。所以说,在身处繁盛时期尤其要懂得“知止”,这样才能更准确地看清形势,做出更为正确的决策。这就是“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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