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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贵族联姻到民女入宫

时间:2022-07-15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栈潜的上疏与文帝的决定,说明皇后娶世族的标准虽被世人认同,曹魏皇室却并不买账。孝文改革后,北魏皇室利用自己掌控的最高统治权,把许多名门望族之女纳入后宫。北魏晚期后妃门第之高贵由此可见一斑。所谓变者,即自武后以山东寒族加入李唐皇室系统后,李唐皇室之婚姻关系经武氏之牵混组织,遂成为一牢固集团。

后人也许认为,作为君主的配偶,后妃必出自名门,才能与天下至尊相匹配。出身门第当然是帝王立后册妃的重要标准之一,但在实际执行中,也并不以一把名门高第的卡尺做简单化处理。从总趋势看,对后妃的出身,不同朝代就各有具体要求;即使同一朝代,对皇后与妃嫔的出身门第也往往是区别对待、灵活处理的。

◎汉代:从“多出微贱”到“微贱不宜”

实行娣媵制的周代,按《周礼》规定:天子娶大国之女,诸侯相互婚嫁,后妃自然多出自贵族。不过,自春秋礼崩乐坏,诸侯国君多娶如夫人,广置嫔嫱妾御,这些人中,有些尚是大夫之女,有的却是出身卑贱,故而称之为贱妾。据《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婴说齐景公“内宠之妾,肆夺于市”,这种从市井上公然豪夺来的后宫宠妾,出身门第肯定不会高贵。到了战国,这种趋势更为严重,亡国之君赵王迁的母亲是邯郸从事歌舞的倡伎,这在当时属于低贱的职业,但她却受到赵悼襄王的宠嬖,还为她废掉了嫡子而立迁为嗣君。春秋战国时期对正后嫡夫人以外妃嫔在门第上的忽略,与历史舞台上领主贵族逐渐退出,新兴地主阶级日益崛起的时代主旋律是合拍的。

秦汉之际,地主阶级作为统治阶级,其内部身份等级的结构性划分尚未严格与凝固,汉初出现的布衣将相之局就是明证。与此相对应,在册后立妃的标准上,君主也不太强调出身门第。正如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论定:“汉初后妃多出微贱”。汉武帝皇后卫子夫,身份低微,是武帝姐姐平阳公主家的歌女;李夫人也是歌舞乐人,出身于赵地倡伎之家。汉宣帝许皇后的父亲在她出生后,因过失被处宫刑,后来虽做到俸禄千石的宦者丞,门楣却并不光彩。赵飞燕出身官婢,尽管皇太后嫌她身份太卑贱,还是被汉成帝立为中宫。西汉虽有不少皇后出自公侯将相之门,例如惠帝张皇后、武帝陈皇后、昭帝上官皇后、宣帝霍皇后与王皇后、成帝许皇后等,但倘若与门第微贱的后妃结合起来考察,可以看出门第高下并不是西汉纳后选妃时不可逾越的标准。

东汉是世家大族睥睨百官、称雄天下的时代,这也折射到选择后妃的标准上,那就是门第成为不可忽视的因素。东汉一代,虽然也有灵帝何皇后那样屠夫家的女儿,但列入《后汉书·皇后传》的其他皇后无不来自大族豪门或功臣名将,何皇后仅是特例而已。汉桓帝在邓皇后被废后,采女田圣正受宠幸,于是准备立她做皇后。而这时窦武之女已是后宫贵人,窦武是东汉功臣、河西豪族窦融的玄孙。于是司隶校尉应奉、太尉陈蕃等纷纷上书进谏,认为窦氏良家,田氏出身卑微,不宜入居中宫。桓帝不得已,只好立窦贵人为皇后。这次君臣较量的结果说明:皇后宜出自世家,已经被确认为择后的先决原则。

◎门阀时代:“必择世德名宗”

汉魏六朝是士族门阀占统治地位的时代,这种政治局面不能不左右着这一时期各朝君主的择后标准。

三国时代的曹魏是由非世家大族出身的曹操奠基创立的,在立后上倒并不强调门第。魏明帝在未即位前曾娶河内世族虞氏为妃,虞氏在其即位后却没能立为皇后,怨望之余说了一句:“曹氏本来就喜欢立贱人!”就为这句话,她被黜出宫掖,送还旧都邺宫。不过,虞氏这句话却是言之有据的。魏文帝曹丕在赐甄皇后自杀后,打算立郭贵嫔为后,而郭氏只是在丧亲流离中被人收养的女子。消息一出,中郎栈潜上疏反对:“立后是一件慎重的事,一定要娶先代世族之家,选择贤德淑女来统率六宫。现在如让贱人荣贵,恐怕将来会乱从上起。”但是,文帝还是册立了郭氏。栈潜的上疏与文帝的决定,说明皇后娶世族的标准虽被世人认同,曹魏皇室却并不买账。接下来的明帝郭皇后,全家在魏初因反叛而籍没入宫,从门第来说仍不脱卑贱,难怪虞氏要发出曹氏好立贱的不平感慨。

晋代立后,已经无不聘自大族名家。若将两晋诸帝在位期间册立的皇后姓氏族望与父祖三代官职列一简表,便可一目了然。

据《晋书·后妃传》,两晋诸帝在位时共册后十四人,出自太原王氏的三人,弘农杨氏、颍川庾氏、河南褚氏的各二人,琅邪王氏、泰山羊氏、京兆杜氏、庐江何氏各一人,即便那个被后世唾骂的惠帝贾皇后,平阳贾氏也不失为响当当的世家大族。

十六国与北朝尽管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却也深受汉晋以来择后立妃门第观的影响。前赵主刘聪立后时,尚书令王鉴就主张“必择世德名宗,幽闲令淑”。孝文改革后,北魏皇室利用自己掌控的最高统治权,把许多名门望族之女纳入后宫。孝文帝纳博陵崔挺之女为嫔;宣武帝的九嫔之一是清河崔亮的女儿,李彪之女也成为其婕妤,琅邪王肃的孙女则是他的夫人;孝明帝又聘王肃的另一孙女为嫔。这些都是大家闺秀。北魏胡灵太后在为儿子孝明帝选择后妃时,出于光宗耀祖的私心,想让堂侄女当皇后,故意压抑送选的博陵崔氏、范阳卢氏、陇西李氏等名门大族之女,只给她们世妇的名位,激起这些世族的强烈不满,联手上朝诉讼。北魏晚期后妃门第之高贵由此可见一斑。

与北朝先后对峙的南方各朝,寒族势力有所抬头,在择后立妃上对出身门第不再像两晋那么苛求。《宋书·后妃传》说:南朝刘宋的后妃“所选止于军署之内,征引极乎厮皂之间,非若晋氏,采择滥及冠冕也”,也就是说,刘宋征选后妃的对象只限于军队将领与仆役小吏的女儿,不再像两晋那样把大姓高门一网打尽。据说,南宋明帝迷信卦筮,他为太子聘妃,认为选送上来的名家大族之女都不合适,最后相中了北中郎长史江智渊的女儿江简珪,成为后来后废帝皇后。江氏是小族,没有世家大族的强势背景,卜筮下来却最吉利。南齐郁林王纳妃何氏,因她出身孤门,曾有过不与联姻的意图,朝臣王俭说:“作为将来的外戚,只须士族门第就行了,不必强门峻族,何氏正相宜。”这才把婚事定下来。南朝择后之所以不求大门望族,无非担心外戚族大势盛,威逼皇权。在这一方面,南朝诸帝也许是汲取了两晋的前车之鉴。

◎唐宋:择后观的转变

隋唐之际皇室婚姻观念,仍然崇尚门第,用陈寅恪的话来说:“不仅同于关中人之尚冠冕,兼具代北人之尚贵戚。”这是因为隋唐皇室同为关陇胡汉集团的缘故。不过,地主阶级中庶族与士族势力消长盈虚、趋同融合的势头,在隋唐之际已经开始,而出身汉族的武则天被立为皇后,则是唐代择后观念的一大转折,也是寒族势力不容忽视在立后问题上的折光。陈寅恪指出:

唐皇室之婚姻观念,实自武曌后而一变。所谓变者,即自武后以山东寒族加入李唐皇室系统后,李唐皇室之婚姻关系经武氏之牵混组织,遂成为一牢固集团。

这就是李武韦杨婚姻集团,而牵入这一婚姻集团的高宗皇后武则天、中宗韦皇后、玄宗杨皇后、武惠妃、杨贵妃等多是山东寒族,比起东汉以来到隋唐之际那些出身名门的后妃来,她们的门第相形逊色。难怪骆宾王起草《讨武曌檄》,指斥她“地实寒微”,“窃窥神器”。武后之立对以往择后门第观的强劲冲击,具有开辟荆棘的作用。据两《唐书·后妃传》,安史之乱后诸帝在位时所立的皇后,除宪宗郭皇后是郭子仪的孙女,代宗沈皇后“世为冠族”,尚称大族名门,其他诸后,或是不详其里贯(例如代宗独孤皇后),或是失载其谱系(例如德宗王皇后、昭宗何皇后),或是曾没入掖庭(例如肃宗吴皇后),至于诸妃几乎都是族系不彰,出身卑微。当然,地主阶级的士庶差别要迟至唐末五代才基本消泯,故而武则天以降,因门第显贵而入选后妃,仍时有所见。除上述代宗沈后、宪宗郭后外,睿宗窦皇后、玄宗王皇后也都是名门世家。据《因话录》记载,玄宗纳柳婕妤,就是柳氏乃蒲州大姓,朝廷联姻,“奕叶贵戚而人物尽高”,也就是说,世系尊贵,族脉发达,人物都高雅,女子多贤淑,才可以胜任后宫内职。

经过唐宋之际的社会变动,进入宋代以后,已经填平了庶族地主与士族地主的鸿沟。“婚姻不问阀阅”,逐渐成为社会普遍认同的婚姻观,宋代立后选妃也没有了门第方面的限制。唐宋两代在后妃门第上的这种深刻变化,有史家根据《新唐书》与《宋史》的《后妃传》及相关列传,统计列表揭明如下。

该表反映出宋代立后选妃标准的三种走向:

其一,选于衰旧之门。宋真宗刘皇后以皇太后身份为仁宗立后,选了中书令郭崇的孙女,道出了个中隐衷:“自古外戚之家,很少能以富贵来保全自己的。所以要从衰旧之家选择后妃,这样或许可以避免将来扰乱朝政。”所谓衰旧之门,就是指先世曾做过显宦,今已家道中落的人家。表中宋代十一位后妃出身三品以上高官家庭,基本上属于这种情况。仁宗沈贵妃是太宗朝宰相沈伦的女儿,但沈伦死后,家道困顿,子孙甚至靠变卖银器来维持家计。神宗向皇后是真宗朝名相向敏中的曾孙女,但也家世败落,后代子孙清贫一如寒士。理宗谢皇后的祖父谢深甫在宁宗朝任相,但到谢皇后少年时,家业早已破败,以至她不得不亲自汲水煮饭。

其二,不选贵戚之女。宋哲宗选立皇后时,他的祖母高氏正以太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对宰执大臣交底道:“不要选自贵戚之家。这些人家的女儿恐怕很骄,一骄,入宫后就难教化。”与这一原则相适应,由表中体现出来的,就是出身于中低官僚家庭的后妃占有明显的比例。高氏之所以为哲宗选立孟皇后,就因为她的父亲只是从八品的小官,而其祖父也不过是从五品的防御使,属于那种居家不骄而入宫易教的对象。高宗邢皇后的父亲官仅七品,孝宗夏皇后家只有祖父做过九品县主簿,度宗全皇后的父亲也不过是六品知州。这些皇后都是出身于小官门户的所谓小家碧玉。

宋真宗李皇后

其三,不避寒微之家。表中显示,宋代后妃约有半数来自于非仕宦出身的寒素之家。宋真宗刘皇后的遭遇最为典型。她是个家世贫寒的川妹子,嫁给锻银匠龚美后辗转来到东京,沿街打造妆奁器皿。大概难以维持生计,龚美又将她改嫁给当时尚是襄王的真宗。真宗即位,她晋升为美人,因为娘家无人,就把前夫龚美认为兄弟,让他改姓刘。她聪敏能干,自郭皇后死后,真宗有意立她为后,朝中却有大臣激烈反对,认为她出身太寒微,不能母仪天下,不如立出自相门的沈德妃。但真宗坚持册立她为皇后。虽然入主了中宫,门第始终是刘皇后的一大心病。她曾向真宗说起,权知开封府刘综是亲戚。不料面对真宗询问,刘综断然否认:“臣本河中府人,出身孤寡,从未有亲戚在宫中。”即便她以皇太后身份在仁宗初年临朝听政时,仍试图让自家的门楣光彩些。有一次,她单独召见权开封府尹刘烨说:“听说你家是十几代的名族,我想看一下你的家谱,恐怕我俩是同宗吧!”刘烨连称“不敢”。后来,刘太后多次穷追不舍,刘烨知道这事不好办,便在一次殿对时,假装中风倒地,这才找到请求外放的借口,避免了一场麻烦。刘皇后认宗,固然暴露出她自卑而虚荣的内心世界,但她出身卑微仍能尊为国母,毕竟反映了宋代择后观的巨大转变。

有宋一代,出身平民的皇后还不止刘皇后一人,哲宗刘皇后也家世寒素,将立之时,有言官甚至谏阻道:“这是以妾为妻,伤风败俗。”徽宗郑皇后的父亲原是开酒肆的;高宗吴皇后的父亲是一个珍珠商;孝宗谢皇后幼失双亲,由别姓收养成人;宁宗杨皇后连自己的姓氏籍贯都不知道。这些还都是册立为后的,至于妃嫔中出身寒微的更不胜枚举,以致司马光说:“致有军营、市井下俚妇人杂处其间”。例如,徽宗刘安妃出身酒保之家。而高宗生母韦贤妃与其姊姊在少女时代都是名臣苏颂的家婢,她在苏家每夜遗尿不止,苏颂说:“这是大贵相,不是我这里所能安顿的。”这才被送入宫掖。

总之,宋代立后册妃,不但没有隋唐讲究的门阀标准,而且不崇尚仕宦之家,以至小官门户与平民家庭的女子也大量进入后宫,这是赵宋皇室婚姻观较之前代的重大进步。然而,只要君主体制没有变,后妃制也不会有本质的变化,即便择后立妃观念的改变,也决不会为那些小家碧玉与平民姑娘们带来福音。

◎明代:“后妃多出民间”

如果说宋代选后立妃,勋戚大臣之家还占一定的比例,明代则连这条都尽量避免。除了明成祖徐皇后,朱元璋出于与淮西集团政治联姻的考量,选立了开国大将徐达的千金。其后,明代各帝的后妃无不选自民间的儒族单门。综观《明史·后妃传》,成祖以后的后妃,几乎都不列其父祖的仕宦;而据《明史·外戚传》所载,这些后妃之父在其女入选以前,即使担任中低级官职者也屈指可数,而门第寒微者却为数不少。

明宪宗邵贵妃出身贫寒,其父以淘沙换钱来养家糊口,后来当上了漕运卒,还是养不起女儿,把她卖给了杭州镇守太监。她的聪慧伶俐讨得了太监的喜欢,教她读些唐诗宋词,几年后出落得知书识礼而楚楚动人。太监就带她回京入宫,遇上了皇后遴选掌礼的宫嫔,相中了她。

明熹宗张皇后出身更苦,是不知其父母的弃婴。养父张国纪是一个管粮的役吏,在清晨去收租的路上发现了她,见她一夜霜雪居然还未冻死,便抱回家收养。养到十四五岁,见她姿色绝世,养父打算纳为偏房。不料三次进房,每次都晕倒在地,认定她是大贵之人,这才仍以父女相处,直到她入选为皇后。

对明代后妃必选自民间,明人于慎行在《谷山笔麈》里有一段议论,大意说:

本朝后妃大多出自民间,勋戚大臣的女儿都不能选立。这也是时势使然,而对国家有益。民间女子,平生所见,本来就很少有奢侈华丽的东西,一旦享受到最尊贵的待遇,就会出乎意外而不敢造次,她对服饰器物,一定会珍惜,不至于暴殄天物。而且在人主左右也一定能把民间见闻,朝夕向人主陈说,让人主知道民间疾苦,这比师保臣下对人主的训诫进谏还要胜过万倍。

说得似乎有点道理,不过仍未透彻指出这是时势使然。首先是门第观念的历史嬗变使然。到了明代,士农工商同为天下四民,四民之间并无判若泾渭的等级差别,这一观念已为社会普遍认同。这是明代择后册妃门第等级观进一步淡化的历史大背景。其次是封建统治的历史经验使然。后妃之家越是寒素,她家与整个官僚集团的联系越是隔绝,外戚干政的可能性就会相应递减。而君主对后妃也更容易摆布与掌控,因为在君主看来,只消稍稍给她一点物欲享受,她就会感激涕零而不敢造次。当然,恐怕这是人君的一厢情愿,实际上,出自民间而一入宫闱的后妃,穷奢极欲而暴殄天物者何尝少见。至于说人君能因此知察民瘼,也许只是对君主贤明的粉饰而已。

◎一个总体性的回顾

总之,在立后择妃的门第观念上,经历了一个横S形的演变过程:由三代春秋娣媵制下的贵族通婚,下降到西汉时期不重出身;自东汉以后联姻世家到隋唐之际的妙择令族,是最讲究后妃出身门第的时代;自唐代开始,门第观念有所松动,经唐宋之际社会变动,门第观念又呈下降趋势,降至宋明两代,平民之女也可以入主中宫。

从总体上说,每个朝代的立后标准总要比择妃来得严格,这是受嫡庶名分的传统影响。即便最重阀阅的六朝,只要是妃嫔,在门第出身上也还是可以通融从宽的。例如,晋惠帝谢夫人,家世贫贱,父亲以屠羊为职业,只因姿色娴美而入选后宫,封为才人。南朝宋明帝的陈贵妃,也是屠家女出身,穷得只有两三间草屋。陈后主的宠妃张丽华则是大兵之女,家境贫寒,父兄只能织席谋生。辽金元实行世婚制,皇室与后族世为婚姻,立后有一定之规,选妃却并不拘泥于族姓。金废帝完颜亮有个侍寝妃,号为“花不如”,最受宠爱,白天击毬打猎,晚上抱衾侍寝,出入无不随从,却来自于长安贫民之家。金宣宗的妃嫔也多出自微贱,后人有宫词讥讽道:“承恩原不嫌卑贱,新得佳人白酒庞。”庞指的是庞贵妃,看来她的出身与酒肆有关,应该是酒店主或酒保的女儿。

宋仁宗曹皇后

反之,即使在不重门第的宋代,对皇后的出身总要比妃嫔来得挑剔。宋仁宗在郭皇后被废后,不顾大臣反对,准备立京城富民陈子城的女儿为皇后,正在翻查黄道吉日,见一个贴身宦官进来,就喜滋滋道:“你还不祝贺我吗?我选得皇后了!”宦官问明情况,说:“子城原是大臣家奴仆,富民的身份是用钱买来的。陛下如娶奴仆之女正位中宫,难道不羞对公卿大臣吗?”仁宗这才改立曹皇后。同样,宋高宗即位,曾打算立潘贤妃为后。她的父亲做翰林医官,当时是被人瞧不上眼的伎术官,有大臣以此为谏,高宗也只得作罢。可见,尽管宋代小官门户与平民女儿都可以入选后宫,但在立后时,对有些太低贱的出身还是有所避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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