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山上的七天七夜

1959年4月底5月初，巴音布鲁克草原鲜花盛开，一群一群的马啃着一望无际嫩油油的草。测量健儿即将拉开征服白雪皑皑的哈尔克山三角点的帷幕。

哈尔克山面对草原，壁立千仞，令人望而生畏。从正面根本无法攀登，我和战友只能绕到山背后，沿着几乎垂直的常年被雪水冲刷的大沟，从其右侧山梁攀爬。

这个三角点全名曰“江岭哈尔托尔盖基线网东扩大点”，简称“江点”，建造的是“墩标”。墩标本身就意味着该三角点最艰险、最难攀登。正因为如此，只有经上级批准才能建造“墩标”。中队长陈祥知道登此山非常困难，特地从外组赶来支援我组。由于登山困难，不能让司光员上山司光了，观测员只能对其他相关联的点白天照准圆笼（也称标笼，墩标的组成部分，位于仪器墩上方2米处，直径0.5米，木质，刷红白漆各半，是照准的目标）观测。

邵世坤（后）与陈祥2010年11月摄于衡阳石鼓书院

东方初亮，我和陈祥（健在）、武海宽、祝良佐（健在）等一行5人，背上T3仪器和必需的装备以及10天的口粮——大饼加咸菜，向山顶冲刺。

3个拽绳攀登者，“长颈鹿脖子”刚起步　陈祥摄

爬山的路线很像一个长颈鹿脖子。由驻地南行，沿着坡度约40度的“长颈鹿背”缓爬，约4个小时后到达“长颈鹿脖子”之下。“长颈鹿脖子”凸显山势之险恶：左边是万丈深沟，右边是嶙峋惊心、60度以上的岩石坡，两边都无路可走，只能沿着“长颈鹿脖子”硬着头皮爬。脚下多长方形风化硅质片麻岩，坚硬锋利，落着一层薄雪，非常滑，常常是走一步退半步，有时上一步下滑一米多。登山者只能全身趴在片麻岩上，以增加下滑阻力。越爬越陡，坡度渐升至七八十度。此时如果单脚滑下去，将顷刻间粉身碎骨。为了确保完成任务，我背着T3仪器，前面由祝良佐背着T3脚架，他用绳牵引着负重的我往上爬。祝良佐爬到约10米处，将身体设法固定稳住后，我再牵引绳子往上爬；爬到祝的脚下后，祝再往上爬，就这样一节一节地往上倒。牵绳绝不能用力拽，只能起到一个平衡身躯和稳定心态的作用，如果用劲拽，牵绳者就会滚下来，撞上攀爬者，两人都将命归西天。整个过程眼睛都不能向下看，白云在头顶翻滚，庞然大山呈现出一副随时即倒的动态，使人晕眩，若腿一软，当下就玩完。祝良佐偶尔向下看一眼是必需的，但他的常态只能是目视远方。只这一眼，我相信，祝良佐的平衡感和心理定力是出类拔萃的，是潜在的登山冠军。我与祝良佐怀揣一个信念，只有不怕艰险，勇敢地爬上去，才能完成任务。每每念及任务，念及人民的重托，我俩就勇气倍增，忘了死与不死的问题。这一险段与“长颈鹿背”约有300米的高差，不知耗时几何，但连带从驻地出发所走的路，全程用了10个小时，终于顺利登顶。是顺利，不死不就是顺利吗？还有何求，还有何求！我顺利，故我在！祝良佐顺利，故祝良佐在！陈祥等3位战友顺利，故陈祥等3位战友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战士啥样？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战士就这样！谁接过了红军的枪？我们接过了红军的枪！大家虽然都汗水湿透全身，却都感到倍儿爽。才一登顶，我就夸祝良佐脚跟子稳；而祝良佐却说，你更厉害，小腿才被狗咬，背的仪器又比脚架重许多。

我和武海宽投影后，将圆笼取下，着手观测。其他三个战友为我和武海宽建造安身立命的家。由于帐篷当初就被视为无法运至山顶的奢侈品，眼下只能把积雪铲平，用下边的坚冰造床。冰床很快造出，但遗憾的是中间凸着个约4公斤大的西瓜石。先铺上行李布包皮，再铺狗皮褥子与被子，床就又兼沙发了，我和武海宽有“家”了。考虑到下山更难：下午片麻岩下的冰开始融化，不能立着下山，只能坐着一点一点往下蹭，我和武海宽催三个战友尽快下山。

该点是扩大点。最长边50公里，最短边10公里，且又不在一个水平面上，最高点垂直角为＋2°，最低点为－4°，6个方向组成15个单角，每个单角要测6测回，计基本测回为15×6＝90（个）测回，即便是调来全国最优秀的观测员来观测，在我看来他也会头痛的。

该点海拔高度约4 000米，对我和武海宽来说，高是高了点，但能扛得住。1957年的四川江油龙日坝—广元一等三角点的磨砺，使我俩在精神和体力两方面都能够应对眼前的山高与天寒。把生命之钢用在刀刃上，我至今仍觉得自豪。

其他三人下山后，我和武海宽急急忙忙地啃了几口凉饼，抓了一把雪润润嗓子，就开始观测。6个方向最高的姜太勒米堤点，山头被云烟笼罩，最低点基本被雾吞没，都观测不成；剩下4个方向，测了十几个测回，只好收测。到了晚上，天气好转，6个方向，5个基本都测出来了，但因缺1个方向，也不能全方位观测，测了近20个测回，只能鸣金收兵。

一天劳累，甚感疲惫，正好一试新家滋味。仰面放翻，能见度非常好，大有伸手把月亮拽下来的感觉。我看着月亮上的环形山，仿佛看到嫦娥在广寒宫哭泣。她是多么孤独凄凉啊！我觉得自己和战友一点也不孤独凄凉，我和战友都信心满满，枕戈待旦，以迎接明天的战斗！就这样，我俩身盖满天星斗的花被，铺着一片纯洁的雪毯，很快进入了梦乡。山头眼下花被雪毯，一片寂静心上天；山脚昔日野狗撕咬，恶声腥气逐浪高。生活啊，生活！

1957年8月底9月初，在四川广元作业，观测组全体人员合影

观测组部分人员留影

前左邵世坤，前右李德善，李德善后架仪器者为武海宽；后右祝文瀚、赵飞、陆长科等

我俩盖一床被子，上面是皮大衣，再上面就是帆布。早晨睁开眼，发现露出被子的脖子周围及眉毛、胡须都挂了霜。我放眼四周，雾漫漫，心也湿漉漉的，正感觉着像是要下雪，雪花就那个飘飘地落下来了。大雪下得紧，不到1小时，就下了50毫米，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只好坐起身除雪。这一除雪不要紧，雪就往被窝里滚。我俩再没有勇气往被窝里钻了，因为被窝里凉冰冰的，只好穿着皮大衣来回踱步。谁知踱步更艰辛……3个小时后，天气晴朗起来，行李布包皮全湿了，摸摸狗皮褥子，也水水的，唯有被子还好吧，但也潮乎乎的。这可怎么办？今晚怎样过夜呢？铺在雪地里晒被褥，上面会干一点，可是下面必定还是湿的。还是武海宽聪明，他想了个办法，把脚架支起来，用绳子一头套在仪器墩上，一头拴在脚架上，就开始晒起被褥来。这办法很有效，烈日当空，晒得狗皮褥子直冒水烟。

到了下午，天气更加晴朗，6个方位全出来了！群山峰顶一片白，山下万顷草原绿油油。我俩赶忙操作，一个下午测了近30个测回，任务过半。到了晚上，5个方向都出来了，测了不到10个测回，只好收兵：有的水平角已测了4个测回，再测下去，《细则》就不允许了。

今夜无语，世界静悄悄。被窝冰冰凉的，裸露在外的鼻子就只能以冻来形容了，但瞌睡来了，还是能睡着。

第三天，云来雾去，山头时隐时现，无法工作。晚上等到9点多钟，天气仍不见好转，我俩正准备钻被窝里，狂风大作，夹着雪粒无情袭来，被褥即将被掀飞，我和武海宽七扯八拽的，将被褥往屁股底下塞，费了好大力气，总算压住了，我俩用帆布包裹着，肩并肩坐在被褥上，一动也不敢动。一坐两小时，风才慢慢停下来。少顷，月上东山。我和武海宽赶紧起来，抖落被褥上的雪。然而，再抖也抖不干净，雪粒已经粘牢了。夜才往深处走，离天亮还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俩只能下大力气重整床铺，而后钻进被窝睡觉。没想到，这一回钻进去不灵了，都冻得发抖，想抱在一起取暖，但西瓜石相隔，无法抱紧，只好爬起来。我想，借着月光建造一段雪墙就不会如此挨冻了。于是，一夜之间，我俩建造了一段长2.5米、宽2米、高1.5米的梯形雪墙，用铁锹拍得瓷瓷实实。这一夜，不仅未尝冻滋味，造墙还累得我俩直冒汗呢。生活啊，生活！

从饮食角度讲，自第二天后，我和武海宽适应了高山反应，不吐了，想吃点东西了，但每天只能吃半斤多冻饼。强烈的紫外线照射，使我俩的嘴角都干裂，出血结痂，张不开嘴，只能把冻饼撕成碎片，一片一片向口里填；间或把雪团成直径十几毫米的球球往口里塞。

第四天，天气虽然晴朗，但山头还是露不出来。我俩抓紧时间晒被褥。这次晒得时间较长，基本都干了。一直等到晚上八九点，天气还不见好转，且乌云逐渐聚多，我看没有希望了，就叫武海宽一同钻被窝。刚钻进被窝，不到半小时，狂风大作，夹着乒乓球大小的冰雹向我俩无情砸来。砸在昨天的雪墙现如今的冰墙上，咣咣的。雪墙白天经太阳洗礼，晚上就变成冰墙了，风再大，冰雹再撒野，也纹丝不动。此夜我俩安然无恙睡着了。此夜承前启后，对维持我和武海宽的生命意义重大。

第五天至第七天，天气时好时坏，测测停停，停停测测，一直到第七天下午，才完成任务。所测成果质量上乘，重测数在10％左右，还是个优级品呢。

第七天晚上，身为组长的我通知他们仨，明早上来搬家。那时候没有对讲机，他们仨只有爬上一个小山头，才能看见我发出的回光灯信号。为了避免片麻岩下的冰融化所带来的安全隐患，最后我用信号强调：越早越好。

战友十分明白早点上来的重大意义，子夜刚过，即起程摸黑赶路，天刚亮，就爬到“长颈鹿脖子”下了。当我俩在山顶与战友会合时，我感动得流下了热泪。60年后的今天，当我写到这一段时，仍然泪花沾湿睫毛，心想：我和武海宽的这些兄弟有多好呀，当年如果没有他们仨的全力配合，我俩就下不来了。

在这七天七夜里，暴风雪夜间袭击了3次，白天遇到了一次强劲风，至少为10级。在冰雪山巅，狂暴的风老爷突然来了，崖为之颤栗人已乏透了……数年后，我听京剧《沙家浜》唱腔“八千里风暴吹不倒，九千个雷霆也难轰”，太有感觉了。

在这七天七夜里，我与武海宽没吃一口热饭，没喝一口热水。七天七夜下来后，我感到身体陡然不行了：胃是凉的，全身没有一点热乎劲，力气全无；周身关节麻木，并有微痛感，膝盖骨疼痛明显；脊背最严重，像嵌着一块门板，成了死肉；唯有脑子十分清楚，老想吃一碗烫嘴的油厚肉肥的羊肉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