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创作《安娜·卡列尼娜》是受到普希金的影响的。据作家的妻子索菲亚回忆，托尔斯泰有一时期手边经常放着普希金的作品集和评论文章，他开始研读普希金各种写作片段，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写作。他说：“我跟普希金学习了很多，他是我的文学之父，他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1]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指出了托尔斯泰与普希金之间的创作根基是很相近的。“《安娜·卡列尼娜》就其思想内容而言不并不是什么新东西，我们以前不是没有所闻。没有这部作品，我们当然也可以向欧洲直接指明它的渊源，即普希金”[2]。
托尔斯泰的确发展了普希金的创作手法，再生了普希金构思中的主题和形象，并使之完善成熟。根据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回忆，托翁对普希金未实现的那些构思进行了研究，并从中获得了启发。作家的确找到了那样一些日后成为他小说创作一部分的创作片段，如托尔斯泰读了普希金构思的一部女主人公为齐娜伊达·沃尔斯卡娅的小说片段后，无疑为塑造安娜这个人物找到了新线索，“她的行为不容原谅，……她身上有很多好的东西，也有不好的东西，不过没有人们想象得那样糟糕，但是激情摧毁了她”[3]。这似乎是暗示了托尔斯泰未来小说的扉页题词“申冤在我，我必报应”。综观小说《安娜·卡列尼娜》，这不就是一部展现安娜是如何被激情毁灭的小说吗？普希金创作的关于齐娜伊达的小说的主要情节成为托尔斯泰创作安娜·卡列尼娜这个形象的参照蓝本：爱上沃伦斯基后，齐娜伊达感到很厌恶自己的丈夫，有一次，她走进丈夫的办公室，锁上房门，向丈夫承认，她爱上了沃伦斯基，不想欺骗丈夫，不想暗中维持这种婚外恋情，所以提出离婚。安娜与齐娜伊达不是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吗？此外，在某些描写细节上也可以找到普希金作品中的痕迹。如齐娜伊达·沃尔斯卡娅指责情人瓦列利安·沃伦斯基那段被托尔斯泰所利用，安娜与沃伦斯基吵架那个场景就是对此情节的发展和改写。有趣的是，托尔斯泰在创作《战争与和平》中的娜塔莎时，发展了普希金的达吉娅娜形象，不仅告别自己浪漫的过去，而且开始完全献身于家庭，相夫教子，在娜塔莎身上延续了普希金的理想；而在创作《安娜·卡列尼娜》时，则采取了逆向写作手法，让人物安娜丧失了《叶甫盖尼·奥涅金》中迫使达吉娅娜拒绝奥涅金的爱情的伦理美德，小说情节不是建构在忠诚的悲剧基础上，而是建构在背叛的悲剧基础上的（эйхенбаум， 658）。当然这种建构开始于《家庭幸福》，经历了《战争与和平》（娜塔莎曾不顾与安德烈的婚约，移情阿纳托利），最后走向《安娜·卡列尼娜》。
很多批评家都指出了《安娜·卡列尼娜》与俄罗斯19世纪三四十年代小说的家庭小说和爱情小说的相似性，认为它是向古老的贵族文学回归，指责作家塑造的安娜是一个对当代而言毫无特色的普通妇女的形象。不可否认，安娜是由达吉娅娜发展而来，更接近于普希金的齐娜伊达，与《当代英雄》中的维拉极其相似，但是就形象的完整性、普适性而言，哪一个能与安娜相比呢？
俄罗斯19世纪70年代的小说开始远离家庭小说这条支脉，而转向社会小说（以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谢德林为代表）。但是谢德林对小说的这种发展趋势感慨道：“我觉得小说逐渐失去原有的土壤，如家庭性以及属于它的一切，开始改变了自身的性质，小说（至少在今天的小说出现之前）大部分是以家庭小说为主的，剧情开始于家庭，没有走出过家庭，而且结束于家庭。不论是正面意义的英国小说，还是反面意义的法国小说，家庭都在小说中占有了首要地位……现代人的小说已经走到大街上，公众场合，无所不在，就是不在家里，而且以各种各样的甚至是预见不到的方式来解决”[4]。就在小说的发展开始走出家庭空间向外伸展的时候，托尔斯泰坚守了这一西欧小说传统，开辟了自己独特的文学道路，肩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他说出了俄罗斯家庭小说最时新的话。在《战争与和平》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发现了托翁的“家庭思想”。当然能代表托尔斯泰这一时新话语的就是他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安娜·卡列尼娜》是世界文学史上唯一一部包罗万象的小说，它包括了很多不相容的东西：激情的内部历史，社会生活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地主经营管理问题，科学、哲学和艺术问题。很少有人能够做到不借助结构构思手段将这么丰富多样的东西杂糅在一起，小说建构在非常开放的、普通的平行发展的两条线上。即使有时候这些线之间会发生某种交叉，如吉蒂和沃伦斯基，安娜和列文的联系，但是这些都只是虚线而已。有些批评家对此也提出质疑，托尔斯泰解释说：“这些联系不是建构在情节和人物的关联之上的，而是建构在内部联系之上的”[5]。这部小说最初的构思是按照欧洲的模式，某些地方很像英国的家庭小说和法国的婚外情小说传统的结合。法国批评界甚至流行这样的说法：“本质上说，在法国文学中有很多类似《安娜·卡列尼娜》的小说，不应该忘记，托尔斯泰受到我们的人民的影响，与我们伟大的作家有着很友好的往来，这就是安娜·卡列尼娜在很大程度上令人想起包法利夫人的原因”[6]。但是法国的爱国主义评论家们没有看到，托尔斯泰既继承了欧洲的传统，同时又克服了这个传统。
在小说的最初设计和草稿中，托尔斯泰只安排了三个人物，妻子、丈夫和情人（加金），以及人物的联系中介斯捷潘。对女主人公的态度基本上追随小仲马书中的观点，只是不同意他的“不忠则杀之”的观点。起初的构思是小说的悲剧人物是丈夫阿列克谢·亚历山大洛维奇，他离婚后抑郁而死，而移情别恋的妻子安娜离家卧轨，后来小说发生了很多变化，人物增多，出现了列文这个新人物，意味着作家对卡列宁和安娜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最初影响作家的小仲马的纯爱情情节后来已经不能满足托尔斯泰，于是作家在小说中加进了城乡对立的主题，列文形象的出现成为诠释卡列宁的参照物，卡列宁被贬低，被变成一个典型的官僚机器，从而以贬低卡列宁的方式抬高了安娜，卡列宁不能也不该再扮演悲剧的角色。在《克鲁采奏鸣曲》中托尔斯泰又回到了最初的构思，局限在婚外情的框架内。而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他解决了这个框架问题，并走出了这个框架。斯特拉霍夫一直与托尔斯泰保持通信联系，并与之探讨妇女问题，他一直关注这部作品，并总是给予及时的反馈。他认为，“托尔斯泰的高明之处在于对安娜的激情的处理上‘既不理想化，也不贬低它’。他做得特别公道，安娜不断地激起人们对她的怜悯，但是任何人都很清楚，她是有罪的”[7]。
从历史主题转向家庭主题小说创作对托尔斯泰本来而言不是偶然的。历史情节和非历史情节对于作家而言好像没有原则性的区别，《战争与和平》这部小说本身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部小说囊括了人类生活的全部领域：从个人、家庭问题到历史、人民的问题。
创作《安娜·卡列尼娜》这部小说的历程是与爱情小说传统做斗争的历程，作家一直在探索走出爱情小说的拘囿而步入人类关系的宽广领域。这部小说是非常有张力的，小说内部隐含着巨大的动感，这是一个辩证的统一，是作家经历的复杂的心智过程的结晶。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